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师华锺彦先生离开我们已有三十多年了，但他讲《诗经》课的情形还在目前，令人难忘。华先生是著名的古代文学专家，又是诗人，一生著述颇丰1。而在他的诗歌研究中，最突出的还是《诗经》研究，华先生曾说：“诗三百篇为中国文艺渊薮，钻研文艺，不可不从事于斯也。”2“《诗经》研究不仅是《华锺彦文集》中的重点，而且也是他耕耘最勤、收获最丰的学术园地。”3 2016年在河南大学举办的华锺彦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会上，我曾提交了《华锺彦先生〈诗经〉研究的贡献、特色与方法》一文4，重在从经学、《诗》学史等角度加以论述，现在看来，从文学的视角关注得不够，故作此文以补充、完善之。不当之处，尚请专家、同行批评教正。

一、华先生论《诗经》文学研究之基础

华先生的《诗经》研究著述，始发表于20世纪30年代，讫于80年代，长达五十余年。收入《华锺彦文集》的主要有：《孔子未曾删诗辩》《中国文学通论》《〈七月〉诗中的历法问题》《对〈东山〉诗的看法——与郭沫若、余冠英同志商榷》《关于毛诗序若干问题的理解》《诗经十论》《〈诗经会通〉新解》《〈诗经·小雅·十月之交〉赏析》《诗经会通》（未完稿，包括31篇作品）等。除了经学、《诗》学史的角度外，华先生研究得最多、最深的应当还是《诗经》内容及表现手法，即对《诗经》的文学分析。

何谓文学？华先生说：“文学者，乃自我之感情、思想或想象，表现于文学上，合于艺术组织，而能感动普遍人心者也。”5“吾国经有十三，史有廿六，诸子之书，多以百数，其间缘情造端，辞采动人之作，如国风《燕燕》，小雅《蓼莪》，《史记》之游侠、刺客列传，庄子之《逍遥》、《秋水》诸篇，安得掷诸文学之外乎？……用此观之，文学领域，固未可以经史子集分矣。”6他认为用四部经、史、子、集来划分“文学”是很不合适的。国风《燕燕》，小雅《蓼莪》，见于经部；游侠、刺客列传，见于史部；《逍遥游》《秋水》，见于子部。显然，这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不能因“三部”非文学而排斥之，不少文学作品是与经、史、子部相结合而成的，既属于经学、史学、哲学，同时又属于文学。

华先生讲授《诗经》，颇重文字训诂，这是在他读大学时奠定的基本功。他说：“我是1929年在东北大学开始承教于高（亨）先生的。记得入学考试的国文试题：‘凡为文章宜略识字’7，就是高先生亲自命定的。高先生引用韩愈这句名言，对于不曾学过《说文解字》的考生未免难于下笔，但由此却可以甄拔人才。可见高先生培养学生非常重视文字学的基本功夫。”8“凡为文章宜略识字”，所谓“识字”，就是通“小学”的意思。又说：“1946年4月，我到沈阳东北临时大学补习班任教，不久又回到东北大学教书，开始讲授训诂学。……不久，我又兼任了长白师范学院教授，讲授《诗经》、《楚辞》，每有新义发挥，势必借重于文字声韵训诂的变化应用，相互证明。”9凡此，都说明了文字学、训诂学在理解文学作品时的重要性。

如《大雅·生民》是周人追述姜嫄生后稷、后稷能稼穑的神话故事诗，其中讲到“姜嫄弃子”的事，说是“克禋克祀，以弗无子”，三家诗“弗”皆作“祓”，犹言祭祀。郑笺谓“祓除其无子疾”，这是对的。又说“以赫厥灵，上帝不宁，不康禋祀，居然生子”。姜嫄为什么要弃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郑笺云：“姜嫄以赫然显著之征，其有神灵审矣。”郑玄并未说出原因。因而她不能不“问卜”了，若用现代汉语的标点应当是：“以赫厥灵：‘上帝不宁，不康禋祀，居然生子！’”高亨《诗经今注》说：宁，愿意。自此下三句是巫者假托神意说的话。“康”当读为“赓”，继续也，是说姜嫄产前没有再去祭祀。意思是说，上帝对你很不满意，由于你不能连续祭神，竟然生出子来！“这么一说上帝不愿意，便掀起巨大的逆转波澜，才使姜嫄不敢养育，诗义才得前后贯通。”10可以看出，文字学、训诂学在释读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再如，《论语·八佾》：“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朱熹注谓：“淫者，乐之过而失其正者也；伤者，哀之过而害于和者也。”11如此注释，传了八百多年，无一疑问，不知《关雎》中的“哀”，为什么是悲哀？悲哀从何而来？华先生说：“哀当借为爱，爱与哀是一音之转。刘熙《释名·释言语》‘哀，爱也，爱乃思念之也。’爱得其正，当然无伤。故‘哀而不伤’正是‘乐而不淫’的重复加重语，《诗大序》所谓‘哀窈窕’的‘哀’字，也正是‘爱’字的同音假借12。此就《关雎》内容与音乐的综合评论，这是孔子在人们‘宴尔新婚’之际，提醒人们‘好乐无荒’。”13这就通过文字学、音韵学的知识，把“哀（爱）而不伤”给讲明白了。

华先生说，学习先秦文学，要清楚它的文化背景，知道它与原始宗教、思维等之间的联系，决不能望文生义。他举《豳风·七月》“同我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三句为例，你若讲为农妇为农夫送饭，或者农夫偕同妻子宴请田官，那就错了。“《周礼·龠章》：‘凡国祈年于田祖，龠豳雅，击土鼓，以乐田畯。’郑玄注：‘田祖，始耕田者，谓神农也。’郑司农云：‘田畯，古之先教田者。’可知田畯是田神。馌，是以酒食祭田神。”14又说“田畯一词，别见小雅《甫田》、《大田》，均有‘曾孙来止，以其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曾孙指奴隶主之主祭者，他带他的妇子与本诗农夫主祭，‘以其妇子’同，无论谁祭田神，田神都将‘至喜’。”15只有点明田畯即田神，才符合周代宗教盛行时祭祀田神的实际情况。

要之，不管是面对《诗经》本身或者是古代《诗》论，都需要先正确地释读才行。

二、华先生在《诗经》思想内容上、感情上的见解

      华先生幼入私塾，青年时期又曾师从钱玄同、曾广源、高步瀛、俞平伯、高亨等学术名家，深得诸师赏识，受到多方面的训练与熏陶。他有着传统文人学士修齐治平、救世济民的情怀，此种情怀也融贯于其学术活动之中，《诗经》研究当然也不例外。

华先生特别重视《诗经》的时代背景，善于知人论世16。华先生《中国文学通论》有云：“孟子曰：‘颂（同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万章下》）所谓世者，文学所生之时代也，文士不能遗世而独立，文学不能背时而独存。观于古人佳篇巨制，核诸当时国势民情，蛛丝马迹，可以察知。”17所言皆是也。如华先生论《东山》诗的社会背景时说：“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和胡承珙《毛诗后笺》等书都论证了东山是军事要地，在古奄地，后属鲁。‘于今三年’和《尚书·大传》所说‘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的数字恰合。所以王先谦说：‘于今三年，即践奄而归也。’（《诗三家义集疏》）这次战争虽有种族战争性质，但周族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实是战祸之首；尽管战争巩固了新的政权，但却给人民带来极大灾害，如实地反映出来是完全有必要的。”18这里，华先生十分明确地道出战争的“内部”性质，谴责这种战争“给人民带来极大灾害”。正因为认识到这一点，所以诗人的慨叹才愈发觉得其悲凉。又如《豳风·七月》中出现不同的历法，华先生从历史的角度回答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本诗因非一时一人之作，表示出两种历法。原因是古代帝王建国，必‘改正朔，易服色’。……商周二历都不如夏历比较实际，故民间虽在商周时代也有使用夏历者，所以周初豳地人民常有习唱使用夏历的传统民歌或用周历创造的民歌者，以致本诗出现两种历法。”19《左传·昭公十七年》梓慎曰：“火出，于夏为三月，于商为四月，于周为五月。”20说明夏、商、周确实有不同的历法。

华先生的《诗经》研究，最重真情。他说：“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思无邪’者，谓情真意直而不委曲也……。细考诗三百篇无一不由情意激动，所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故诗人不为立名而作诗，不为必传而作诗，乃为情意激动而作诗。”21若以虚假或矫情为诗者，词虽美亦不足取，“《论语》云：‘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孔子恶其言不由衷，非直情之作，评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故将此诗全部删去。至于直情之作，若‘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卫风·氓》），虽云淫诗，孔子不删，欲以观其国情也。”22可见，抒发真情者，虽被目为“淫诗”，也是可作参考的。

《诗经》的感情抒发，大体可分为两类：一是为己而发者，“为己而发者，略可分为喜乐、忧惧、哀伤、思慕四端。”23表达喜乐之情者，如《召南·羔羊》；表达忧惧之情者，如《王风·采葛》；表达哀伤之情者，如《邶风·燕燕》《绿衣》；表达思慕之情者，如《卫风·河广》《伯兮》。二是为世而发者，为世而发者，略可分为颂美、讽刺和悲悯三类。表达颂美之情者，如《召南·甘棠》《卫风·木瓜》《郑风·缁衣》等。表达讽刺者，如《齐风·敝笱》《邶风·北风》《魏风·硕鼠》等24。华先生对“刺”诗格外重视，认为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语言是尖锐的，如说“《齐风·南山》：‘南山崔崔，雄狐绥绥。’这是因为齐襄公和他妹妹私通，所以齐人骂他为‘雄狐’，骂得很准确，很巧妙，谁说不好？”25表达悲悯之情者，如《王风·黍离》篇，《小序》云：“《黍离》，闵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26其中说：“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又如“《鄘风·载驰》之‘我行其野，芃芃其麦。控于大邦，谁因谁极。大夫君子，无我有尤，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是意有所闵而闵之，以为世之声援也”27。华先生于《诗经》“美刺”之外，拈出“悯”一类诗，颂美、讽刺、悲悯三者并列，是华先生的独创，可视为对《诗大序》的发展。

诗人感情的表达是和思想紧密联系着的，二者常常是难以分开的。如《小雅·十月之交》，诗人对现实的忧患，与对家国之爱，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诗人先是用反讽的语气说道，“这位皇父卿士当然是圣明的喽！只有圣明的人，才能看别人都是白痴，如果别人不是白痴，那么，皇父的谋划及其一举一动就会像‘皇帝的新衣’一样，使人不敢发笑。谁能不知道，国家从事兴作，动土木工程，用钱最多，皇父竟敢新作都城，使钱财出于国库……。”28接着，作者“大声呼吁，说可叹如今的掌权人噢！为什么如此惨痛，而不自我惩戒，改弦更张呢？”29诗的最后说：“悠悠我里，亦孔之痗。四方有羡，我独居忧。民莫不逸，我独不敢休。天命不彻，我不敢傚我友自逸！”是啊，“别人都有暇豫安逸的时候，我独不敢安逸睡大觉，因为还有重大的责任在身，那就是‘天命不彻’，也就是王的政令不合正道，这是国家存亡的大问题，必须扶危为安，救亡图存，作为人臣的必须承担此责任，不能追求安逸，必须继续奋斗。”30华先生说：“我国前代的伟大诗人，没有不以爱国主义思想突现于诗篇的。溯本追源，向来都以屈原为鼻祖，称道屈原主要由于其《离骚》。从这个意义来说，《十月之交》这一不著作者姓名的诗篇，出于西周末世，远比屈原《离骚》领先。”31我想，这个无名氏的《十月之交》，理应作为最早的爱国诗作而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中。

华先生在讲解某些篇章时，常常会不自觉地联系社会人生，有感而发。如谓《小雅·节南山》“是周幽王时，太师尹氏当政，民怨沸腾，大夫家父作此诗以刺其恶，并责其改善。可见此诗关系国政甚明。向使尹氏改恶从善，幽王抑或转危为安，则刺诗转而为美，犹苦药转利于病。此诗虽不见用，风义犹存。好在当时文禁不严，犹得保存至今。后世文网细密，动则株连，求如本诗之署名直刺，肝胆相照，百不一得，诗道于是乎微矣。”32好一个“当时文禁不严，犹得保存至今”！或许只有经历了“文网细密，动则株连”的人，才能道出其中的苦衷。

华先生善于将《诗经》置于中国古代文学史的背景下予以比较、参照即有“大局观”，也就是孟子所讲的先立其大者33，而非拘于一隅。如论《小雅·大东》诗：“此诗全篇充满人民口吻，如‘小人所视’、‘无浸获薪’、‘哀我惮人’、‘百僚是试’等，说明此诗全是劳动人民的口气。”34又说：“本诗所见东方人民在贫穷困阨之下，连连呼天，如对天汉、织女、启明、长庚、毕、箕、斗等总共八次之多，有的向天祈求光明，有的愿天主持公道，有的怨天有名无实，有的恨天助纣为虐。……解者多以《天问》为‘前无古人’的‘奇文’，不知反映劳动人民穷极呼天的《大东》诗，已遥遥领先了六百多年，确实是一篇珍贵的史诗。”35所言甚是。

三、站在诗家的立场看待《诗经》的艺术

华先生特别重视《诗经》的创作艺术，他善于从诗歌创作的视角看问题，这当与他有丰富的诗歌创作实践经验有关，诗人的身份使他有着一般学者不具备的视角。比如说《豳风·东山》一诗，二章说“不可畏也，伊可怀也！”前人为讲通这两句，或谓“不可畏也”的“不”字，旧本或作“亦”，我们查阅了三家诗和各体石经，都未见这样的异文。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从诗人创作的角度看，“农村的荒凉残破到那样程度，本来是可怕的，但人们在同一时间内，常有多种感情，只要有一种感情极盛，其他感情将会变成微不足道”36。在复杂的情感中，忧伤压倒一切，千村万落的残破阴森，看得多了，已不可怕了，乃是可伤的了。“怀”字做“忧伤”解，这两句应翻译为：“这些荒凉残破景象倒不是可怕呀，乃是可伤呀！”37

在古代诗歌、特别是叙事兼抒情诗中，“省略”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这是由于诗歌尚简约的特点所决定的。华先生看到了这一点，并对具有省略的诗歌予以合适的补充说明。如华先生对《东山》诗末章的见解，认为不是新婚的回忆，而是妻子已经改嫁，就是基于对全诗情感基调的把握（整篇诗来看是悲剧式的）。华先生认为，“仓庚于飞，熠燿其羽；之子于归，皇驳其马。亲结其缡，九十其仪”，在讲此六句之前，应增加“据说”二字。经过思考，我们可以判断这六句不是复员士兵自己的语言，而是另外人的话，那便是叙述复员士兵到家之后，据说是在黄莺亮翅的时候，也就是仲春二月嫁娶时候，她已被人娶走了！娶亲车套的是红白花和黄白花的马，她娘亲自给她结上佩巾，娶亲的仪式多得很呢！复员士兵听到这话极其失望、痛心地说：“她的新人当然很美满了，她的旧人可怎么活下去呢！”妻被娶走是过去的事实，他应该通过别人的话知晓。38华先生在《诗经会通》中说：“清人崔述《读风偶识》：‘此诗毫无称美周公之语，其非大夫之作显然。然亦非周公劳归士之词，乃归士自叙其离合之情耳。’锺彦按：前说多与本诗的词意不合，不可信。惟崔述说合乎实际。诗中不但丝毫没有美意，恰恰相反，而是一片悲音。所谓的离合之情，实即指此。决无所谓‘男女之乐得其时也’。倒是曹操《苦寒行》说得恰当：‘悲彼〈东山〉诗，悠悠令我哀。’他深深体会到此诗的悲伤情调。可见战争给人民造成的灾难是很深重的。”39从艺术上讲，复员士兵的希望，顿时之间完全落空，也使得作品欲抑先扬，增强了悲剧效果。所以，在此增加“据说”二字，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它不仅可以揭穿本章的词句晦暗之谜，也促使全诗主要内容一目了然。40

从文学史上来说，增加“某人曰”的诗是很多的，是符合诗人创作的内在逻辑和诗歌本身的特点的。华先生说：“在诗歌中，直接插叙别人的话，而不写明‘某人曰’的例证是很多的，如《齐风·鸡鸣》，分叙夫妇的对话；如汉乐府《董娇娆》，插叙桃李花和采桑女的对话；又如陈琳《饮马长城窟行》，先插叙太原卒和长城吏的对话，后分叙太原卒和内舍的书面对话。所有这些对话，都没有提出‘某人曰’，而读者根据上下文意，给以合理的推测和增字，是完全被允许的。”41这种“省略”式对话不仅见于《诗经》中，而且汉乐府诗、拟乐府诗中多有，是没有问题的。

华先生特别重视《诗经》的“乐歌”问题，即从音乐性的角度来研讨诗。他说：“古者诗与乐合，《乐记》曰：‘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气从之。’是乐不可以离诗也。《汉志》曰：‘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是诗皆可以入乐也。……可知诗之与乐，于古未可分也。”42例如《七月》，“按照音乐的要求，分为八章，每章十一句，大量保留三千年前劳动人民的口语和声音，给人以真实感。如‘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如‘昼尔于茅，宵尔索绹’，如‘采荼薪樗，食我农夫’等等，皆本诗艺术上的可贵之处”43。这里所举《七月》诗章，句句押韵，有很强的音乐感44。华先生还赞同胡怀琛的“和诗”之说，认为“理有参验，未可轻也”，称赞他“于阐明和诗之外，更涉及和歌之法”45，足见华先生对《诗经》的音乐问题的重视。

文学史上讲到《周南·芣苢》，常引用方玉润《诗经原始》中的话来说明其诗境之美，实际上，方玉润还提及歌唱在诗中所起到的作用：

此诗之妙，正在其无所指实而愈佳也。夫佳诗不必尽皆征实，自鸣天籁，一片好音，尤足令人低回无限。若实而按之，兴会索然矣。读者试平心静气，涵咏此诗，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绣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若远若近，忽断忽续，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则此诗可不必细绎而自得其妙焉。唐人《竹枝》、《柳枝》、《櫂歌》等词，类多以方言入韵语，自觉其愈俗愈雅，愈无故实而愈可以咏歌。即《汉乐府·江南曲》一首“鱼戏莲叶”数语，初读之亦毫无意义，然不害其为千古绝唱，情真景真故也。知乎此，则可与论是诗之旨矣。46

方玉润指出了此诗美在“其无所指实而愈佳”，就像唐人的《竹枝》等词，具有“愈无故实而愈可以咏歌”的特色。华先生说：“劳者歌其事，又出以愉快心情，便有积极鼓舞之意，何必另有所求，指出实效？”有些诗章，尤其劳动时的歌唱，只要积极、愉快、有美感，“其耐人寻味处约皆在于其情韵欢欣、意境幽雅之中”，便是好诗；“且《诗经》本以音乐为主，故掌于太师，本篇尤为以音乐歌唱为主的典型，实开两广山歌对唱的先河”47，与方氏之论可相发明。

《诗经》在遣词造句方面颇为自然并富有艺术性。遣词方面，常见的有重言、连语、添字形容词、起语词和已语词。这里华先生所讲“重言”，即是大家常说的“叠字”，他从形容声音、状貌、情态、动作四个方面给予了分析48。其余不再一一说明。造句方面较为复杂，则有重叠、对偶、跌宕、递生、倒装诸句法。这里仅说对偶句、迭宕句和递生句。先说对偶句，《诗经》创作中常有对偶性思维和表达，“多属天成，若不经意而为之者”49；后世骈文、近体格律诗，即以对偶句为基础，使内涵和形式都具有均衡之美，使读者易解、易记。其属于辞意兼对者，华先生说，如《草虫》之“喓喓草虫，趯趯阜螽”；《氓》之“言笑晏晏，信誓旦旦”等是也。属于意对而辞不全对者，如《氓》之“淇则有岸，隰则有泮”；《竹竿》之“源泉在左，淇水在右”等是也。属于四句相对者，如《谷风》之“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浅矣，泳之游之”；《采薇》之“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等是也50。次说迭宕句。迭宕句，能够使语调恳切，气韵生动。如《相鼠》之“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匏有苦叶》之“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须我友”等是也51。再次说递生句，“所谓递生句者，相因而生者也。层层递进，亦所以增其气也。如《巷伯》之‘取彼谮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例最显，后世作者，若蔡伯喈之《饮马长城窟》、曹子建之《赠白马王彪》、颜延之之《秋胡行》，皆仿此而为者也。”52华先生在《诗经》的辞句方面的研究甚为全面、细致，感兴趣者可参看华先生的《论诗（上）——诗三百篇》之第五节《文艺》。

结 语

总之，华先生的《诗经》研究，以文字学、训诂学为基础，特别重视时代背景，善于知人论世；他注重文学的评赏与感悟，最重真情，若以虚假或矫情为诗者，词虽美亦不足取。《诗经》“美刺”之外，拈出“悯”一类诗，将美、刺、悯三者并列，是华先生的独创，可视为对《诗大序》的发展。《诗经》中的“省略”，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符合诗歌尚简约的特点。华先生还特别重视《诗经》的“乐歌”问题，即从音乐性的角度来论诗，指出一些诗章。尤其劳动时的歌唱，只要积极、愉快、有美感，便是好诗。当然，本文对于华先生从文学视角的《诗经》研究，只是初步的尝试，更多的尚须博雅君子作进一步探索。

夏传才先生《二十世纪诗经学》讲到粉碎“四人帮”后的《诗经》研究，说“这些老专家大多七八十岁乃至九十岁高龄，他们的著作以深厚的功力，在训诂、音韵、诗义诠释、基本问题的探讨等方面，对传统作了总结和新探讨，各有创造性发展，传承给当今一代”。夏先生又说，“当代诗经学的学者大多是他们的受业弟子和私淑弟子，中国学术的薪火就是这样继续的”53，肯定了华锺彦先生等在《诗经》研究史上的地位和历史贡献，可谓知人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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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华锺彦（1906—1988），原名华连圃，以字行，辽宁沈阳人，河南大学中文系教授。作为学者，有专著《戏曲丛谭》《花间集注》《中国文学通论》等，论文集有《东京梦华之馆论稿》。作为诗人，著有《华锺彦诗词选》，编著有《诗歌精选》《五四以来诗词选》等。2009年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三卷本《华锺彦文集》。

2．华锺彦：《论诗（上）——诗三百篇》，见华锺彦著：《华锺彦文集》下，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74页。

3．张应斌：《华锺彦的〈诗经〉研究及其学术精神》，《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这是除本文作者之外，学界中唯一发表的、较早的研究华先生学术成就的文章。该文主要是讲，“在学术生涯中，华锺彦不断探索，不断提出新的见解，表现出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精神。这种精神的来源主要有二，一是他的独立人格，二是他母校北京大学的影响”。对于华锺彦先生从文学视角研究《诗经》方面，该文尚未涉及。

4．该文发表于《河南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

5．华锺彦：《中国文学通论》，见《华锺彦文集》下，第891页。

6．同上，第892页。

7．韩愈《科斗书后记》有“凡为文辞，宜略识字”之语。

8．华锺彦：《记高亨先生精研古籍二三事》，见华锺彦者：《华锺彦文集》中，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71页。

9．华锺彦：《自传》，见华锺彦者：《华锺彦文集》上，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页。

10．以上参见华锺彦：《〈诗经会通〉新解》，见《华锺彦文集》中，第500—501页。

11．朱熹集注：《四书集注》，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91页。

12．钱锺书《管锥编》谓《诗大序》“哀窈窕”也说：“《序》云：‘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哀’即爱，高诱注《吕氏春秋·报更》篇之‘哀士’，及《淮南子·说林训》之‘哀其所生’，皆曰：‘哀，爱也’；《汉书·鲍宣传》上书谏宠幸董贤曰：‘诚欲哀贤，宜为谢过天地’，训‘爱’更明。”（钱锺书：《管锥编·毛诗正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册，第114页。）

13．华锺彦：《〈诗经会通〉新解》，见《华锺彦文集》中，第493页。

14．华锺彦：《〈诗经会通〉新解》，见《华锺彦文集》中，第497页。

15．华锺彦：《诗经会通》，见《华锺彦文集》上，第380页。

16．文、史两系，尤其历史系，尤重视社会背景，知人论世。1949至1954年，华先生“先后在东北师大中文系、历史系承担教学工作”，此间教了“历史文选”四遍。详参华锺彦：《自传》，见《华锺彦文集》上，第3页。

17．华锺彦：《中国文学通论》，见《华锺彦文集》下，第909页。本文所引华锺彦先生之文，其间有随文作注者，皆原文如此，非笔者所加，兹一并说明。

18．华锺彦：《对〈东山〉诗的看法——与郭沫若、余冠英同志商榷》，见《华锺彦文集》中，第477—478页。

19．华锺彦：《诗经会通》，见《华锺彦文集》上，第383页。

20．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四册，第1391页。

21．华锺彦：《中国文学通论》，见《华锺彦文集》下，第984—985页。

22．华锺彦：《论诗（上）——诗三百篇》，见《华锺彦文集》下，第945—946页。

23．华锺彦：《中国文学通论》，见《华锺彦文集》下，第985页。

24．以上参见华钟彦：《中国文学通论》，见《华锺彦文集》下，第985页。

25．华锺彦：《发扬鲁迅旧体诗的革命传统》，见《华锺彦文集》中，第639页。

26．孔颖达：《毛诗正义》，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年版，第330页b.闵，同“悯”。

27．华锺彦：《中国文学通论》，见《华锺彦文集》下，第985页。

28．华锺彦：《〈诗经·小雅·十月之交〉赏析》，见《华锺彦文集》中，第836页。

29．同上。

30．同上，第837页。

31．同上。

32．华锺彦：《诗经会通》，见《华锺彦文集》上，第419页。

33．孟子云：“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见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告子上》，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下册，第270页。

34．华锺彦：《诗经会通》，见《华锺彦文集》上，第426页。

35．同上。

36．华锺彦：《对〈东山〉诗的看法—与郭沫若、余冠英同志商榷》，见《华锺彦文集》中，第480页。

37．同上，第479页。

38．参华锺钟彦：《对〈东山〉诗的看法——与郭沫若、余冠英同志商榷》，见《华锺彦文集》中，第482—483页。

39．华锺彦：《诗经会通》，见《华锺彦文集》上，第388页。

40．参华锺彦：《对〈东山〉诗的看法——与郭沫若、余冠英同志商榷》，见《华锺彦文集》中，第482—483页。

41．同上，第483—484页。

42．华锺彦：《论诗（中）——乐府诗及古体诗》，见《华锺彦文集》下，第986页。

43．华锺彦：《〈诗经·七月〉诗新解》，见《华锺彦文集》中，第838页。

44．关于《诗经》的韵律问题，边家珍的《华锺彦先生〈诗经〉研究的贡献、特色与方法》一文的第一节之下，有“（二）对《诗经》音韵的研究”，述论较详，兹不赘述。见《河南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

45．“和诗”“和歌”之说，创见于胡怀琛的《中国文学辨正》。“胡君之意，以为诗歌倡和，自古有之。《论语》云：‘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是其证也。《诗·郑风·萚兮》首章云：‘萚兮萚兮，风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二章云：‘萚兮萚兮，风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漂同飘；要，成也，与和同意。言予倡之，汝成之也。）诗之倡和，从可知矣。”胡氏又云：“有末句为两人以上同歌者，此例在今日西国乐歌中常有之，而不知国风中亦有之。如‘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周南·麟之趾》）是首章为甲唱，而末句‘于嗟麟兮’一句，为甲乙丙同歌。次章为乙和，而末句三人同歌，三章为丙和，而末句为三人同歌也。此又于阐明和诗之外，更涉及和歌之法矣。《北风》（见《邶风》）、《木瓜》（《卫风》）、《君子阳阳》（《王风》）、《溱洧》（《郑风》）、《园有桃》（《魏风》），诸篇皆此类也。”（参华锺彦：《论诗（上）——诗三百篇》，《华锺彦文集》下，第969页。）

46．方玉润撰、李先耕点校：《诗经原始》，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上册，第85页。

47．以上参见华锺彦：《诗经会通》，见《华锺彦文集》上，第357页。

48．其形容声音者，如《关雎》之“关关雎鸠”，《葛覃》之“其鸣喈喈”。形容状貌者，如《葛覃》之“维叶萋萋”，《桃夭》之“灼灼其华”。形容情态者，如《草虫》之“忧心忡忡”，《柏舟》之“忧心悄悄”。形容动作者，如《小星》之“肃肃宵征”，《柏舟》之“耿耿不寐”。参华锺彦：《论诗（上）——诗三百篇》，见《华锺彦文集》下，第976页。

49．华锺彦：《论诗（上）——诗三百篇》，见《华钟彦文集》下，第979页。

50．以上参见华锺彦：《论诗（上）——诗三百篇》，见《华锺彦文集》下，第979页。

51．参华锺彦：《论诗（上）——诗三百篇》，见《华锺彦文集》下，第979页。

52．华锺彦：《论诗（上）——诗三百篇》，见《华锺彦文集》下，第979页。

53．夏传才：《二十世纪诗经学》，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年版，第191页。 

           本文刊发于《汉语言文学研究》202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