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组织的发展都离不开其生存的环境，一个组织只有与其外部的环境进行恰当的物质、能量、信息交换才能维持自身的平衡与协调。大学也是如此，它也离不开其生存的环境。美国加州大学前校长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在他的著作《大学的功用》一书中把美国大学的成功的经验归结为：“历史是一答案，同周围社会环境的一致是另一个答案。”[1]大学外部环境的重要性在引起学者的注意，同样也引起我们的思考：大学应该与外部环境发生作用，但是，大学不能为外部环境所左右，大学必须有自己的行为逻辑，大学必须有自己的活动边界。在主流组织社会学中，组织边界是组织与其环境分开的地方。大学边界是大学与其外部环境之间的分界线，这条“分界线”，即代表着大学与其它组织之间区分的界线，也代表着大学与其它组织之间相互联系和作用的界面。边界不是一条线，而是一个边界束，是一个界面集合。大学边界起着调节大学与环境关系的重要职能。

正常的大学边界应该具有维持和超越功能，它维持大学的组织特性，以使大学能够按自身的运行逻辑来发展；同时，它也在大学与外部组织之间构筑一个桥梁，以使大学与外部环境能够形成良性互动。当大学边界不能发挥其应有作用时，大学的组织特征就会被打破，大学的运行规律就会被异化，大学就会“被动”地与外部组织进行同形、同构、同制度的改造。时下中国大学边界正在消融，大学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正在异化。

第一，大学对政府运行模式的克隆

20世纪80年代后，尤其是苏联解体之后，大学在军事科研中的作用和地位相对下降，国家和大学的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一方面，随着高等教育财政持续紧缩，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拨款有所削减，相应的国家直接干预有所减弱；另一方面，随着全球竞争的加剧，世界各国对人才的需要日益迫切，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成为各国培养高素质人才，加速国家创新，抢占全球科技经济制高点的战略行动。为此，各国不得不在有限的资源下集中资金，重点加强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如德国、英国、法国等通过发起“精英大学计划”、“2000高等教育计划”等改革，希望重振老牌世界一流大学的辉煌；日本发起了“21世纪COE计划”，计划建设30所世界一流大学；美国联邦教育部在2005年发起了一项“综合国家战略”，其中的一项重要任务是重新设计美国大学在全球中的角色。

在世界建设一流大学的大形势下，中国也开始了高水平大学建设的步伐。“211工程”和“985工程”实施的直接后果有二：一是国家加大对大学投入的同时，对大学的干预力度加大，大学与政府的边界消融；二是中国大学严重分层，低层大学开始模仿高层大学。这样做的一个最终结果是大学管理的官僚化，大学运行机制的行政化。大学采用了与政府完全一致的行政治理模式，大学的学术特征被消弭，学术力量被行政化。虽然国家教育中长期教育规划把去“行政化”作为高等教育科学发展的重要治理事项，但从目前来看，中国大学行政化、官僚化的现象仍然十分严重，突出表现是最近越来越多的大学设置“正厅级”的“常务副书记”、“常务副校长”，有些学校甚至设置多名常务副校长。

第二，大学对企业运行机制的顺应

大学对企业运行机制的顺应并不是现代社会才有的事。在中世纪大学的部分“学生大学”中，大学教师在经济上依附于学生的学费，学生成为教师的“老板”，教师成为学生的“打工者”，师生之间存在市场雇佣关系。“由于教师没有固定的薪水，他们需靠学生交纳的学费来勉强维持朝不保夕的生活，所以有人指责这些教授不时采用一些低劣的伎俩来吸引更多的听众，作为回击，据说学生们会因教授讲课声音太小、速度太慢或太快而不满，他们的表达方式包括向教师吹口哨、发嘘声、大声叫喊、抱怨、跺脚甚至扔石头。”[2] 在现代大学中，受20世纪80年代大学财政危机的影响，大学越来越多地把高等教育的成本转移到学生身上，学生因之成为了“准消费者”。 “大学经营像是以学生为客户的商业运作。”[3]

在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无所不包的单一决策隔断了大学和社会、市场之间的联系，大学与市场存在着明显的边界。一方面社会不关心学校发展，只向政府要从业人员；另一方面学校不关心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只对政府计划负责。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变，宏观管理体制变革和投资方式的变化将大学推到了市场经济的前沿，一切资源都是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进行配置。大学与市场之间的边界被打破。教育投资方式已完全由国家负担向多渠道力量办学转变。政府、企业、个人等都有可能成为大学投资办学的主体，学生成了大学的“顾客”。争夺高质量的生源就成为高等教育市场竞争的主要内容。于是企业的运行机制越来越多地被移植到大学中来。其中的主要表现是：大学越来越多地采取企业化的运作方式，这些运作方式包括：“从商业世界中得来的质量管理标准和战略；对市场、曝光度及公共形象宣传的重视；对边际收益和学习的常年成本效益的财务考量；通过对成长和收益分配收的奖励机制分散权力结构；重新分配劳动力（不再使用兼职和助教）；开发复杂的辅助性产品、专利和服务；用卓越这种模糊的措辞替代具体教育的准确细节；当然还有研究以及与商业世界的其他财务协作。”[4] 具体表现是大学用市场化的方式办学；用市场化的方式管理大学。“成本管理”、“目标管理”、“绩效管理”成为大学的主要管理方式。

第三，大学院校文化机制的式微

院校文化是由个别大学和学院产生的并依附于它们的文化。院校文化机制就是大学因自身的内部文化而产生的一种主动作为的力量。各个大学在组织结构趋同的同时，又保持自身独特的组织结构特征，主要原因就是各个院校文化机制的力量和特征的不同。例如，威斯康星大学因为“威斯康星思想”而闻名；沃里克大学因为其独特的“创业文化”而名扬天下。院校文化机制是大学精神的源泉，是大学保持其组织特征的保障。中国大学在大学与政府、大学与企业边界消融的环境条件下，大学院校文化机制机能式微，各类大学之间的特征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