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创新系统-知识网络-吸收能力
企业创新能力概念内涵的演进经历了“能力－核心能力－吸收能力和动态能力—创新能力”的过程。能力的概念最早由Ｓｅｌｎｉｃｋ（１９５７）提出，他认为能够使一个组织比其它组织做得更好的特殊物质就是组织的能力。核心能力是“组织中的积累性学识，特别是关于如何协调不同的生产技能和有机结合多种技术流派的学识”。区别核心能力与非核心能力的关键特征是：①核心能力能极大地增加对顾客的使用价值；②核心能力能使公司与竞争对手具有极大差异，产生明显优于竞争对手的产品／服务；③核心能力是通向新市场的阶梯。在对企业核心能力分析的基础上，Cohen 和Levinthal(1990)把它与企业创新过程联系起来，进一步提出了企业吸收能力的概念。吸收能力是一种隐性的企业知识，是有效引进、吸收、掌控、提高现有技术从而创造新技术的技能和知识。其中，引进和吸收部分称之为潜在的吸收能力，掌控和提高部分称之为实现的吸收能力。Cohen andLevinthal(1990)区分了吸收能力的3个基本维度：识别，即定位和取得外部知识的能力；同化，即分析、处理、解释和理解外部知识的能力；开发，即利用外部知识开发新产品、工艺、知识和技能的能力。Zahra andGeorge(2002)将吸收能力分为潜在吸收能力(获取和同化)和实现的吸收能力(转换和开发)。Lane et al. (2006, p.856)将吸收能力体现在3个连续过程：识别和理解有价值的外部知识，以及同化产生新商业应用。
吸收能力是广义动态能力的一部分，相对于具体(substantive)能力——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而言，动态能力是改变解决问题方法的能力。动态能力是企业的一个结构特征，它反映了企业平稳引进创新的能力。吸收能力即最常见的一类动态能力，可定义为企业吸收、理解和开发外部知识的能力(Foss et al.2006)。第2类动态能力是企业改变网络位置创造新外部知识资源的能力。第3类动态能力是企业再区位的能力。
企业吸收能力的增进与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密不可分，而二者又以企业知识尤其是吸收知识为联接纽带，这种有机联系和互动关系，在知识经济社会促进了企业的创新和发展。张小娣，赵嵩正，王娟茹(2011)指出国内外关于创新能力的研究尚未形成成熟的理论。Barton认为，企业创新能力的核心是掌握专业知识的人、技术系统、管理系统能力及企业的价值观[9] 。Burgelman认为，企业创新能力是企业组织实施创新战略的综合性能力，包括资源获得与配置能力，产业与技术发展预测能力、企业组织结构和创新文化基础、战略管理能力[10] 。国内学者陈劲认为，企业的创新能力就是将企业内外部知识激活，进行整合与创造并实现其价值的能力[11] 。魏江认为，企业创新能力是产品创新能力和工艺创新能力的整体功能，是一种与企业创新战略密切联系的系统能力[12] 。侯先荣、吴奕湖认为，企业创新能力是企业支持创新战略实现的系统整体功能，由创新资源投入能力、创新管理能力、企业家创新倾向、研究开发能力、制造能力和营销能力组成[13] 。从上述学者对创新的研究可以看出，创新主要包括或隐含了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两个要素，而技术创新能力又可划分为产品创新能力和流程创新能力。产品创新能力是通过技术学习的提升对于产品品质、功能改变与新产品开发的能力。流程创新能力是指通过技术学习的提升对于产品流程或工作流程改善的能力。管理创新是指创造一种新的更有效的资源整合范式，这种范式既可以是新的有效整合资源以达到企业目标和责任的全过程管理，也可以是新的具体资源整合及目标制定等方面的细节管理(党印（2012）)。将管理创新能力分为四个维度，即理念、组织、制度和方式创新能力。管理理念是管理者指导管理活动的思想、信条和理想的总称，主要包括：新的经营理念及其推行、新的经营策略、资本运营思路、生产经营新思路的方式方法、企业发展方式等。管理组织创新主要包括：组织结构基本形式的发展、部门机构职责、组织内信息流程及网络的重构、组织结构中的人际关系安排、部门岗位设置与个人才能的发挥、组织的柔性化设计等。管理制度创新主要指企业内部制度的创新，具体包括：企业用工制度创新、薪酬制度创新、考核制度创新、企业内部工作流程的设定与创新、科学议事规则设定等。管理方式创新主要包括：采用一种新的管理手段、实行一种新的管理方式、提出一种新的资源利用措施、采用一种更有效的业务流程等。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分别属于企业发展的不同侧面，技术创新的核心作用是将原材料转化为产品与服务，而管理创新主要是为了有利于技术创新的开展而对企业战略、组织结构、运作方式和管理机制进行调整. 从根本上来说，技术创新能力决定了管理创新能力。陈力田赵晓庆魏致善（2012）从认知基础演进的视角出发，将创新能力的内涵界定为：企业搜寻、识别、获得外部新知识，或发现已有知识的新组合，或发现知识的新应用，进而产生能创造市场价值的内生性新知识所需要的一系列战略、组织、技术和市场惯例。将企业创新能力分成战略制定和变革过程中的外部战略协调柔性能力，组织设计过程中的内部战略协调柔性能力，技术吸收、集成和研发能力，以及市场营销能力。总体上，企业创新能力对已有资源和知识的存量进行持续不断的改进，将资源转化为创新目标的同时又产生了新的资源增量。新的资源增量为企业创新能力的积累提供了基础。其次，企业创新能力的维度比吸收能力范围更广。第三，企业创新能力除了动态能力，还有常规能力。
近些年来，企业间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生态圈与生态圈之间的竞争，支持平台企业的生态系统商业模式设计以及根据环境变化不断调整的能力（如治理结构设计、生态系统编排等）就是企业抓住机会和重置战略类型的动态能力，在价值创造和捕获中发挥关键作用（Helfat et al, 2018）。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跨越企业边界，认为企业动态能力通过网络嵌入及治理整合资源或学习机会实现构建（Alinaghian etal, 2017）。简兆权刘念（2019）结合认知视角(Hodgkinsonet al, 2011; Helfat et al, 2015)和服务生态系统(Lusch et al,2015; Bouncken et al, 2016)视角，认为组织认知更新是动态能力建构的逻辑起点，服务生态系统为动态能力建构提供了组织逻辑，包含关注焦点转移（产品转向服务）和因果逻辑升级（效率转向价值共创）这两种心理活动。在互联网环境下，动态能力实质上是一种能力组合，包括组织认知更新、网络边界拓展、关系整合、资源整合、大数据能力等核心动态能力，具体而言，企业通过提升市场地位、优选合作伙伴、适时地退与进拓展网络边界，缩短认知距离和统一制度逻辑进行关系整合，资源重置和协同重构进行资源整合，培养大数据能力强化资源液化、资源密度及活动透明度，共同推进系统的动态整合（抓住机会和重置战略）。由此，根据环境变化，企业不断创造出新的资源能力体系(常规能力)。
王敬勇丁媛媛(2019)从企业家人力资本出发，构建了企业家人力资本-企业结构与关系资本-企业创新能力-企业创新绩效的分析框架。
ref:
企业创新能力
企业能力又可分为具体(substantive)能力——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和动态能力——改变解决问题方法的能力。动态能力是企业的一个结构特征，它反映了企业平稳引进创新的能力。最常见的一类动态能力是吸收能力，可定义为企业吸收、理解和开发外部知识的能力(Foss et al.2006)。第2类动态能力是企业改变网络位置创造新外部知识资源的能力。第3类动态能力是企业再区位的能力。基于企业异质性，企业更愿意与动态能力强的企业建立联系，因此动态能力强的企业更可能居于知识网络中心。与此同时，居于网络中心位置有助于企业能力的提升。因此，企业能力和网络位置间是自我加强和路径依赖的。张小娣，赵嵩正，王娟茹(2011)指出国内外关于创新能力的研究尚未形成成熟的理论。Barton认为，企业创新能力的核心是掌握专业知识的人、技术系统、管理系统能力及企业的价值观[9] 。Burgelman认为，企业创新能力是企业组织实施创新战略的综合性能力，包括资源获得与配置能力，产业与技术发展预测能力、企业组织结构和创新文化基础、战略管理能力[10] 。国内学者陈劲认为，企业的创新能力就是将企业内外部知识激活，进行整合与创造并实现其价值的能力[11] 。魏江认为，企业创新能力是产品创新能力和工艺创新能力的整体功能，是一种与企业创新战略密切联系的系统能力[12] 。侯先荣、吴奕湖认为，企业创新能力是企业支持创新战略实现的系统整体功能，由创新资源投入能力、创新管理能力、企业家创新倾向、研究开发能力、制造能力和营销能力组成[13] 。从上述学者对创新的研究可以看出，创新主要包括或隐含了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两个要素，而技术创新能力又可划分为产品创新能力和流程创新能力。产品创新能力是通过技术学习的提升对于产品品质、功能改变与新产品开发的能力。流程创新能力是指通过技术学习的提升对于产品流程或工作流程改善的能力。管理创新是指创造一种新的更有效的资源整合范式，这种范式既可以是新的有效整合资源以达到企业目标和责任的全过程管理，也可以是新的具体资源整合及目标制定等方面的细节管理。将管理创新能力分为四个维度，即理念、组织、制度和方式创新能力。管理理念是管理者指导管理活动的思想、信条和理想的总称，主要包括：新的经营理念及其推行、新的经营策略、资本运营思路、生产经营新思路的方式方法、企业发展方式等。管理组织创新主要包括：组织结构基本形式的发展、部门机构职责、组织内信息流程及网络的重构、组织结构中的人际关系安排、部门岗位设置与个人才能的发挥、组织的柔性化设计等。管理制度创新主要指企业内部制度的创新，具体包括：企业用工制度创新、薪酬制度创新、考核制度创新、企业内部工作流程的设定与创新、科学议事规则设定等。管理方式创新主要包括：采用一种新的管理手段、实行一种新的管理方式、提出一种新的资源利用措施、采用一种更有效的业务流程等。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分别属于企业发展的不同侧面，技术创新的核心作用是将原材料转化为产品与服务，而管理创新主要是为了有利于技术创新的开展而对企业战略、组织结构、运作方式和管理机制进行调整. 从根本上来说，技术创新能力决定了管理创新能力.
邓艳雷家(2007)指出Oslo手册第3版将创新从技术维度拓展到组织和市场，认为创新包括新的或者有显著改进的产品（包括商品和服务）或工艺的实施，新的营销方法或商业组织模式以及新的车间组织方式或外部关系。由此，创新包括了产品创新、工艺创新、市场创新以及组织创新4种形式。市场创新指新营销方法的开发、计划以及为其实施而进行的活动，同时包括与这些活动有关的外部知识及其它资本货物的获取。市场创新在现实商业活动中经常体现为% 种新营销手段的开发和实施：!新的产品设计或包装；"新的定价方法；#新的产品布置方案；$新的产品促销方法。产品创新和市场创新可以独立进行，也可以相互包含和交织在一起，区分两者主要看产品的功能和用户是否有显著变化。如果新产品（服务）的功能较原产品有显著改变，则是产品创新；否则，如果是由于新的市场概念带来产品设计的改变则是市场创新。例如，制衣企业采用新布料制作衣服，以提高透气性，这是产品创新，而针对新客户群推出新款式样的衣服则是市场创新。很多时候，企业的产品创新和市场创新是同时发生的，既有产品性能的改进，又有外观或包装上的改变。同样，工艺创新和市场创新的区别也在其目标不同，工艺创新的目标是降低产品成本或提高产品质量；而市场创新的目标是提高销量或市场份额。实践中两者可能会同时发生。组织创新指新的组织方式的开发、计划以及为其实施而进行的活动，同时还包括外部知识的获取，机械、设备及其它资本货物的获取以及与组织创新有关的培训。组织创新具体体现为企业在商业实践、工作场所以及外部关系等方面采用了新方法。通常，在实践中工艺创新和组织创新比较难以划清界限，因为两者都致力于通过更有效的生产或物流管理等方式降低成本。区分主要看具体行为：工艺创新主要围绕新的设备、软件以及特殊技能和程序，而组织创新主要围绕人和组织。其实很多时候两者是交织在一起发生的。企业也可以同时进行市场创新和组织创新。但如果仅仅有销售部门的参与而无新营销方法的引入，则只有组织创新而没有市场创新。从理论研究看，市场创新近年刚被纳入创新调查的理论框架，但还未形成较成熟的理论框架和调查体系. 企业对外部已有技术的采用过程中或多或少地存在技术、市场和组织等方面的创新行为。例如国内很多企业在引进国外生产技术的同时，根据国产原材料的特性对设备和生产技术进行调整，或者采用人工装配线替代领先企业的全自动生产线等，这些属于技术方面的改变；同时，企业为适应新的技术，对工人进行培训、建立新的供应商和用户关系、采用新的生产管理方法以及利用成本优势进入细分市场等活动，属于组织市场方面的创新。创新过程中，企业正确选择与商业环境相匹配的资源以及对这些资源的整合能力变得十分关键。技术整合指企业通过对各种技术资源的选择、导入和提炼，获得与商业环境相匹配的产品和制造方案，实现工业生产的一系列活动。企业的技术整合能力是企业创新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可以通过内部研发、合作研发和引进外部技术等不同途径获得技术，但无论技术来源如何，企业都必须通过技术整合才能将技术推向商业化生产，获得经济效益。邓艳雷家(2007)认为从企业创新的层面来看，企业技术整合能力甚至比其研发能力更值得关注。自主创新并不意味着企业完全自主研发和封闭式创新，而是要建立基于本土企业的创新网络，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要加强我国企业的技术整合能力，即国内的企业要成为技术整合的主体，在创新过程中，将国内科研院所、工程中心及各配套企业的技术资源整合成完整的创新链，链条上的每一个环节都能通过获得一部分创新价值，共同提升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

Ref：邓艳雷家，2007
技术能力是指企业有效使用技术知识来吸收、使用、调整和改变现有技术, 这种能力同时能够促使创造新技术、开发新产品与新工艺来应对经济环境[10] 。安同良认为, 技术能力是指企业在持续的技术变革过程中, 选择、获取、使用、吸收、改进和创造技术, 并能够使之与其他资源整合, 从而生产产品和提供服务的累积性知识[ 11] 。在前人关于技术能力的研究中, 采用过多种分类方法, 分类维度主要包括获取、操作、适应、创新、支持和营销等。技术能力是生产能力和创新能力的结合[ 12] 。生产能力是指改进现有设备的能力, 包括获取优化运作所需信息的能力, 和按照这些信息执行的能力。创新能力包括创造和支持新技术的可能性, 和对现有技术的改造。陈劲认为企业技术能力分企业潜在能力和显在能力两个方面。显在能力是指通过物化等方式体现出来的能力, 如产品系统的集成能力、产品平台的构建能力、产品研发设备的先进性等。潜在能力是指未通过现有知识的物化或知识的交流体现出来的能力, 可理解为企业对现有设备流程等进行吸收、改造的能力[ 6] 。显在技术能力主要通过物化方式所表现出来的能力来度量, 如产品技术的领先性、产品的系统集成能力、产品平台的构建能力和产品研发设备的先进性等。潜在技术能力则用吸收外部知识、改进设备工艺的能力等来表示。技术能力从本质上可以看作知识存量的总和, 知识是企业提高效益的关键资源, 而技术创新就是利用已有知识去生产新知识。企业创新的基础是技术知识, 对产品及工艺创新都有作用, 使得具有较高技术能力的企业能创造更高的绩效[ 16] 。创新绩效是指实施采用新技术后, 企业价值的增加, 以企业业务额的增加来测量[ 13] 。一个企业的创新能力可以从企业创新成果数量、创新组织机构和创新人员数量以及创新投入资金等多方面来衡量[ 3] 。毕克新等总结了前人研究中关于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绩效评价的研究视角。主要包括创新投入产出角度、创新中的技术绩效角度、创新行为的过程角度、企业R&D投入的角度、创新的效益角度和创新的标准定位角度[ 14]。企业创新过程产出的技术绩效指标主要有新产品的开发速度、利润率、成本和专利数量等来衡量。(ref: 寿涌毅, 孙宇,2009)。
陈力田赵晓庆魏致善（2012）从认知基础演进的视角出发，将创新能力的内涵界定为：企业搜寻、识别、获得外部新知识，或发现已有知识的新组合，或发现知识的新应用，进而产生能创造市场价值的内生性新知识所需要的一系列战略、组织、技术和市场惯例。将企业创新能力分成战略制定和变革过程中的外部战略协调柔性能力，组织设计过程中的内部战略协调柔性能力，技术吸收、集成和研发能力，以及市场营销能力。
吴晓云张峰(2012)将创新能力聚焦于新产品/服务的开发、传递和推广等关键流程每个关键流程包含了若干职能( function) 活动．正如Eisenhardt 和Martin(2000)指出的，某个特定流程必须涵盖多项职能活动，通过对若干活动及资源的配置和使用才可能发展成为一种动态能力．开发流程包含了收集顾客信息、产生新创意、设计产品方案等若干职能活动及资源; 传递流程则包含了顾客数据的输入、分析、识别以及交易处理、会计结算等一系列的中后台支持活动及资源; 推广流程包含了产品/服务的商业化、发布以及营销组合策略等职能活动及资源．各流程配置、整合不同职能活动及其资源的效率和效果，决定了企业推出新产品的效率和效果，决定了企业是否具有区别于竞争对手的能力优势．三个流程都会直接关系到新产品/服务的最终实现．兼具效率和效果的开发流程能够更准确地把握顾客偏好、产生更多的创意，并帮助企业以相比较竞争对手更快的速度将创意资源转化为具体的产品方案．传递流程则提供了必要的支持性服务或要素，使得新产品得以最终实现并有效地提供给顾客．推广流程通过对相关营销资源的配置和整合决定了新产品的上市速度以及顾客对新产品的了解和接受程度．三个流程相互依赖、相互影响，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新产品/服务创新过程．譬如，在开发流程设计出一项新产品之后，需要围绕该产品设计和提供相应的中后台支持性服务，比如交易的处理程序、会计结算方式等，这样才能确保该产品能够及时有效地传递到顾客手中; 同时，该产品最终能否被顾客接受还取决于相关的营销推广活动．在整个产品创新过程中，上述某一个关键流程的缺失都会导致新产品无法有效地传递到市场并被市场所接受．实证发现要有效改善新产品绩效,企业不仅要注重创新能力的形成,同时要关注能力的使用;企业需要建立合适的组织控制机制以更有效地发挥动态能力的作用效应。

ref:吴晓云张峰(2012)
实际上，企业创新能力概念内涵的演进经历了“能力－核心能力－吸收能力和动态能力—创新能力”的过程。能力的概念最早由Ｓｅｌｎｉｃｋ（１９５７）提出，他认为能够使一个组织比其它组织做得更好的特殊物质就是组织的能力。核心能力是“组织中的积累性学识，特别是关于如何协调不同的生产技能和有机结合多种技术流派的学识”。区别核心能力与非核心能力的关键特征是：①核心能力能极大地增加对顾客的使用价值；②核心能力能使公司与竞争对手具有极大差异，产生明显优于竞争对手的产品／服务；③核心能力是通向新市场的阶梯。在对企业核心能力分析的基础上，ＣｏｈｅｎａｎｄＬｅｖｉｎｔｈａｌ［１５］把它与企业创新过程联系起来，进一步提出了企业吸收能力的概念。吸收能力是一种隐性的企业知识，是有效引进、吸收、掌控、提高现有技术从而创造新技术的技能和知识。其中，引进和吸收部分称之为潜在的吸收能力，掌控和提高部分称之为实现的吸收能力。企业吸收能力的增进与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密不可分，而二者又以企业知识尤其是吸收知识为联接纽带，这种有机联系和互动关系，在知识经济社会促进了企业的创新和发展。Todorova 和Durisin( 2007) 指出吸收能力是企业对知识利用的一个动态的、不断反馈的过程, 包括认知价值、知识获取、消化、转化和知识利用五个方面。不过, 与Zahra 和George 不同的是, 作者认为知识转化不是知识消化后的一个阶段, 两者应该相辅相成, 同时进行。这样, 潜在吸收能力与实现吸收能力不存在明显的界限。他们认为吸收能力包括认知价值( 受知识源和先前知识影响) 、知识获取、消化转化、价值创造四个维度。吸收能力的概念存在两点不足：①从技术角度界定的吸收能力范围过窄，更适用于企业创新过程中产品研发子过程所需的能力。对于创新战略的制定、组织的匹配等涉及不够。②从产品技术创新的角度出发，现有研究对吸收能力的界定（包括潜在的吸收能力和实现的吸收能力）过于宽泛，难以区分不同技术创新战略需要的主导能力的阶段性差异。
吸收能力如何影响企业创新？
已有研究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展开吸收能力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1)吸收能力对创新资源与创新产出关系的影响。技术机会与专用性对R&D 投资动机的影响具有调节作用(Cohen 和Levinthal( 1990))。从资源角度，有学者将企业资源分为的“ 软资源的获取”( 信息、技术、人才) 能够积极提高企业的潜在吸收能力, 进而促进企业的模仿创新和率先创新。企业的“ 硬资源的获取” ( 资金) 虽然可以提高企业的现实吸收能力, 但对两种技术创新的作用都不显著( 朱彬钰, 2009) 。

ref：李钧,2011
把智力资本划分为三个维度:人力资本、组织资本和社会资本, 分别检验智力资本、吸收能力和创新之间的关系。邹燕、张雪花( 2009)发现吸收能力对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技术创新绩效之间具有调节作用。阎海峰等(2009)发现吸收能力在智力资本与组织创新之间扮演中介角色, 表明企业拥有的智力资本转化为吸收能力后, 对组织创新产生影响。对于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的结构维度主要指网络联系、网络位置(中心度和结构洞等)和网络配置形式等,学者得出了吸收能力具有调节( 钱锡红等( 2010)；李慧巍, 2011) 或中介作用( 窦红宾和王正斌, 2010 38;XieYongping et al, 2011 39) 的结论。社会资本的关系维度，戴勇、朱桂龙( 2011)把社会资本用与供应商、客户的关系、纵向合作程度、与竞争对手及其他企业的关系、横向合作程度、与政府的关系、与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关系等9 个指标表征, 通过对94 家广东企业的问卷统计结果表明, 社会资本和吸收能力分别对企业创新绩效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而吸收能力对社会资本与创新绩效之间也存在着显著的调节效应。
(2)吸收能力对外部知识与创新产出关系的影响。有助于企业利用外部知识( Tsai, 200111);吴先华等(2010))。吸收能力还有利于企业内外部知识的整合(Lorenzoni,G.和Lippari, A, 1999;陈艳艳、王国顺( 2010)).吸收能力可以使企业更加准确地预测技术知识的本质及商业化潜力, 企业的吸收能力水平越高, 企业就会越积极地利用环境中的机会( Cohen 和Levinthal,1990 20).将吸收能力再分为潜在的和实现的吸收能力，分别探讨其对外部知识与创新产出关系的影响。Fosfuri andTribó ( 2008)建立了从外部知识到创新产出的模型, 外部知识经过潜在吸收能力分辨和消化, 进入创新系统, 然后再经过实现吸收能力变成被利用的知识才能产出创新。在这个过程中, 潜在吸收能力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竞争优势, 因为它决定了有多少外部知识能够进入创新程序。

ref：李钧,2011
陶锋( 2011)把吸收能力划分为四个维度:科技经费、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知识管理, 并比较了吸收能力的四个结构维度对知识溢出和创新绩效的影响。
企业内部重点关注企业学习能力。理解组织及其不同可从3个要素着手“等级性、中心性和层次数”(Ahuja and Carley,1999, p.742)，等级性决定了非正式交流的发达程度；中心性指非正式社会结构的网络中心性；层次性决定了知识传播需要穿越的层次数。组织学习中惯例随市场动态性不同而不同，在低动态性市场，惯例是清晰明确的，在高动态市场，主要是模糊不确定的惯例(Eisenhardtand Martin, 2000)。惯例源于个体策略性行动(Pentlandetal., 2012; Sele and Grand, 2016)，因此组织的学习能力是组织特征和个体行动的交互作用的产物，其中组织特征包括“结构、文化、技术、定位、记忆、目标、激励和策略”，而组织背景还包括与其它组织的结盟、合作和组织成员等关系。Berghman etal. (2013, p.43)指出知识识别、同化和探索是组织提高机会和选择识别能力的学习机制中的积极因素。组织文化会增强个体参与知识分享。在策略导向的组织能力发展中，个体需要调整自身能力以适应变化的环境。交流技术、低层级性、水平知识流动、报酬体系、旨在加强合作的领导力、知识类型及其转移性、接受者的知识分享能力和个体特征(Goh, 2002)，此外，共同经历、信任、互利和风险和权力的感知都会影响组织内个体分享知识的意愿(Caimo andLomi, 2014)。个体与组织的相互作用是有争议的领域。个体特征及其对知识分享动机的影响尚需进一步研究(Hwang, Linand Shin, 2018)。YoshaWijngaarden(2019)指出物理邻近并不一定保证协作与创新，工作和私人空间的融合需要考虑个体摩擦，竞争和工作文化的冲突。Matteo Mura , Giovanni Radaelli , Nicola Spiller , Emanuele Lettieri , Mariolina Longo(2014)将社会资本分为结构、关系和认知3类，分析每类社会资本对知识探索和开发的影响。对意大利头部外科医生的案例分析表明：结构、关系和认知类社会资本有助于主体获取外部知识，通过与内部知识的重组可以增加知识探索和开发的机会。地理邻近性对区域创新能力的作用可借助知识生产函数(KPF)分析。KPF最早由Griliches (1979,1984)提出来分析企业层次上创新产出与企业输入间关系。Jaffe(1989)修改了KPF以纳入空间和产品维度，实现了区域单元上的分析。很多学者扩展KPF函数，纳入区域间因素、基础设施变量、人力资本和集聚效应等。Jaffe之后的实证研究表明本地外部性在美国区域内和区域间均存在(Acs,Audretsch,and Feldman 1992; Anselin, Varga, and Acs 1997)，而来自欧盟的研究显示内部因素和邻近区域的溢出均是创新表现的核心因素(Acostaetal. 2009; Buesa, Heijs, and Baumert 2010; Tappeiner, Hauser, andWalde 2008)。但以企业生产率测量创新产出时，实证结果并不一致。多数应用企业单元数据的研究证实了正的本地化外部性(FeldmanandAudretsch 1999; Bottazzi and Peri 2003; Bode 2004;Martin etal.,2011; Mukim 2012)，但也有研究发现了负的本地化外部性(Harris andMoffat (2012))。这些不一致可能源自测量外部性方法的不同。测量时，计算生产率的空间范围到底多大合适本身就是实证问题(Venables, 2011)，就已有国家尺度(Jaffe 1989;Acs,Fitzroy, and Smith 1999)，大都市区尺度s(Anselin,Varga, and Acs 1997, 2000)和地区尺度(KeebleandWilkinson 1999; Piergiovanni and Santarelli 2001)研究来看，国家尺度并不适于捕捉诸如知识溢出、共享劳动力池、低运输成本和扩大的市场等集聚效应，因为国家尺度上存在这些效应的多层次集聚，况且在大地理尺度下这些效应会衰减到难于捕捉。地区是更合适的分析尺度。另一原因是空间计量模型设定的差异，包括空间权重矩阵的设定(Baldwin etal., 2010；Ellison etal., 2010)、是否从效应中分离出选择效应(Melitz andOttaviano(2008))、内生性问题、是否从效应中分离出有一定程度认知邻近性(雇员可以分享和理解知识)的相关产业间的溢出效应(Boschma andIammarino,2009; Eriksson, 2011; Aarstad et al., 2016; Cainelli etal., 2016；Content andFrenken, 2016)和异质性(Wixe, 2015；Cainelli etal., 2016;Knoben et al.,2016; Raspe et al., 2011；Harris and Yan (2019))。总体上空间邻近并非总是提升交互学习和创新(Boschma, 2005；Richard, et al(2019))。有必要区分空间邻近性对生产率的影响和空间邻近通过与认知和社会等邻近性维度的相互作用对生产率的间接影响。
Manuel Expósito-Langa, et al.(2015)从内部、外部和关系维度解析企业通过知识网络创新的过程。其中内部维度是企业探索能力，外部维度是通过知识密集型商业服务(KIBS)的影响来表示，关系维度通过企业的网络强度来表征。对内部维度，企业探索能力受到自身知识和最近科学研究知识的搜索能力的影响。对外部维度，KIBS作为企业和外部知识源的中介，有助于企业吸收外部知识。对关系维度，社会互动通过主体间反复互动，增强了企业学习能力。因变量，新产品的产出，通过询问“贵公司产品占行业产品比重”获得。自变量，探索能力，通过询问公司管理层对研发的投入和关注度；询问合作研发对知识获取的重要性；询问公司参与区域、国家或洲际层次研发项目的次数；询问研发占总销售额的比值。进一步通过因子分析法合并以上变量得到1个探索能力变量。KIBS的度量。请公司评价创新过程中通过与本地知识生产主体(研究、技术指导、金融和培训等机构)合作开发获得的外部知识量。知识/商业网络关系变量。利用UCINE v.6软件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技术分别计算知识/商业网络中每个公司与其它公司的联系数。此外，对知识网络，考虑到知识网络对默许知识转移的影响，请每个公司选出近三年在相关知识或联合研发项目中帮助他们解决技术问题的其它公司名单。对商业网络，则请每个公司列出近三年有过商业合作(输入或服务交换、因属同一公共机构而关联的合作等)的公司名单。控制变量为公司规模。计量模型采用步进的层次回归法。其主要考察了西班牙纺织集群，其他产业因对知识要求不同可能会得到不同结论。
组织吸收能力是企业吸收能力的一个基础概念(Cohen&Levinthal 1990)。Schmidt(2005)关注吸收能力的组织维度，他认为人力资源和知识管理是企业吸收能力存量中除企业研发活动和人力资本外的第3个要素。Uwe Cantner and KristinJoel(2006)将企业吸收能力分为2个组分，其一与构建吸收能力的资源投入数量有关，其二与know-how管理质量有关。知识管理函数包含4个变量。INT表示内部知识管理，涉及头脑风暴、知识目标的定义、企业已有知识的透明度、知识存档、专利申请和其它活动。EDU表示工作中/外的知识管理教育培训、指导和其它活动。COM代表通用知识基础，通过博客系统的内部交流、实践社区、非正式交流和其它活动。EXT代表与供应商/客户联系、技能型员工的参与、专家知识的使用、科学报告、初创企业的收购、研发合作、许可证的购买和其它活动。这4个函数通过哑变量编码，若某企业最近3年内规范地实施了上述活动，或已实现了一半以上相关活动，则变量值为1，否则为0。对吸收能力的数量维度，采用RDINT和COOP表征已有知识存量，其中RDINT是企业创新成本占销售额的比重，COOP则表示企业在最近3年内是否完成了1项创新合作项目。为全面刻画企业的交流渠道，建立由REG、NAT和INT分别表示的区域、国家和国际尺度上与客户(CUST)、供应商(SUPP)和公共研究机构(RESEARCH)联合表示合作研究行为变量REGRESEARCH,REGCUST,REGSUPP, NATRESEARCH, NATCUST, NATSUPP, INTRESEARCH, INTCUST和INTSUPP，以上变量均为0-1变量。因变量区分创新和经济产出。其中经济产出(FUTPER)表示未来三年的期望产出，通过有序Probit法，采用1-5的类变量赋值，其中1表示缩减超过5%，5表示增长超过5%。创新产出(PRODINNO)为0-1变量，1表示最近3年企业有完全的市场创新，否则为0。企业在网络中的位置用该企业的流出和无冗余的流入联系数表示。控制变量包括雇员数、企业创立年限、企业所属产业类型。计量模型：采用PoissonCountML/QML分析企业吸收能力与网络中心性间关系。采用有序Probit回归分析区域内和区域外联系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
Cohen and Levinthal(1990)区分了吸收能力的3个基本维度：识别，即定位和取得外部知识的能力；同化，即分析、处理、解释和理解外部知识的能力；开发，即利用外部知识开发新产品、工艺、知识和技能的能力。Zahra andGeorge(2002)将吸收能力分为潜在吸收能力(获取和同化)和实现的吸收能力(转换和开发)。Lane et al. (2006, p.856)将吸收能力体现在3个连续过程：识别和理解有价值的外部知识，以及同化产生新商业应用。Parra-Requena,G.,Ruiz-Ortega, M. J., & Garcia-Villaverde, P. M. (2013)认为企业吸收能力中识别能力调节着社会资本对企业知识获取的影响，而合并能力则调节着企业知识获取对创新产出的影响。对社会资本的测量，采用7点Likert量表，对其结构、关系和认知3个维度分量的测量则采用不同题量的量表。将结构型社会资本分为网络联系和网络密度，对于网络联系参考Maula etal.(2003)采用3点量表，对网络密度参考Molina and Ares(2007)采用3点量表。对关系型社会资本参考Kale et al.(2000)采用5点量表。对认知型社会资本中的共享的文化，参考Simonin(1999)采用2点量表，对共享的目标，参考Yli-Renko etal.,(2001)采用6点量表。对知识获取的测量，参考Kale et al.(2000)and Maula et al. (2003)，采用3点量表，涉及消费者偏好、竞争和技术等3方面。创新产出则通过产品经理对新产品利润率和销量满意度来表示。识别能力的测量通过参考McEvily andZaheer(1999)改编的3点量表。合成能力的测量则使用参考Van den Boschet al.(1999)设计的6点量表。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成立年限、产品类型、研发支出和广告支出。计量采用层次回归法，对于连续2个过程，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可能更优。
相对于侧重更新已有技术知识基础的吸收能力观，动态能力观更加侧重更新已有战略、组织能力的能力。动态能力观的理论框架为：新熊彼特理论、行为理论、演化经济学、创新过程理论、资源基础观。动态能力观和资源基础观关于竞争优势来源的理解发生了变化。资源基础观强调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在于异质、稀缺、难以模仿的资源／竞争能力，而资源／竞争能力是公司的常规能力，基于资源／竞争能力的企业会针对同样的客户群，生产和销售同样规模的同种产品得以生存，此时公司可能有发明能力，但没有把发明商业化的能力［１７］。但动态能力是超越常规能力的元能力，控制常规能力的变化速度［１７］。Cepeda 和Vera 把动态能力定义为扩展、改变和创造常规能力的高阶能力，有助于提高企业环境适应性和核心能力的更新、重构和再造(CEPEDA G，VEＲA D,2017).动态能力强调高层活动和管理感知，是企业抓住机会、管理风险、整合和重组配置专有和共有资产，以满足变化的客户需求，并维持和放大演化匹配，不断打破均衡，获得长期价值的能力，是不可外包、企业专有、难以模仿的（Salvato etal, 2018; Helfat et al, 2007；Teece et al, 1997）。Wu 从整合能力、学习能力和重构能力三个维度对动态能力进行测定(WU L Y,2010)。WANG C L，AHMED P K(2007)将动态能力划分为适应能力、吸收能力和创新能力三个维度，其中，适应能力聚焦企业整合、重组自身资源以应对环境的变化; 吸收能力侧重于学习外部知识，并将它转化为自身的新能力; 创新能力强调自身能力与新产品、服务( 市场) 间的创新路径或过程.相对于吸收能力，动态能力使企业不仅实现技术知识的积累，还可以通过创新获得收益［１７］。最初的动态能力研究侧重于企业内部，其中最为流行的是将动态能力按照其功能分为三种类型：感知新的机会和威胁（sensing）、抓住新机会（seizing）、转变或重新配置战略（transforming）（Teece, 2007）。后两者表现为一个资源的整合过程，涉及资源获取、组合和协调部署（Helfat etal, 2007, 2018）。吴航(2016)将动态能力进一步分解为机会识别能力和机会利用能力。机会识别是指企业利用现有资源从外部识别机会的过程，机会利用是指企业通过在内部建立资源的重组和重置惯例的过程。对中国高管的问卷调查显示，机会利用能力与创新绩效之间正相关，同时机会利用能力部分中介机会识别能力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近些年来，企业间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生态圈与生态圈之间的竞争，支持平台企业的生态系统商业模式设计以及根据环境变化不断调整的能力（如治理结构设计、生态系统编排等）就是企业抓住机会和重置战略类型的动态能力，在价值创造和捕获中发挥关键作用（Helfat et al, 2018）。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跨越企业边界，认为企业动态能力通过网络嵌入及治理整合资源或学习机会实现构建（Alinaghian etal, 2017）。
创新能力结构是合作主体通过参与不同类型科研活动而处于技术供给链不同职能环节的一种能力状态( 肖丁丁，2013) 。企业隶属于“技术王国”，受超额利润、垄断地位驱使而从事应用研究与试验发展活动，并通过专利竞赛、商业秘密等方式独占竞争前技术( 隋立祖等，2011) ，其搜寻目标定位于产品技术与应用性共性技术，以支撑其工艺改进、流程再造以及产品测试等开发性活动; 而学研机构隶属于“科学共和国”，以波尔象限、巴斯德象限的科学研究为主，其供给技术具有较强的公共属性、平台属性( 隋立祖等，2011) ，即为企业研发活动提供基础技术、基础性或者应用性共性技术。以硅谷模式为例，高校与公共实验室积累了丰富的前瞻性技术，而行业协会、专业会议等媒介提供了前沿理念与顾客信息，企业之间也可以开展关键共性技术的联合攻关，以推动不同领域、行业之间的技术融合( Laursen ＆Salter，2006) 。与之对应，企业通过与不同研发主体合作获得技术供给链上的异质知识，从高校、公共实验室获得基础技术与基础性共性技术，而从私人实验室、合作企业获得应用性共性技术与产品技术( Tassey，1991) 。因此，组织跨界搜寻的目标与策略取决于其创新能力结构与水平，如何实现搜寻内容与主体的匹配，还受到产业环境与技术发展阶段的共同约束。
长期以来，管理研究一直将认知视为组织的一个重要属性，最早可以追溯到March 等（1958）人的研究。组织认知是组织对内外部环境的感知和反应，它形成于组织的长期实践活动之中（尚航标等，2014）。在心理学研究中，利用和改变信息结构的心理活动是认知的重要组成部分（Helfat et al, 2015）。当组织进行心理活动时，会生成或修改认知表征（Hodgkinson etal, 2011），分为关注焦点和因果逻辑两个维度（Nadkarni etal, 2008）。前者是指组织对某些特定环境的关注，属于认知过程中的扫描环节；而后者是组织行为决策的主要依据，属于认知过程中的解读环节。组织认知一旦嵌入到环境中，组织的关注焦点和因果逻辑就会作为过滤器决定企业如何采取行动以应对环境带来的巨大挑战（Nadkarni etal, 2008），比如创新行动的选择、资源搜寻的策略等，并由此带来企业能力或绩效结果的异质性。有不少学者将组织认知与动态能力结合在一起进行探讨（Hodgkinson etal, 2011; Helfat et al, 2015）。研究表明动态能力的构成维度不仅包括资源整合、重构等行为维度，而且包括环境感知等认知维度（Barreto, 2010）。具体而言，动态能力是组织认知的结果，它的构建既需要组织行为调整的支持，也需要组织成员的认知转变（Hodgkinson etal,2011）。企业的网络化行为实际上也是取决于组织在认知上的转变，组织是否认知到环境变化并驱动企业做出协同响应才是动态能力构建的关键。
服务生态系统是由共享制度逻辑和共同的价值创造连接起来的资源整合实体所构成的相对独立、自我调整的具有多重网络的动态系统（Lusch et al, 2015）。它包含三大核心机制：网络边界拓展、关系整合以及资源整合。（1）网络边界拓展。服务生态系统是侧重外部开放的无边界系统（令狐克睿等，2018），围绕开发、保护、释放和重组的四阶段轨道旋转（Kijima et al, 2016）。开发阶段是一个迅速扩张的阶段，各行动主体寻找与之匹配的生态位；保护阶段是一个缓慢积累和能量储存的阶段，在此阶段系统达到了饱和、稳定；在释放阶段，系统会因某些原因（如竞争对手、需求变动、制度变迁等）而急速衰落甚至失效；重组阶段涉及系统成员的重新筛选和组合以使系统更趋合理。在此过程中，企业通过不断拓展其网络边界推动系统的演化。（2）关系整合。服务生态系统内多主体、多联结、松散耦合的特性会导致系统不确定性、冲突等急剧提升，这意味着系统内会充斥较高的投机风险和资源外溢风险（Bouncken etal, 2016），不能简单通过命令—控制这一类型的管理方法加以管理（Kijima et al, 2016）。在服务生态系统中，每一个行为主体都在具有约束自身行为的制度规范和共享价值观的结构中行事，共享制度逻辑、缩短认知距离能够确保生态系统的生存（Lusch et al, 2015）。制度一般是指为约束主体行为而设计的规则、规范和信仰（Scott, 2013），为生态系统中复杂的资源整合过程和服务交易活动构建成功基石（Vargo etal, 2016）。企业也可以提供一个价值主张。价值主张是平衡系统关系的动态调节机制，能够吸引各实体并在服务交易中共享资源，推进价值共创（令狐克睿等, 2017）。（3）资源整合。它是服务生态系统的核心实践（Lusch etal, 2015）。系统中参与主体的差异性带来了多样性资源，然而这并不能保证系统协同效应的实现，资源多样性作用的发挥有赖于主体间对资源的传递与共享（Cui et al, 2013）。任一实体所获得的资源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需要与其他资源进行组合和捆绑才能获得效用和价值（Lusch etal, 2015）。所有的创新也都是各种资源重新组合的结果（Lusch et al, 2015）。此外，服务生态系统强调信息技术的重要性，认为它兼具对象性资源和操作性资源的双重属性，既推动了系统的建立，又加强了实体间的团结和协作，促进了系统中资源及知识的共享和整合（Lusch et al, 2015），从而为开发创新提供了无数的机会。
简兆权刘念（2019）结合认知视角和服务生态系统视角，认为组织认知更新是动态能力建构的逻辑起点，服务生态系统为动态能力建构提供了组织逻辑，包含关注焦点转移（产品转向服务）和因果逻辑升级（效率转向价值共创）这两种心理活动。在互联网环境下，动态能力实质上是一种能力组合，包括组织认知更新、网络边界拓展、关系整合、资源整合、大数据能力等核心动态能力，具体而言，企业通过提升市场地位、优选合作伙伴、适时地退与进拓展网络边界，缩短认知距离和统一制度逻辑进行关系整合，资源重置和协同重构进行资源整合，培养大数据能力强化资源液化、资源密度及活动透明度，共同推进系统的动态整合（抓住机会和重置战略）。由此，根据环境变化，企业不断创造出新的资源能力体系。

ref:简兆权刘念（2019）.
学界提出创新能力是一种多维度的综合能力，并从创新内容［１８］和创新过程［１９］两种角度出发界定其构成维度。前者将创新能力界定到组织管理职能要素上，或从组织社会技术系统性质的视角将创新能力界定到掌握专业知识的人、技术系统、管理系统以及企业价值观等要素上［１８］。后者将创新能力界定为创造思想、使用思想以及思想商业化等能力［１９］。其共性在于强调新知识的产生和商用。基于资源观、知识基础观、吸收能力观和动态能力观等理论／视角，将创新能力的内涵界定为：企业搜寻、识别、获得外部新知识，或发现已有知识的新组合，或发现知识的新应用，进而产生能创造市场价值的内生性新知识所需要的一系列战略、组织、技术和市场惯例。对此内涵需注意以下几点：首先，企业创新能力不同于资源，而是和资源（内部投入和外部获得）一起组成了企业创新绩效的决定因素［１］。资源是企业创新绩效的显性决定因素，而企业创新能力是隐性决定因素。企业创新能力对已有资源和知识的存量进行持续不断的改进，将资源转化为创新目标的同时又产生了新的资源增量。新的资源增量为企业创新能力的积累提供了基础。其次，企业创新能力的维度比吸收能力范围更广。第三，企业创新能力除了动态能力，还有常规能力。
从创新系统的结构角度，陈力田赵晓庆魏致善（2012）将创新能力分为要素能力和架构能力［２２］。前者是指在创新过程中，各职能部门所需形成的惯例；后者比前者高一级，是在创新活动体系中协调各职能要素关系的能力。根据职能要素和创新绩效关系的直接程度，要素能力的构成可分为３个层次。（１）最高层次能力为战略层次的外部战略协调柔性能力，是指在战略制定和变革过程的竞争行为中，企业识别外部环境变化，并能够快速做到战略－环境－内部资源和能力基础协调，将环境动态性和自身核心能力结合起来，通过制定创新战略和变革创新战略来拟定资源来源、用处或重新组合的方式，以应对变化的能力［２３］。（２）中间层次能力是指内部战略协调柔性，即组织结构和战略协调的能力。它是与外部战略协调柔性相补充的组织能力［２６］，指的是在战略执行过程中的资源部署行为中，组织结构和合作网络能够跟随战略进行变革，通过协调柔性，克服组织惰性，以更好地配置资源，实现战略目标。已有文献从战略实施过程角度来探讨内部战略协调柔性的内涵，以战略和组织内部情境协调为导向，关注于战略实施过程中的资源部署［５］。组织是分配资源的内在结构，以资源部署形式进行的组织变革的多样性及频率非常重要。利用和控制资源的柔性能解释为何一些企业能如此快速地转向新市场［５］。这包括：配置通达内外部知识去处的资源链（识别和架构）的能力，以及通过组织制度／流程布置资源的能力［２６］。（３）基层能力包括技术能力和市场营销能力。其中，技术能力是技术吸收、集成和研发能力，包括企业学习新技术知识的能力、将学来的技术知识和已有技术知识集成的能力，以及研发满足客户需求的核心技术知识的能力。市场营销能力是指公司将产生的技术知识应用于市场，满足客户需求的能力［２７］。架构能力的概念起源于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１９９０）的技术架构能力，即协调技术组件知识之间关系的能力。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１９９０）进一步指出，除了技术活动，组织的其它活动（营销、制造）也可被视作在稳定框架中相互关联的要素，架构能力就是协调这些要素能力的能力，体现为沟通渠道、信息过滤、解决问题的策略等惯例。基于适合度景观理论，创新系统中各要素能力的不同配置决定了创新结果对于外界环境变化程度适应［２８］。类似地，有学者提出演化匹配的概念，即由于企业资源的有限性，需要考量要素能力培育带来的代价和收益，也就是说要平衡多种要素能力的发展［１６］。综上所述，架构能力是企业在创新过程中协调要素能力的能力，即协调外部战略协调能力、内部战略协调能力、市场营销能力和技术能力的能力。

Ref: 陈力田赵晓庆魏致善,2012
企业创新能力构成具有情境性。已有不少学者探讨环境动态性、动态能力和产品创新之间的关系。但是，现有研究大多关注于快速变化的产业［５］，缺乏快、慢变化产业之间的对比，关于环境动态性对于战略协调柔性和产品创新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的实证研究更不多见。基于内部权变观，对于企业规模对于企业创新能力构成的影响的研究，大多数研究仍然关注大中型企业，对小企业缺乏研究。对于小企业，创新往往不是正式Ｒ＆Ｄ的必然产物，而是正常业务发展、客户合作或工艺改进的产物。创新经常包括非正式Ｒ＆Ｄ活动（如实验、学习、评估和技术改进）。对于企业技术创新战略（二次创新战略、集成创新战略、原始创新战略）对于企业创新能力构成的影响，基于能力基础观，不同的技术创新战略需要的创新能力基础不同，进而组织学习的机制也不同。
Ref: 陈力田赵晓庆魏致善,2012
展望：改变通过产业类型进行环境动态性测度的传统做法，通过感知的环境特征来进行环境指标的测度会更准确，并可跨越不同的环境动态性，提出新的模型。利用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解释内、外部战略协调柔性是否是产品创新能力的组成部分。环境动态性、企业规模、技术创新战略和企业创新能力的构成关系“是什么”。探索各维度子能力之间的关系。
来源： https://d.docs.live.net/42d3c22e6e86819e/创新环境.docx
江庆勇(2017)针对学界对非研发密集型企业的创新的研究不足，以非研发密集企业的创新绩效、吸收能力和外部合作行为及非研发密集型产业中知识密集型创业活动等三个主题作为论述框架梳理了国外学术界关于非研发密集型产业和企业的创新活动的研究。对于非研发密集型企业的创新绩效。一个方向是非研发密集型企业的分布。Kirner E，Som O ＆Jager A(2015a)将经合组织划分产业的研发强度标准直接或略作调整之后运用于企业分类，借以观察在高技术产业这种严酷环境下低研发强度的企业的绩效，结果发现，如果将企业划分为无研发企业、非研发密集型企业、中等研发强度企业和高研发强度企业，非研发密集型企业大体占据半壁江山。然而，很多学者指出研发决策中重要的是有无研发投入的问题而非研发投入多少的问题。因此聚焦于低研发强度企业中的部分企业———即无研发企业的创新绩效———成为近年来非研发密集型创新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第三个方向是过程创新绩效的测度方法创新及非研发密集型企业的过程创新绩效。Kirner 等提出了测度过程创新绩效的新方法，并结合数据对各类企业的创新绩效进行了测算和比较，他们分别以企业的平均交货时间、人均增加值、平均产品报废率或返工率来刻画生产速度、效率和产品质量，在此基础上他们发现，虽然不同研发强度的企业在产品创新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但是产品创新仍然为无研发企业贡献了13．8%的收入，超过了研发密集型企业( 20%) 的一半，这说明缺乏研发并没有使企业丧失通过产品创新获得成功的机会; 各类企业在服务创新绩效方面没有显著差异，表明研发强度上的差异对服务创新绩效没有显著影响; 平均劳动生产率随着研发强度的提高而提高，但差异不大，平均返工率( 或报废率) 虽然也随研发强度提高而提高，但差异更小; 平均交货时间差异最大，研发密集型企业的平均交货时间( 40．4 小时) 几乎达到无研发企业( 22．5 小时) 的两倍，显示了产品复杂性对生产速度的影响(Kirner E，Som O ＆Jager A(2015b))。
对于非研发密集型企业的外部知识获取。一个研究热点是“非研发密集型企业的吸收能力是否就低于研发密集型企业？".Som O，Kirner E ＆Jager A(2015)实证发现考虑到企业的竞争策略的影响，在非研发密集型企业与研发密集型企业之间不存在吸收能力上的差异。另一热点是研发与非研发密集型企业在不同知识搜寻模式效率上的差异。对非研发密集型企业而言，决定各搜寻模式效率的主要因素是各模式赋予来源于竞争对手和消费者的知识的重要程度。对研发密集型企业而言，决定各搜寻模式效率的主要因素是对来源于大学知识的重视程度。有悖直觉的是，更加重视大学知识对企业的市场份额具有微弱的负面影响，反倒是那些以内部研发和供应商知识为主，和大学知识保持距离的企业在产品创新上更胜一筹。这可能是因为大学知识更加理论化，离直接的商业应用阶段的距离更远，那些对大学知识保持距离的企业已经完成了以吸收大学知识为重点的阶段，进入了下一阶段，即商业开发阶段。第3个热点是研发密集与非研发密集型企业在外部合作的倾向与能力上的差异。
对非研发密集型产业中的知识密集型创业(KIE).在此主题下，一个方向是非研发密集型产业中的KIE的动力机制。已有研究指出非研发密集型产业存在路径依赖特征，但危机意识同时也可能激发在位者路径创造的动力，而这种动力受内部知识资源、外部知识源和市场知识的影响。第二个方向是KIE 活动对非研发密集型企业、产业和价值链竞争力的影响。Kastelli andCaloghirou(2014) 指出，非研发密集部门KIE 企业的竞争优势主要并不在于成本优势，而在于整合、利用其它部门———主要是研发密集型部门的技术进步以及根据需求变化开展产品和工艺创新的能力。因此KIE能帮助非研发密集企业开展创新和持续的技术升级克服来自低收入国家低成本生产的竞争压力。在产业和价值链层面上，KIE 活动能够扩大整个产业的知识基础，并为价值链上下游产业创造附加值，同时将知识扩散到价值链的上下游，促进价值链上的创新活动; KIE 活动甚至能够开创新型市场和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