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法_儿在汉语里有种特殊的回响。说道_儿也是如此。细品起来，原本都 是在说大事儿：说-法、说-道。但加上了儿音调儿就变了。

“科学家”原本是个挺好的称号。但是如今是膨胀的时代，宇宙都在膨胀，称号不跟着“膨胀”就觉得不赶趟儿。这不，镜某从许老师那里学来了战略科学家的说法儿。当然许老师也是学来的。具体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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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种表述和界定：
一是战略层面的科学家，一是科学领域的战略家。应该说，这两方面意思应当兼而有之。所谓战略型科学家，必须站得高、看得远、把握准，既能深入专业探幽微，又能跳出专业览全貌，在洞悉学科专业的历史、现状和前景基础上，提出具有前瞻性的新理论、新思路、新方法。

这类说法大约很多人会写。不会写也会抄。但是，仔细审视一下，就会发现这个论述里没有灵魂。换言之，“提出具有前瞻性的新理论、新思路、新方法”要干什么没有说出来。

战略、战术，是人们从打仗那里“借来”的说法。原来的意思就是打仗。既然是借来的，这个战略也好、战术也罢，是为了什么呢？总要有个说法吧？国人的笔杆子们往往是关键时刻掉链子。“战略层的科学家”中的战略层，是何所指呢？大约发明人觉得好听就这样说了。

钱学森是否是“战略层面的科学家”暂且不论，就说竺可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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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可桢
一位战略科学家的时代高度
http://www.igsnrr.ac.cn/xwzx/zhxw/200603/t20060316_1815432.html

周恩来总理在20世纪50年代，亲自主持制订《全国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大地图集列为第四项重大专项，由中国科学院和国家测绘总局共同负责。竺可桢先生任主任委员，约请全国地学、生物学、经济学、地图学专家近50人，组成阵营强大的编纂委员会。策划包括普通、自然、人口、农业、历史等五卷地图集出版。竺可桢先生在学术组织工作中的大家风范，人格魅力，海纳江河的博大胸怀，凝聚全国产学研的人力资源和智慧，大协作，大团结，更是我们永远应该学习的榜样，又是非常难以达到的精神境界。

从这段陈述中，看不出来竺可桢哪里是战略科学家的作用。因为是总理亲自主持制定的事情，哪里有竺可桢“插足”的份儿呢？这个说法本身就自相矛盾么。显然，“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大地图集列为第四项重大专项”的那个组织是决策层，而“竺可桢先生任主任委员，约请全国地学、生物学、经济学、地图学专家近50人，组成阵营强大的编纂委员会”不过是个执行层。这点事儿也区分不了，也就不要来掺合事儿了吧。

决策从来都是政治的责任，而科学家不过是个参谋的位置。其实，所谓的“战略科学家”，依镜某看，应该叫做“行政科学家”。因为他们离开科研的第一线，从政了。虽说是不再搞研究了。但是他们科学家的素养还是不错的。称之为“行政科学家”、“从政科学家”很合适。

镜某以为这个说法的背景是这样的：为了弥补科研体制中只有研究人员自由提案科研的缺陷和不足，另外敷设了一个请资深科学家负责的“包工制度”。把较大的一笔费用，在一定时期内发给这个“包工头”，由他主持、处理这个研究领域的发展。领域的选择、费用额度的决定是由决策层来定，“包工头”只负责决定后的执行工作。也许“包工头”也参与了决策层的工作，但这不是本质性的事情。

“所谓战略型科学家，必须站得高、看得远、把握准，既能深入专业探幽微，又能跳出专业览全貌，在洞悉学科专业的历史、现状和前景基础上，提出具有前瞻性的新理论、新思路、新方法”的说法，不论是对什么事情，大约只能在事后才能确定。就好比说某人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时候，都是在人死后那样。

20世纪里诞生的量子力学的核心思想，就是不确定性。人类也没有对付不确定性的好方法，唯一被认可的大约就是愿赌服输。人们对科学的投入，就好比是买赛马的彩票。要想大赢，就要买“黑马”的。可是开赛前谁也不知那匹是黑马。能知道的只是“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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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论事儿，就“事儿”论是，就“事儿”论“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