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钱同时进来的是压力。如果我们无能快速组建团队，老板对投资人就无法交代。扩员的压力很大，我和老板漫天做招工广告，每当发现一个合适对象，并成功招纳，就相互祝贺。如果有一周一个也没有招到，就有挫折感。当时的气氛跟中国大跃进类似，理性被压抑，冒进被称颂。投资人来视察时，得知我们新的办公楼还在接洽，旧的办公室太过拥挤，难以适应迅速扩张的需求，竟然提议两班倒，“人停机不停”。我们明知科研和开发不是靠“革命热情”和人海战术就可以飞跃的，但是在当时的那种气氛下，也没有办法跟投资人说清这个道理。作为经理，我只好因势利导，每个周末以身作则，来公司加班，并鼓励员工至少周末加班一天。平时每天晚上六点半左右我出去买各式快餐，好像大跃进吃公共食堂的样子，为届时还在办公室的员工提供免费晚餐。董事会要求我们尽快从当时的五六个员工至少扩充到50－60人的规模。我作为第一位副总，被赋予为我的研究开发组招工扩员20－30人的任务。

我的组需要三类人才，一是研究科学家，要懂机器学习算法，跟踪最新学术动态，二是软件工程师，能够开发和优化 real life 软件模块，三是语言学家，可以编制和维护机器语法和词典等软件资源。前两类人比较紧缺，语言学家相对好办。我先从加拿大招来两名语言学家，又在德国招来一名，加上一名中国籍女博士，组建了一支语言学博士队伍。董事会还嫌我们扩张速度不够，不能符合他们的大跃进要求。我们于是实施员工引荐的奖励办法，非经理的员工推荐一人，一旦受聘，可得一千美元奖金。作为经理，内举不避亲，我着手在我的两个社会圈子，华人和世界语朋友中，继续扩招。华人圈子主要是中国的留学生和新移民，前后招进10名。其中多是先跟我做暑假实习生（interns），然后留下来成为正式员工。他们多还没有毕业，也没有北美工作经验，需要留在水牛城继续学业，能够来到公司一边工作，一边完成学位对他们是绝好的选择（水牛城工作机会很有限，我们公司被认为是比较理想的所在）。老板对中国学生印象很好，认为他们比印度同学更加踏实能干，所以对我偏向在华人留学生中招员表示支持。世界语圈子里，我跟加拿大世界语协会主席P先生认识多年，他的博士已经念了七年多了，因为毕业即失业的压力，一直在系里耗着不毕业。我于是去信请他来面试，邀请他加盟我的研究开发组。他询问待遇如何，我告诉他如果被录用，比他现在的 sessional instructor 的工资高出两三倍，他自然喜出望外。拿到 offer 以后，他和他的世界语太太欢天喜地，开车从西海岸沿一号公路横穿加拿大，经多伦多一路开车到水牛城报到。由于他的到来，水牛城成为世界语俱乐部的新据点，来自邻城多伦多和 Rochester 的世界语朋友，也纷纷来他的公寓聚会，我的世界语圈子也随之扩大了。早在温哥华念博士时期，我就认识了P先生。其实他可以算我的师兄，在我进入语言学系前他就在我系读博士，到我去的时候，他转到邻城的另一所大学继续他漫长的博士生涯。我们在地区性的语言学会议和世界语会议上都见过面，他给我的印象是比较典型（stereotyped）的语言学家，有点迂腐，善于做田野工作，detail-oriented，懂得很多门外语，适合当秘书或编辑。我觉得经过培训，他可以胜任机器词典语法的编制维护任务。我离开温哥华前，和他也有一些个人交往，一次开北美语言学会的时候，曾在他家留宿。还有一次开北美西北地区世界语会议以后，我搭乘他的车回温哥华。一路上，他和太太两个兴奋异常，用世界语高谈阔论，突然发现汽车没油了。半夜三更，我们被困在高速公路旁边。当时我们是学生，为省钱都没有加入汽车协会（CAA），所以也无法向CAA求援。P先生后来硬是步行到下一个高速出口边的汽油站，请求好心人帮忙送来一管汽油，我们才得以平安回家。P先生是在欧洲参加世界语大会时认识太太的。太太是当地的世界语积极分子，跟前夫离异后带着女儿生活。她性格爽朗，滔滔不绝，说话爱夸张，表情丰富。谈起她和P的相识相爱，总是眉飞色舞。她把丈夫看得很高很大，现在丈夫博士还没有答辩就找到了工作，经济一下子翻身了，她的喜悦更是溢于言表。为了表达对我举荐和接纳的感激，她自己绘画，制作一批手工艺卡片送给我的太太，还赠送我一本柴门霍夫传记，扉页写满了对我的溢美之词。P先生来后，工作按部就班，倒也兢兢业业，但跟现有的几位语言学家相比，也并不突出。我们只做英语，他的外语专长也无法表现。他也不大懂公司文化中的个人表现和隐形的加班要求，总是按时上下班。也难怪，他和太太有很多世界语协会的杂务，编辑加拿大世界语协会通讯，发展会员等等。看的出来，他们满意现状，很 enjoy 目前的生活。我心内认同这样的劳逸结合的生活方式，但自己不得不过另一种生活：每天天很晚才回家，周末总是加班，难得有时间陪孩子和太太。有一次跟P聊天，我提到想把同样是世界语者的资深D博士招来，可是联系不上，P先生说可以在世界语朋友中查询他的下落。过了两一个月，他兴冲冲告诉我联络上了，说D博士目前在一家社区学院担任临时讲师。我马上打电话给他，一拍即合，邀请他前来面试。D博士曾经是我的"上司"（见《朝华午拾－我的世界语国（四）: 欧洲之行》）：当年在荷兰公司以世界语为媒介语的机器翻译项目DLT中，他负责指导和审查我承包的汉语形式语法。我想，作为资深语言学博士，又跟我一样实际从事过多年的机器翻译工作，他也许可以帮助我指导这个越来越大的团队。面试并不顺利。D博士年岁较大，反应有点迟钝，我也感觉有些失望，至少他不象是个 group leader 的人才。不过，心里想，他也许经历的挫折较多，至少经验是有的，作为一个 team member，想必没有问题。老板跟我说，D很老实，但是不象是个能干的人，不主张招。不过，如果我觉得能用上，还是由我定。我咬咬牙，还是招了，但没有给资深人士待遇，年薪跟其他语言学家拉平。尽管如此，对于D博士，这无疑是自荷兰公司工作后的多年漂流生涯以来的最好工作。他和他的世界语太太也是欢天喜地来到水牛城，而且来了不久就买了房子，俨然要在水牛城扎根。后来得知，D博士的母亲听到儿子得到一份不错的工作的喜讯，决定提前把家产划给他，资助他在房价便宜的水牛城置办房产。

说到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语言学家供过于求的北美劳务市场。在西方，有很多冷门专业不断制造着社会不需要的人才，这些专业的大部分博士毕业即失业。冷门专业包括我们从小迷信其威力的数学和物理，我主修的语言学也是其中之一。这些专业的博士生除了谋求教授职务，在社会上很少有需要其专门技能的岗位。可是教授职位毕竟很有限，往往一个职位出来，就有上百个博士和博士后申请，对于不是一流大学的博士，求教职简直比登天还难。拿语言学来说，就我所知，甚至MIT的博士，也常常需要经过两三轮清贫的博士后中转（博士后是真正的学术“苦力”，一年两万左右薪水，经济上比餐馆打工强不了多少），运气好的最后可能找到一个二流或三流大学的教职。这就是我所学的可怜的语言学的现实，好在我的研究方向跟电脑有关，运气稍好。可是很多我的同学终身潦倒落魄。少数头脑灵活的丢掉专业转行去干别的，更多的人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只好在大学做临时讲师（sessional instructor，僧多粥少，这种工资很低的临时工也很难找），或者接点翻译或编辑的零活，勉强糊口。别小瞧这些语言学博士，他们尽管没有多少创造性，棱角也早已磨圆了，可个个都是饱学之士，多数都会五六种外语，会十几种外语的也不在少数。我的世界语朋友P先生和D博士就是他们的代表。这些落魄而清高的语言学博士，囊中羞涩，在北美很难得到女士的垂青。可是在前共产主义的东欧，借助世界语的特殊场合，却可能喜结良缘。D博士在荷兰公司的项目完结以后，辗转东欧各国，教授了几年英语，同时投身当地世界语运动。回美国的时候，跟P先生一样，带回来一个世界语者太太。

我们在语言学家中大量招工的行动引起了媒体的关注。当时，我们的几个竞争对手包括AnswerLogic.com 也一样到语言学家中招工，形成了一道社会风景。我们这些活动经过《华尔街日报》题为"No Longer Just Eggheads, Linguists Leap to the Net"的采访报道后，在社会上和语言学界引起强烈反响（甚至中文报纸《世界日报》也编译了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一时间似乎为语言学家开辟了一条新路。作为参与者，我为自己能够帮助同行创造就业机会感到欣慰和自豪。在公司内部，尽管由于劳务市场的供需影响，语言学家作为 knowledge engineers，比同等学历的软件工程师工资要低，我还是尽量为他们谋求高于市场价格的待遇。一时间，公司仿佛成为语言学家的天堂。然而，好景不长。D博士差不多是我们疯狂扩招的最后一个了。世纪末，网络泡沫终于破灭，Nasdaq 科技股市场一落千丈，投资人变得异常挑剔和谨慎。

AnswerLogic 拿钱比我们早，烧得比我们快，轰轰烈烈闹腾了不到两年，终于随着Nasdaq的坍台而销声匿迹。还有一家搞自然语言有相当年头的公司，日本投资人决定撤资，拍卖股权，公司负责人找到我们，认为我们两家的技术有很大的互补性，希望我们贱价购买，并接纳他们的技术骨干：负责人实在不忍心对技术骨干裁员。我们的另一个对手，曾经拿到三千万巨额投资，集中了世界一流科学家的 Whizbang! 也遭遇滑铁卢，投资人在烧了一千多万美元以后，决定撤资，撕毁合同，放血大拍卖：他们的所有技术，包括源程序和说明，everything must go! 价格已经降到一两百万美元，让我们不得不动心。可是我们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没有能力和精力消化这些技术，只好放弃这个“deal of the century”。股市垮台不到一年，几十家在我的 watch-list 中的对手，只剩下两三家，跟我们一样勉强维持，惨淡经营，朝不保夕。我们当时还剩下约五百万投资，加上不断增长的政府项目的进项，还没有到山穷水尽。当然，投资人也可以中途撤资，但他们最终还是决定继续支持下去。不过，董事会决定重金引进职业经理人，我的老板只好屈居第二。新的CEO精明强干，哈佛MBA出身，此前领导过三家高科技创业公司，并成功转手出售给大公司，有不错的 track record。他的担子很重，在 high-tech 公司纷纷关张的恶劣形势下，必须带领公司闯出新路，度过难关，伺机发展。当时，问答系统的先行者 AskJeeves 盛极而衰，股票一跌千丈，董事会因此认定我们一直在开发的问答系统没有市场，指令转向开发新产品。

CEO上任以后，连续两周听我们详细介绍技术细节，比较我们的技术跟可能的竞争对手的异同，开始咨询一些外面的高参，探询新产品的路子。同时，他不动声色地考虑如何重组（re-org）公司，减少开支，轻装前进。对于高科技公司，最大的开支是人力资源，re-org 就意味着裁员。他随身总带着一个花名册，上面标有每个员工的职务和工资，他不时在上面写写划划，有的打叉，有的标上问号。最先打叉的就有D博士。这也不怪，D博士来了不久，就犯了几个低级错误，闹了不少笑话，他老朽无能的评价很快就反馈上来了。我很为难，但是知道难以保护他，他确实不上手。我至今也不明白，一个名校博士，有六年相关的实际工作经验，怎么这样不入。他也没有到老糊涂的年岁呀。D博士自己也有所觉察，有危机感。他有点木纳，不善于迎合其他主管，觉得我是他的唯一的救命稻草，于是请我和全家做客，P先生夫妇作陪，联络感情。他的用心我很明白，可我确实无能为力，在公司正式宣布裁员名单前还必须小心保密。这次请客真让我犯难，跟太太一商量，觉得不能不给他们夫妇一个面子，但又不能让他们有错觉我有能力保护他。最后决定我一个人去，带上礼物赴宴。女主人使出全身解数，做了一顿极为丰盛的晚餐，用的餐具也很讲究，可是我没有任何胃口和心情，硬着头皮应付。气氛有点凝重，连平时爱热闹，喜欢多话的P太太，察言观色，也收敛很多。P先生夫妇转着弯子替D博士美言，我只能微笑不语，这是我在世界语国所经历过的最别扭的晚宴。

裁员计划暂缓，因为CEO和董事会还在协商多大的裁员幅度既能节省开支，支持公司开发出新产品，又不伤筋骨，保存骨干。终于，在CEO到来的第三个月，裁员指标在管理层下达，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们辛苦发展的60多员工的公司，居然要砍掉一半。这下不但D博士保不住，连P博士（P先生当时已经答辩，顺利拿到了博士学位，正春风得意）也必须走人。由老板和天使投资人任命的四个年轻副总，也开掉三个，甚至天使投资人的亲弟弟也不能幸免。老的VP就剩下我一个，好腾出位子让CEO引进资深经理人员，组建新的领导班子。公司的第四号员工，一个挺能干但爱抱怨的西班牙小伙子，也列入黑名单。我感到痛心，毕竟大家同舟共济，一路走过来，我说服老板和我的老搭档、瑞典籍的第一号员工一起去跟CEO说情，还是没有成功。CEO跟我说：I know it's a great pain, especially for those you have worked with for long. But we all want the comnpany to succeed and this is the only way to survive this tough time. I have done this numerous times, believe me, it works. 说的是老实话，可是作为经理，要开掉自己亲手招来的员工，是什么滋味：job 是员工的命根子，你不能把人送上天堂，转手又打入地狱。煎熬不止这些。我保护华人员工的私心也受到挑战。经过多轮内部讨价还价，最后决定10名华人员工必须裁掉两位。大家乡里乡亲，砸人饭碗的事情怎么忍心去做。就在这个当口，我两年前招进来的中小学同学C博士跟我谈起，他由于个人原因，已经决定海龟（后来应聘招标成为名校的博导和正教授，事业一片光明），但是不想在裁员风潮中辞职，怕人误会是表现不佳，不得不离开。我心内暗喜，他的离开至少救了一位。我说，你不用当心，我们可以安排你在裁员风潮过后离开，而且公司会为他饯行，表彰他两年来的贡献。还剩最后一位华人员工，看样子是保不住了。我不死心，私下跟我的资深助手一起，沟通CEO刚招进来的资深工程副总，说服他工程组需要一位我们研发组出身的既懂技术又懂工程的人，作为两个组的桥梁，这样在新产品开发中可以加速技术转移。说的也是实情，但一切在于权衡。副总新到，对我们老人有所依仗，现在CEO把工程组裁员重组和产品开发的任务交给他，他多方权衡，终于接受我们的方案，接纳了我们推举的人，使我松了口气，总算保全了华人员工。

在大裁员的那一周，我整夜整夜失眠，心急如焚，茶饭不思。更加残酷的是，裁员实施当天，我作为经理，必须履行职责，跟被裁的员工个别谈话，做好善后。不管怎样小心，最后还是有风波，一位被裁的白人女质量检测员，平时受过我的批评有积怨，加上看到华人员工均完好无损，扬言我们有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要到法院告我们。公司后来找人沟通，说服她私了了。我的西班牙同事，也是一个实心眼，经常打电话给我，想回到公司，可是开他的人都在台上，怎么可能。他还几次回来看我和其他老同事，跟我说对公司念念不忘，充满love-n-hate的感情。我的中国同事担心他想不开，做什么绝事，劝我躲开他。我了解他的为人，同情他的遭遇，还是一直跟他保持良好的关系，并在他寻找新的工作时给予强烈推荐。

回想起来，不动大手术，公司难以为继，也就没有后来的复苏，成功地开发出市场需要的产品，使得投资人愿意进一步追加二期和三期的资金。可是，我和老板毕竟是书生，没有职业经理人的“铁石心肠”，感情上很难接受裁员的残酷现实，无法面对员工的惊惶和绝望。我不能忘记P太太听到丈夫被裁、天雷轰顶一样的反应。裁员前夕，他们夫妇正计划利用每年的假日去参加北美世界语会议，老板跟我商量，决定暂先不告诉他们裁员的消息，以免影响他们的心情。可以想见，当他们在世界语国欢度一周回来后落到深渊的感受。从我们这里出去，P博士回到加拿大担任了一段园林工人，后来好像找到一份临时秘书的工作，在某大学帮忙。D博士此后失业很久，一直找不到工作，也不知他刚买的房子怎么了结。好久好久，裁员的阴影挥之不去。太太安慰我说：你已尽了努力，他们的工作在紧缩时确实是可有可无，无法保全。唯一可以自我安慰的是，他们本来是没有机会的，我毕竟给了他们机会，并没有因此耽误他们的其他机会。我很佩服CEO，在随后开发新产品和技术转移过程中，跟他配合默契。但在他领导公司走向成功的路上，我总觉得有“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悲凉。命运使我凑巧进入小公司的senior management，八年下来，我的体会是，经理，这不是我等意志薄弱者应该干的活计。

Wei Li记于2006年独立节

《朝华午拾－创业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