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长期关注儿童青少年思维、学习与发展，前些年常到幼儿园和中小学调研。课堂上，最容易进入观察视野的，往往是那些积极举手、反应很快的孩子，或者是行为上需要老师格外费心的孩子。相比之下，另一些孩子安静得多。他们很少主动表达，不太会成为课堂中的焦点。

在这些安静的孩子中，有一类情况尤其值得留意。他们并不是在所有场合都沉默，而是表现出鲜明的场景差异：在家里能够正常说话，有的甚至很活跃；可一到幼儿园、学校、课堂，面对陌生成人或某些同伴时，就持续说不出来。这种“在家能说、在校不能说”的反差，已不是一般的内向或慢热可以解释。

后来接触到这类孩子家长，才进一步了解到沉默背后的焦虑与无助。许多家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不知道，这可能是一种需要专业识别和干预的心理障碍。他们以为孩子只是内向、胆小、适应慢，或者再大一点就会好。可是随着时间推移，问题并没有自然消失。有的孩子在学校无法表达如厕、身体不适和求助需要；有的孩子难以参与课堂问答、小组活动和同伴交往；有的孩子因为长期沉默，被误解、被低估，甚至逐渐形成更加稳固的社交回避。等到家长真正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时，孩子可能已经在沉默中承受了很长时间的压力：需要说不出，困难讲不出，也在一次次回避中加深了对说话情境的恐惧。

这些接触，使笔者意识到，有必要谈谈这种常被忽视的儿童焦虑障碍：选择性缄默症。

一、什么是选择性缄默症 

选择性缄默症，英文为 selective mutism。它的典型表现是：儿童在某些熟悉、安全的情境中能够正常说话，例如在家里、与父母或亲近照料者相处时；但在另一些特定社交情境中持续无法开口，例如幼儿园、学校、公共场所、陌生人面前，或面对某些教师和同伴时。

“选择性”这个词容易造成误解。它不是说孩子主动选择沉默，而是说沉默具有情境选择性。换句话说，孩子并不是没有语言能力，也不是故意不说，而是在特定社交情境中被强烈焦虑困住了。现有研究表明，选择性缄默症为焦虑相关障碍。不同研究对患病率的估计并不完全一致，多在0.2%至1.6%之间；英国 NHS 等资料中常见估计约为每140名幼儿中有1名，约0.7%。因此,可以说约0.6%至0.8%的儿童会受到不同程度影响。

这个比例看似不高，但放到学校并不罕见。一个千人规模的小学，如果按0.7%估算，可能就有数名儿童受到困扰。问题在于，他们往往很安静，不扰乱课堂，不制造冲突，也不主动求助，最容易被忽视。

二、选择性缄默不是害羞，也不是孩子故意不说

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气质。有的外向，有的内敛；有的适应新环境快，有的需要更长时间。这些差异本身并不是问题。选择性缄默症真正需要关注的，是持续性的“情境性不能说话”，以及由此带来的功能受损。

普通害羞的孩子，通常会随着环境熟悉逐渐放松；而选择性缄默症儿童的困难常常持续存在，并影响学习、生活和同伴交往。有些孩子在学校无法向老师说“我要上厕所”；有些孩子身体不舒服、被同伴欺负，也说不出来；有些孩子明明掌握了知识，却因为不能回答、不能朗读、不能展示，在课堂评价中被低估。

从外表看，这类孩子可能只是低头、僵住、回避眼神、面无表情。成人容易把这些表现理解为“不礼貌”“不配合”“性格怪”。但在很多情况下，这些表现更接近焦虑状态下的冻结反应。孩子不是不知道该说什么，而是在那个情境里说不出来。

这也是选择性缄默症最容易被误判的地方。家长看到孩子在家里说话正常，可能不理解学校为什么说孩子“不开口”；教师看到孩子在学校长期沉默，又可能怀疑孩子是否存在语言、智力或自闭症谱系方面的问题。事实上，专业评估确实需要排除听力问题、语言发育问题、第二语言学习中的沉默期、自闭症谱系障碍等情况，但不能简单把“在校沉默”归因于性格。

三、缄默背后，通常是社交焦虑

选择性缄默症并没有单一原因。目前较稳妥的理解是，它与遗传易感性、焦虑气质、行为抑制、社交焦虑、分离焦虑、语言或感觉处理困难，以及环境中的回避强化等多种因素有关。

有些孩子天生更敏感、更谨慎，面对陌生人和新环境时更容易紧张；一些家庭中也可能存在焦虑特质或焦虑障碍史。这说明选择性缄默症确实可能有遗传和气质基础，但它不是简单的“遗传病”，更不是父母“教坏了”。真正让孩子在学校失声的直接心理机制，通常是特定社交情境中的强烈焦虑，尤其是社交焦虑。

可以想象一个常见场景：有人问孩子“你几岁了？”孩子低头不说话。家长尴尬，替他说：“他5岁了。” 成人替答并不是恶意，很多时候只是为了帮孩子解围。但从行为心理学看，这个过程可能形成负强化循环：孩子一沉默，焦虑暂时下降；成人一替答，尴尬也暂时解除。下一次类似场景出现时，孩子更可能继续沉默，成人也更容易继续替答。久而久之，孩子练习到的不是开口，而是回避。

因此，选择性缄默症不是简单的“胆量不够”。它更像一种被反复强化的焦虑回避模式。

四、不能只等孩子“长大就好”

选择性缄默症最常见的处理方式，恰恰是什么都不处理。

老师觉得孩子安静，不影响班级秩序；家长听别人说“再等等”，于是继续等待；亲友则用“多锻炼”“别惯着”来解释。可是，等待本身可能让回避模式越来越稳固。

如果长期缺乏正确支持，孩子可能形成一套固定经验：开口很危险，沉默更安全；别人会替我回答，我不用冒险；我越不说，大家越默认我不会说。沉默不再只是一个症状，而可能逐渐变成孩子在学校中的身份。

已有专业资料提醒，未被识别和干预的选择性缄默症，可能与孤立、低自尊、社交焦虑、学业受限和职业机会受限相关。进入青春期后，一些孩子可能害怕独自外出，难以参与同伴活动；到了成年阶段，课堂汇报、面试、工作沟通、人际关系都可能受到影响。

当然，并不是每个选择性缄默症儿童都会发展为严重问题。儿童发展有很大可塑性。关键在于，成人是否能足够早地看见问题，并采取合适的支持，而不是把问题完全交给时间。

五、为什么“逼他说话常常无效“

面对不说话的孩子，成人很容易着急。

“你说啊。”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你再不说，老师就不喜欢你了。”

“你看别人都能说，为什么你不能？”

这些话看似是在鼓励，实际可能加重焦虑。对选择性缄默症儿童来说，说话不是一个简单的意愿问题，而是焦虑情境中的身体反应。越被注视，越难开口；越被催促，越容易僵住；越把开口当作重大事件，下一次越可能害怕开口。

同样，当孩子终于说话时，成人也不宜过度惊喜、鼓掌或当众表扬“你终于说话了”。这会让孩子意识到“说话”是一件被所有人盯着的大事，反而增加下一次开口的压力。

正确支持的重点，不是直接把孩子推到台前，而是降低焦虑、建立安全关系，再逐步扩大交流范围。专业干预中常提到系统脱敏、刺激消退、塑造、分级暴露等方法。落到学校生活里，就是把“开口说话”这件大事拆成许多小台阶。

比如，先允许孩子用点头、摇头、指物、书写等方式表达；再通过低压力选择题让孩子回应，如“你想用红色笔还是蓝色笔”；先在一对一、安全、熟悉的场景中发声；再逐步过渡到单词、短句、与教师交流、与同伴交流、小组交流，最后才是更公开的课堂表达。

这个过程需要专业，也需要耐心。它不是简单的“练胆子”，更不是把孩子推到众人面前接受考验。

六、我国当前支持系统的缺口

在国内，选择性缄默症仍处在一个相当尴尬的位置。近些年，学生心理健康越来越受到重视，抑郁、焦虑、自伤风险、校园欺凌、睡眠问题等逐渐进入学校心理健康工作视野。但选择性缄默症这种“安静的问题”，在少儿卫生、教育心理和学校心理健康筛查中仍然关注很少。

很多幼儿园和小学并没有针对“在家能说、在校不能说”的观察指标。常规心理健康筛查里，也很少询问：孩子是否在学校长期不能说话？是否无法向老师表达如厕、身体不适、求助等基本需求？是否只能通过点头、手势、耳语或书写回应？是否在不同人、不同场景、不同活动中的语言表现差异很大？

专业服务也明显不足。真正熟悉选择性缄默症评估和干预的儿童精神科、儿童心理、临床心理、言语语言治疗团队几乎空白。许多家长即使意识到问题，也不知道去哪儿评估；去医院或机构，又可能被简单归为“内向”“胆小”，或者与自闭症谱系障碍、语言发育问题混淆。

由于公立和学校支持体系不足，目前国内只有少数个人或私立机构在做家长培训和支持。这些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空白，也确实帮助了一些家庭。但现实中，服务质量并不均衡。有的支持方法过于简单，把问题理解为“胆量训练”或“行为纠正”，采用催促、逼迫、公开展示、快速承诺等方式，可能反而强化孩子的社交焦虑，耽误更合适的干预时机。也有个别服务收费较高，令不少家庭望而却步。

这更凸显了建立社会和公立机构支持体系的必要性。选择性缄默症不应只靠家长自己在网络上搜索资料、试错，也不应完全交给市场化服务。幼儿园、小学、儿童保健、儿童精神科、学校心理和言语语言治疗等系统之间，应当建立更清晰的识别、转介和支持路径。至少，学校和基层儿童健康服务中应当有人知道：一个孩子如果长期“在家能说、在校不能说”，这不是简单的性格问题，而是需要进一步评估和支持的心理健康信号。

七、学校和教师可以做什么

教师不是诊断者，但教师是最重要的早期观察者。

如果一个孩子入园或入学适应期后，仍长期不能在学校说话，而家长又明确说孩子在家语言正常，教师就应提高警觉。比起一句“孩子太内向”，更有价值的是记录孩子在不同场景中的表现：能否和同伴说话？能否和某位老师说话？能否用非语言方式表达需求？能否在家长陪同时说话？能否在空教室、走廊、操场等低压力场景中发声？

在日常支持上，教师至少可以做到几件事：不要当众逼问；不要因沉默批评或惩罚孩子；不要在孩子开口时夸张庆祝；不要让孩子长期成为“小透明”；可以安排低语言压力的班级角色，比如发材料、整理图书、擦黑板；可以给孩子稳定友好的同伴支持；可以用选择题、等待时间和非语言回应帮助孩子逐步参与。

同时，学校需要与家长建立稳定沟通。如果孩子的沉默持续存在，并影响学习、生活或同伴交往，应建议家长寻求儿童精神科、儿童心理、临床心理或有相关经验的言语语言治疗专业人员评估。学校心理教师和班主任不需要承担诊断责任，但可以成为早期发现、家校沟通和转介支持中的关键一环。

八、家长也需要被支持

选择性缄默症儿童的家长常常很疲惫。他们既要面对孩子在学校中的困难，也要面对外界的不理解；既担心孩子被误解，又担心自己反应过度；既想帮孩子开口，又不知道怎样做才不会适得其反。

家长需要知道，这不是简单的教养失败。孩子需要的不是羞辱和施压，而是稳定、耐心、系统的小步支持。家长可以和学校一起建立目标：先让孩子能用非语言方式表达基本需求，再在安全场景中发声，再逐渐扩大到教师和同伴。不要替孩子回答所有问题，但也不要突然撤掉所有支持。更合适的做法，是像搭脚手架一样，先支撑孩子完成一点点交流，再慢慢撤去支架。

更重要的是，家长不应独自承担所有压力。选择性缄默症需要家庭、学校和专业人员共同理解、共同支持。只有当成人系统形成一致、温和、专业的回应，孩子才更可能在安全感中一点点找回声音。

在学校里，我们通常更容易注意到“吵闹的孩子”，却容易忽视“安静的孩子”。但安静不一定意味着适应良好，沉默也不一定意味着没有痛苦。

那个在学校不说话的孩子，可能不是不愿说，而是说不出来。

他不是没有声音，而是声音被焦虑卡住了。

把选择性缄默症纳入幼儿园和小学心理健康观察，把它写进教师培训和家校沟通，把“在家能说、在校不能说”作为一个需要重视的信号，并不是为了给孩子贴标签，而是为了让他们少被误解几年，少在沉默中独自挣扎几年。

看见沉默，是帮助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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