于光远生于1915年7月5日，2013年9月26日去世，享年98岁。1948～1975年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1955年被推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学部委员。1964年任国家科学委员会副主任。1975年以后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

2018年12月18日，于光远获“致敬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中国智库建设40人”。在2022年12月18即将到来之际，我愿意将先哲于光远对我两次耳提面命就教于诸君同仁。

我有幸两次当面聆听于老的教诲，一次是1995年底在上海应约与于老谈“哈尔滨的冰灯艺术”；另一次是2005年5月在北京于老的家聆听他对“人工的自然”的理解，现在回想起来难以忘怀……

一、我与于老邂逅于上海冰灯艺术

1995年底与于老的相见，缘于我在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社科所从事冰雪文化理论研究的一次在上海的实践活动。

1994年，哈尔滨师范专科学校的刘啸霆教授在他主编的《哈尔滨师专学报》开辟了“冰雪文化研究”的专栏，我是撰稿人，曾发表多篇论文。1995年10月，在宣传第三届亚冬会在哈尔滨召开的活动中，我以哈尔滨亚冬冰雪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顾问及新闻部主任的身份，直接参与了该公司在上海的冰灯艺术展活动。在上海的4个月时间里，我指导了该公司在冰雪文化宣传，冰灯理念设计，“上海人眼中的冰灯”摄影大奖赛等项活动。还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千赫的《市民与社会》专栏以嘉宾的身份，与著名主持人“晓理”共同主持了1小时左右的漫谈冰雪文化的节目，听众反应热烈。

在与一家广告公司洽谈有关宣传第三届亚冬会在哈尔滨召开事宜时，我接到该公司老总的电话说：“于光远要见你们，请安排一下”，我笑了，问哪个于光远？对方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于光远。我反问道：“是那位曾经主编过《政治经济学》的大名鼎鼎的于光远先生吗？”，在得到确认后，我欣喜若狂，但随后陷入了沉思，一个小小的“上海冰灯展”怎么可能会引起于老的关注呢？我怀着敬意而又诧异的心情，期待着与这位有着神奇传说的名人相识与相见。

按照约定的时间和地点，我们先到了在上海的一家宾馆。等待片刻，一位身着黑色的老式棉袄，脚穿一双布鞋，面露和蔼和慈祥神态的老者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一下子打消了我的忐忑心情。在我向于老汇报哈尔滨冰灯的产生、发展、直至制作过程，以及后来的哈尔滨冰雪节时，我发现于老听得认真。我谈到了流动的水结的冰是透明的，而不流动的水结的冰是不透明的。还谈到了冰灯艺术与雕塑艺术的不同，冰雕采用“减法”而不是像雕塑采用“加法”形式，并且不易修改。于老听后竟脱口而出的总结道：自从有了冰灯艺术，哈尔滨的寒冷冬天竟成了旅游旺季，这一创新举动的成功来自三个因素，第一是就地取材，第二是群众基础，第三是专业队伍。我当时就被于老的概括能力震到了。

交谈中，出乎我的意外，于老比我了解的更多。于老谈到他的老朋友任仲夷首创的哈尔滨冰灯游园会的理念时如数家珍。于老对由冰灯游园会发展到后来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哈尔滨冰雪节”很感兴趣，并对在上海这个南国之地展出北国地方特色的“哈尔滨冰灯”赞誉有加。于老还谈到了休闲，享受资料等概念以及它们对于人的存在价值。当听说我是黑龙省社会科学院的科研人员，正在从事冰雪文化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后，于老鼓励我并希望在理论上有所建树。

    参加这次会见的还有他的秘书胡翼燕，上海广告公司老总等。

受于老的启发和鼓励，结合多年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我出版了以人与自然互动关系为主题，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系统概述和探讨一般冰雪文化理论的学术性专著，即《冰雪文化》，它由哈尔滨出版社于1996年12月出版。

后来我才真正明白于老深入民间体察的真正涵义，他是出于他对消费品的研究，试图把握世界历史发展趋势，这是第二次见面才领悟到的。

二、于老在北京畅谈他的“人工的自然”

我与于老第二次相见缘于我的一次会议发言。2003年8月，我参加了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和黑龙江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主办的“全国科技进步与当代世界中青年学术研讨会”。这是黑龙江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自1991年以来一直坚持至今的学术年会。当时由哈尔滨工业大学承办，会议在五大连池举行。参加会议的有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王国政，副秘书长刘孝廷等。

在会议的小组发言中，我主要介绍了我带去的由我写的《人工物引论》专著的主要观点，后被推荐到大会发言。发言后我刚走下主席台，王秘书长找到我，除了询问写书的过程以及鼓励的话后，向我透露于老正在写一本研究“消费品”的书，希望我把书直接邮寄于老，我当时喜出望外，会后即刻写了一封信并将我的拙著邮给于老。

2005年5月，我在北京出差，接到王国政秘书长打来的电话，说于老要见我，我应约买了一盆鲜花，为了怕北京堵车，我提早出发，到史家胡同竟提前2个多小时。让我惊讶的是，我的门外等待竟招致多批次的街道办事处人员询问，我回答说是应于老邀请来访，他们问为什么不进去，我说是提前到达，为了不打扰于老休息，我在门外等待。这时我才意识到，原来史家胡同除了具有积淀厚重的四合院京文化而享誉国内外，而且还以它诸多名人雅士在此居住而受到重点保护。这使我对此次会面平添了些许“不凡”之感。

下午3点左右，王秘书长和孝廷赶到，我们三人一同走进于老的家。于老居住的是一个具有北京文化特色的四合院，开门迎面有个影壁和一个过道，绕过过道，一下子开阔起来。庭院古色古香，花草淡雅而葱郁。进得屋来，一面墙的书柜透露出主人的渊博，书柜上于老与小孙女的照片凸显于老舔犊情深，尤其是书柜旁的电脑，更透露出于老在耄耋之年的壮心不已……

三人落座，于老拿出他的新著，题目是：《我的“四种消费品理论”》。于老首先谈到研究消费品的背景。

他说这个研究源于他任中国太平洋学会会长，并于1996年在海口召开的“太平洋与中国”的国际研讨会上，他作的主题发言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阐述“当前时代的质的规定性”，提出我们正处在“世界历史大调整时期”的论断。时隔近20年，该观点与党中央对当今世界格局“大发展、大变化、大调整” 的战略看法相一致，说明于老的远见卓识。

接着于老说他接受了“知识经济”的提法，但他认为有关“知识经济”的诸多理论，对马克思已经写得很清楚和透彻的论述，无知和漠视，尤其是没能对具体问题作出深刻的具体分析，也没能得出具体结论。用于老的话说：，经过两三年的思考，他形成了一个自己的“四种消费品”新的提法，用它来概括当代世界生产力的现状与发展规律，比现在国内外关于“知识经济”著作所讲的更准确也更具体。

于老的四种消费品的划分是依据恩格斯的个人的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和个人发展和表现自己所需要的资料，创造性的提出第一种消费品是生存资料，包括衣食住以及燃料，还包括药物、医疗等。第二种消费品是享受资料，是指“超过生存需要的生活资料”，也与人的衣食住行用相关，当然还包括休闲、旅游等。第三种消费品主要是指人的交往工具，如交通工具和通信工具等，第四种消费品是指从内部提高生产力，提升人和完善人的消费品，如教育、科研、电脑、网络。

于老认为，第三种、第四种消费品的消费和生产，今天已经提高到了很显著的位置，这是当今时代的特点，它改变了世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规律，即它使得世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了新的规律性。

尽管于老在细分这四种消费品中出现一些重叠和交叉的消费品，但瑕不掩瑜，这种从物质、精神，交往再到信息消费品的划分是一条把握和寻觅时代发展轨迹的鲜明、客观的线索。

有关研究消费品的意义时，于老说他之所以研究“消费”和“消费品”，是依据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论》中，从“消费生产着生产，生产生产着消费”这一辩证关系，即消费与生产是“同一性”出发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他认为这是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理论问题，因为“消费品”涉及社会的现实和历史，研究它可以发现世界历史发展规律，认识世界历史发展趋势和道路。于老指出通过使用什么产品，可以了解他是什么样的人，以及作为主体有什么困难要克服。于老还认为对“消费品“的研究，有利于对客观事物的掌握，这就能对世界向何处去有恰当的预见，并提出旨在推进历史前进的主体应该依靠什么力量，采取什么方法来奋斗。这个学说的哲学思想是辩证唯物主义，它强调严格的科学态度、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

作为中国自然辩证法这一中国哲学学派的创始人，于老谈到了他在上世纪50年代就提出了“人工的自然”是自然辩证法这个学科研究的方向之一，这是他与他的老友，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李昌酝酿成立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时确立的一个方向。这使我意识到于老是中国“人工的自然”研究的创始人。

我是从事自然辩证法科研上的一名新兵，在写作《人工物引论》时，我确实不知道于老的许多观点，但在我的拙著中，确有许多观点与于老相通。

比如，我认为人工物作为第二自然物，它是自然、人、社会交流的果实；是科技知识系统和物质文化系统统一的结晶；是科技、经济与社会互动的结果。它不仅作为技术系统是人类肢体的扩充和映射，而且它还是人类文明的标志并可承载人类文化艺术的内涵。而且我认为一定区域的社会变迁，包括全球化的社会变迁主要是由一定区域的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造成的；而一定区域的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改变的原因是他们采用了或是创造了含有与以往不同的科技含量的人工制品。这与于老通过研究消费品，透视世界发展趋势的想法竟不谋而合，这让我喜出望外。

在于老的书里的最后一节赫然出现“王德伟的《人工物引论》”，我一时惊呆了。于老最后写到，黑龙江——哈尔滨工大，是我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与老友李昌开始谈论“人工的自然”的地方。现在李昌很快就满八十九岁了，我八八生日已过，也是望九的年龄，因此我看到孙慕天、王德伟——恕我在你们面前倚老卖老——能够这样用心研究问题，具有这样的创造精神，取得这样卓越的成果，真是非常高兴！孙序中把王德伟称作“小友”，我虽然不知道孙慕天的年龄，但是我想把他看成“小友”不至于不行。至于王德伟他既是孙慕天的“小友”，那么他就是我的“小友的小友”，更是我的“小友”了。

作为从事自然辩证法研究的一名新兵（尽管我已退休），在许多人的无私和热情的帮助下取得一点的收获，并得到于老的褒奖，我想这不仅是对我个人的鼓励和鞭策，更是于老对从事中国哲学学派的广大中青年科研人员的期许。

本人才疏学浅，学识浅薄，但在自然辩证法这一中国学派的探索中从不敢懈怠。2019年8月，我在《自然辩证法通讯》，发表“机械论的合理性和局限性”一文，在文中我认为：“作为具有存在论性质的机械论（mechanism）,自近代科学革命直到今天,它都是科技人员探索自然规律的圭臬。尽管受到自然辩证法的批判,但科技界并未因科技哲学界的批判而放弃机械论。这表明,受限于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机械论,在研究事物性质所表现出的合理性被长期忽视了。通过对托马斯·瑞德所著《机器崛起-遗失的控制论历史》一书的分析表明,科研人员正是通过在控制科技的历史实践中,运用追求"不变"的本质分析传统的构成思维,同时,自觉或不自觉的运用"变"的反思思维的创新活动,由此促进了主客融合,使得具有人工智能的机器崛起了。”

2020年8月，我在《自然辩证法研究》，发表“机械论的合理性和局限性”一文，在文中我认为：“提高我国科技人员创新能力与转变工程教育理念密切相关,而偏执"工具理性"是理工高校部分师生"创新意识"缺失的思想根源之一。《自然辩证法》案例教学,有助于促进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学科结合,提高学生的创新意识。所谓创新意识,是指主体的自由超越性,它以实践哲学的"主体性"为根基,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相统一,并赋予价值理性优先地位。为此,应构建"一个人才,两个理性,三个意识,四个特性和五种素养"的工程教育模式。”出乎我意外的是拙文的下载量已达1892次。

以上两篇拙文，是在我即将退休时发表的。它既是我这几年对自然辩证法探索的一个总结，也是对先哲于光远，孙慕天等一大批先进的先生、前辈的告慰。

我敬仰于老在开创中国自然辩证法事业中的卓越贡献，我敬佩于老“独立思考、只服从真理”的精神，我敬重于老在耄耋之年对学术事业的不解追求……

一代宗师已去，但先生的精神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