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从庄学史上看，《庄子》是本什么书？

答：从庄学史上看，郭象的《庄子注》“特会庄生之旨”，提出“独化”“自造”等理论。唐代成玄英《庄子疏》在解庄时，引进了佛教中观派的理论和方法，开以佛解庄的先河。韩愈则要把庄子的学说改造成儒术，甚至在《送王秀才序》中提出庄源于儒的看法。宋元明清时期出现了很多庄学研究著作，如李贽的《庄子解》、林希逸的《南华真经口义》、王夫之的《庄子解》、宣颖的《南华经解》、郭庆藩的《庄子集解》等，其中李贽、王夫之等的研究带有启蒙思潮的特点，以庄子来反封建主义。近代严复的《庄子评点》中，有以西方的范畴、概念来评点《庄子》的内容的。

至现代，研究庄子者还是要数鲁迅先生和郭沫若。鲁迅反对庄子的避世观，态度很坚决：“故自史迁以来，均谓周之要本，归于老子之言。然老子尚欲言有无，别修短，知白黑，而措意于天下；周则欲并有无修短白黑而一之，以大归于‘混沌’，其 ‘不谴是非’，‘外死生’，‘无终始’，胥此意也。中国出世之说，至此乃始圆备。”（《汉文学史纲要》）郭沫若点出了庄子可为统治者服务的事实，他说：“他理想的恬淡无为，也被盗窃了成为二千多年来的统治阶层的武器。上级统治者用以御下，使天下人消灭了悲愤抗命的雄心；下级统治者用以自卫，使自己收到了持盈保泰的实惠。”（《十批判书·庄子的批判》）这是现代庄学的突出亮点。

建国后，学者们看待庄子，不是唯物主义就是唯心主义，把庄子放在伪神性的政治法庭上加以审判，以关锋的《庄子内篇译解和批判》最为猛烈，庄子成了“奴隶主残余势力”，经历了被“上纲上线”的恐怖命运。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如李泽厚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认为庄子是“最早的反异化的思想家”，开始对庄子给予“翻案”性质的评价。崔大华《庄学研究》、刘笑敢《庄子哲学及其演变》等，对庄子的“道论”“逍遥论”“三言”等多有正面肯定，这或许与从“文革”中庄学复兴的意识有关。值得一提的是，刘小枫曾说：“正因为道家精神对现实世界的恶的畏惧，才设想出一个植物性、生物性（“足以养其身”、“终其天年”）的世界。……人不可能退出历史时间，因而也不可能避免恶。生命本身就是伤身的，要不伤身，唯有不活，成为石头。”（《拯救与逍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12页。）这一看法不能不说是有道理的：庄子设想出人的植物性、生物性，这是对于对“恶”的斗争的复杂性、残酷性的避免，是源于对现实世界“恶”的畏惧，从本源上推应当是这样。

另外，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庄子》的创作时间问题。高亨先生《试谈庄子的齐物》文末附注说：“《庄子》内篇是庄周自撰，外、杂篇是他的弟子后学所作，但是外、杂篇与内篇观点一致之处还是可以用来说明庄子思想。”（《高亨著作集林》第九卷，第369页）当代学者刘笑敢也从语言学角度的探讨，内篇写作时间在前为庄子本人所作，而外、杂篇的写作时间在后出自后学之手（《庄子哲学及其演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庄子本人之作是“源”，而后学所作是“流”、是内篇思想的解释发挥。除极少数确有证据的文句或段落外，《庄子》外、杂篇与内篇的基本理路是一致的。事实上，在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史上，《庄子》一书是作为一个整体发生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