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罗斯白银时代诗人曼德尔施塔姆看来，那些修士式的知识分子所书写的拜占庭文字，既是一种祈祷文，也是一种充满了仇恨的语言，应该从诗歌的园地里驱逐出去。他甚至认为，俄罗斯诗坛的头等大事是将语言平民化和世俗化，亦即口语化。通过口语中固有的那种宽容与妥协态度，为诗歌提供一种和解精神。

应该说，中国诗歌的口语化和平民化进程，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新文学革命中已经得到了完成。其后，它一直在现代象征主义思潮、古典诗歌的雅言趣味与现代中国革命所要求的大众化取向所构成的艺术空间里，不断重塑着自己的抒情主体与言说范式，也在不断地调整着自己的诗学取向。直到当今市民社会的初步形成，这三种诗学所形成的文化合力，最终推动了中国现代诗歌审美价值的转向与诗体形式的转型：当前的诗人们开始追求并创造一种既有古典诗歌中的崇高与纯情、又有日常生活的丰富与快乐的诗歌语言。郭杰及其诗歌，就是“朦胧诗”所开启的现代派诗歌运动与艾青、田间和贺敬之等所创造的诗歌大众化传统，这两者既对立又统一的产物。

当现代诗学注重对个体生命的自觉追求与新文学传统对时代精神的敏锐把握，有机地统一于郭杰的诗歌创造中时，他开始逐步放弃了口语化诗歌中的宏大叙事及其抒情腔调，而走上了对人的个体生存进行理性言说的诗艺之路。产生这一转变的因由，在我看来，完全应该归功于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启蒙和市场经济时代里所发生的人的伦理自觉。涌动于诗人心弦上的亲情、爱情和友情，再一次获得了诗性表达的合法性；它们又能与大众化诗歌时代的阶级情、爱国情和民族情一道，共同构建当代诗坛的情感景观。因此，在《月光下看海》这部诗集中，人们既能读到《焦裕禄之歌》、《以生命诠释光荣》和《奏响时代之声》等弘扬时代“正能量”的诗篇，更能读到《让我轻轻靠近你》、《父亲》和《致友人》等大量关于爱情、亲情和友情等回到个体的自我表达的诗行。也恰恰是这些诗行，让我们碰触到了一个具有如此丰富的生命情感的诗人形象，并“看”到了郭杰个人对生命价值与人生意义的感悟。

显然，诗人并未将自己的生命情感局限于私人经验领域，而是通过对个体生命感知与其在场的时代精神的交融，使得他的诗歌在理性与感性之间建立起了一种深刻的对话关系。这种写作取向不仅拓展了诗歌的表现疆域，也重新确立了诗人在现实语境中的言说位置。诗人相信，人是情感的生灵，诗歌的言说也因情感而获得了生命。因此，在郭杰这里，情感也不再是诗行的装点，而是人们追问生命意义的产物。当然，作为一名学者、一名现代知识分子，他更是坚信，惟有现代理性才能赋予人以自由和尊严。因此，在其自由体诗歌创作中，他往往通过借助庄子的哲学思维和陶渊明诗歌中的自觉意识，超越了人世间的凡俗，举重若轻地进入到了一个纯粹而宁静的内心世界，发现了生命的每一时段里的真实自我。

郭杰诗中的这一“自我”，不仅摆脱了崇高抒情时代的庄严和刻板，相反，也因其独特个性及其反思精神而富有了生气。在《我不过是一条鱼》中，“我”曾经是一条在命运长河中“咬咬牙，一切都能过去”的鱼，也是一条始终“穿行在希望的长河里”的鱼。尽管在《回家》中，“我”是一个对故乡魂牵梦绕的人；但他又在《梦》中坦率地承认，也只有在梦中，“我”才能成为索尔·贝娄式的“不装”的人，才能够做一个勇于袒露自己的隐秘忧伤的人。而在《人群一瞥》中，诗人则制作了一幅如此的自画像。只有当人们来到各自的人生之秋，他们才会意识到，其实他们都在做一个且“把心中万丈豪情，一捆捆存入库房”的人。人在步入晚年的无奈和心有不甘溢于言表。显然，这些诗篇中的抒情主人公“我”与诗人本人具有高度的重合性。也就是说，郭杰不仅是从自身的生命体验中解读诗歌艺术的真谛的；他也是在对人的生命沉思中逐步明确着自己的诗学取向的。

因此，郭杰诗歌的理性言说，不仅表现在抒情主人公的自我意识的出场上，也表现在他总是以一个当代沉思者的姿态，对话着那些人们耳熟能详的文学和哲学大师，从而形成了他自己的独特人生观和诗学趣味。作为一名中国古典文学学者，他之所以服膺陶渊明和白居易的诗歌，是因为他们那种风格平淡的语言，却总能让人们寻常的日子更富于意义，让普通人的生存富于尊严。他尤其钦佩屈原能够以其高洁的人格贯穿其一生的诗篇（《汨罗江畔》）。当然，他也赞赏卡夫卡，认为他随手将自己脸上的古怪表情和讥嘲的笑意，“抹入一篇篇小说”，就能“把读者引入石墙缝隙/那令人窒息的栖身之地”（《城堡和卡夫卡》）。但是，对世人同样不时面露嘲讽之色的毛姆，诗人却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警惕。他认为，当人们自以为是地嘲讽着别人的蠢笨时，实质也在嘲讽他们自己。因为，这种以香草美人自喻行为其实是自古以来人我皆有的毛病（《毛姆，嘲讽之箭》）。这也是人为何要在理性中成长的原因。然而，对于普希金诗歌中泛滥的忧伤，诗人则丝毫没有留下共情或惋惜的余地。在他看来，普希金眼睛里的忧伤，是缘于他对“舞裙下的矜持、嫉妒和虚荣”的病态的痴迷。至于那场“鲁莽的决斗”，也不过是一场让生命成为笑柄的“昂贵的游戏”，是在重复着他自己创造的文学人物叶普盖尼·奥尼金的故事。

其实，自从进入理性主义时代，时代文化就为作家和诗人们增添了一项新的社会责任：他们不能只是去记录人类的历史和现实的苦难，而是要以饱含热情与思想的语言，去唤起现实中的人们战胜苦难的勇气。因为现代诗歌也不再是宗教式的叫人忍耐或承受这些不幸与困厄，而是需要诗人以自身的思想与信仰，给人以生活的希望、精神上的勇气和自豪感。应该说，现代诗人的荣耀开始逐步聚焦于如何去完善人类的心灵，以直面情理冲突所带来的内心的痛苦。郭杰显然觉察到了这种理性主义文化所带来的诗学转向。因此，在《哥尼斯堡街头》和《与海德格尔对话》等诗篇中，他对致力于主体哲学建构的康德和海德格尔等哲学家都情有所钟。因为在他看来，如同老庄和陶渊明之于中国古代社会一样，在近两百年来，是他们的思考让人类重新找回了自信和尊严。而对于另一位理性主义哲学家黑格尔，诗人则认为，他那些所谓“凡是现存的都是合理的”和“凡是现存的都是注定要灭亡”等论调，都不过是“千百年来/妇孺皆知的/老生常谈”（《黑格尔》），丝毫不能给人以迈向未来的勇气。

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自“文艺复兴”以来，人类文明的理性化过程，既是一个人们梦寐以求的现代化过程，也是一个神圣消逝的世俗化过程。尽管世俗化究竟是现代化的表征还是现代化的陷阱尚有争论；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现在所经历的时代，实际上就是黑格尔曾经指称过的“枯燥的散文时代”。在这种散文化的文化空气中，已经没有人再敢去做古典时代的那种英雄梦了。但在当下表现为内心世界里的情理冲突的生命政治中，丧失了冒险精神的人们，大概永远也不会放弃对自身生命完整性的追求。即使是被迫退回到一个十分狭小的自我领域，他们也会在螺蛳壳里做道场，在其内心世界里做着自己的春秋大梦。因此，如果说现代哲人们意在取代神灵而重新启发人们对天地万物进行沉思；那么当代诗人则在致力于重新阐释人的生命价值和意义，以摆脱这物化生存所带来的精神困境。郭杰在其诗歌言说中，也在全力为当下的人们寻找超脱人类自身局限性的可能途径。

在《鱼化石》中，诗人与鱼化石有过一段这样的对话：“我是一个生命/你是半具残骸/你这半具残骸/存在了几亿年之久/而我的生命之躯/不会超过百年/以我有限的想象/难以遨游你的世界”。在化石面前，人们不得不承认个体生命的局限性。但即便这样，在《假如我是一个诗人》中，诗人却又说：“假如我是一个诗人/拥有整个世界┄┄（将）架起一道七色彩虹/让人的心灵/冲破万有引力的藩墙”。而在《人工智能与诗》中，面对当下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给人类自身带来的生存焦虑，他又告诫自己，要做一个勇敢的诗人，但“不是像堂吉诃德/骑着瘦马/对抗时代风车/而是守住/心灵的家园”。显然，郭杰的生命诗学与他所崇拜的20世纪大诗人艾青的诗歌观走在了同一条道路上。艾青曾说：真正的现代诗歌既是诗人们对自然和当下现实生活的凝望，同时又是人类向未来所寄发的信息。而诗歌中这种能激励人们奔赴理想与未来的情思，又必须如裸体女郎一样是健康的，诗歌的语言才可能是温暖而明朗的。郭杰也在借评点陶渊明诗歌的机会而提出了自己的诗学观——既然现代艺术都是生命的表现形式；那么唯有捕捉个体的生命欢颜的诗篇才是真正具有生命力的诗歌。他说：如萤火虫一般，“诗人的生命是短暂的/生命的诗歌是永恒的”（《陶渊明印象》）。他在《萤火虫》一诗中又说：短命而卑微的萤火虫，之所以在皓月面前毫无愧色，只因她展示的是生命的欢颜。

是的，任何人都有展示其生命欢颜的那一刻；而此刻就是其诗意栖居的“此在”时刻。那么，郭杰究竟是如何理解生命存在的价值与意义的呢？他在《生命》一诗中说：“生命之短暂仿佛瞬息/生命之渺小犹如尘埃/但凡世上每一个生命/都会闪出星辰的光彩/无论银河是多么浩繁/心弦的独奏无可替代”。当我们将人这一生命体放置在宏阔的宇宙中来识解和思考时，就不只是看到他们在现实中的卑微与渺小，而更要看到这种卑微身躯背后心灵世界所焕发出的无可替代的光彩。他们可能卑微如晒谷场上偷食的麻雀（《大鹏与麻雀》），也有可能只是夏日柳树上短命的鸣蝉（《咏蝉》），但正是其现实生存的卑微与艰辛，突显了他们对生存的执着和生命的珍贵与美好。因此，诗人愿意将现实中广大卑微人群的“伤感往事”或“记忆中的雪片”，编织成一个个桂冠（《桂冠》），以致敬他们“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用生命诠释光荣》）。因为他坚信，“个体生命的水滴”，一定会折射出整个“人类历史的海洋”的全部信息（《恍然如窥》）。

显然，郭杰认为，现实生活中的人们，无论他们的身份有多卑微，他们的生命有多短暂，但他们灵魂的每一次的闪光，都会推动着人类走向那从来就向往的精神高地。而他们的灵魂之所以闪光，恰恰是缘于他们从自身的生存与生活中，对现实、对人生有了各自独特的体味和感悟，并形成了其各自独特的生命表情。当这种感悟与思考呈现于艺术中，也就成了郭杰眼中的“生命的欢颜”。所以，他又创作了一系列关于命运多舛的艺术家的诗篇，再一次解读了其艺术中的审美情感及其魅力之源。《病中吟》本为天才音乐家刘天华的名曲，但诗人却在同题诗篇中说：正如蚌病生珠，如此感天动地的天籁之音的诞生，也只能从英年早逝的音乐家生命弓弦的滑落处能得到说明。在《二泉映月》一诗中，诗人则从这首世界名曲的旋律中，既看到了如水月色泻下的世间苍凉，更是听到了瞎子阿炳琴声中泻下的悲凉以及希望。而恰恰是琴声中的这种苦尽甘来的希望，“留给了我暗夜归来的一豆灯光”。而在《诗的震撼》中，当打开那曾经患有脑瘫病的乡村诗人余秀华的诗章，面对字里行间那如“北风卷动枯草”的凄楚和“胜过任何悲凉乐章”的“呜呜低鸣”，诗人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震撼。但他意识到，“过去和今天/已经并排在一起/草根和经典/已经并排在一起/不幸和伟大/也已经并排在一起”。显然，郭杰已经敏感到正在发生的当代诗歌之变：诗歌不再只是传唱幸福的歌声，而更应是人们吞吐心声的歌行。

当然，诗人也正是在这种理性主义的生命观中完成自我认知的。在《驶向北极》中，面对无数星辰缀满的天空，他感到：“我这微弱生命/与浩渺无垠的宇宙/转瞬间融为一体/顿时感到/惊讶、敬畏/甚至带有几分战栗。”时隔一年，他在《仰望星空》中又说：“伫立北极/仰望星空”，他仿佛正轻执北斗，挹起一瓢银河之水。而所有的星光，都是他梦想的眼睛。其后，他再一次在《星空，就在这里》这首诗中自我指认，诗人自己乃至诗人所属的七七级群体，其实都是一群仰望星空的理想主义者。只是他们从来没有像当今的人们一样，把“诗和远方”贴在脑门上，以示自己的超尘脱俗。因为这一代人，他们曾经赤脚“穿过冬天的河流”，他们也曾经被迷茫的“晨雾遮掩了远方的眺望”（《我的脚穿过冬天的河流》），所以，他们对宇宙自然、时代命运乃至人自身的生命，更多的是敬畏和珍重。诗人在《我们，一九七七》一诗中，就以“过来人”的身份这样自我总结道：“人生路上艰辛登攀/岂敢辜负命运之眷顾/托举起民族希望/以布满双手的厚茧/如今这一代渐次老去/皱纹满面霜发尽染/自问平生无愧/毕竟曾勇立时代之巅”。

诗人在诗歌中的这种自画像，实际上也刻画了中国迈向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精神形象。借用他在《午后阳光》中的话，这部诗集与其说是在捕捉每一个普通市民的“生命的欢颜”；还不如说它就像一面古老的铜镜，既照见了他们微霜的鬓角，更是记录了他们的快乐与忧伤。这一代知识分子大多出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经历了共和国时期的历次重大变革。少年懵懂时期目睹了“文革”；青年时期又亲历了“上山下乡”。其后，他们又在改革开放、恢复高考和长达四十多年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国家叙事中完成其自我蜕变与精神建构。也就是说，半个多世纪来中国社会的历次变革，不仅改写了他们一代人的命运，孕育了他们的思想，也定义了诗人郭杰的“写作现场”。

在《我的知情岁月》中，诗人以“回想当年”的超脱心态，记录了他们的上山下乡运动以及在知青点上的劳作生活。因为他认识到，尽管他们的知青生活是特定时代的一种被动的参与，但这是他们涉足国家叙事的开始。因此，直到几十年后回忆这段经历，他仍然在说：“青春之火/燃烧在年轻的胸膛┄┄喂猪这活儿/真有些让人难忘”。在《门与窗》中，诗人则以一个现场沉思者的姿态，肯定了改革开放之于中国的意义——我们仍然站在原来的地方，但窗里和窗外，却是昼与夜的距离。而在《深圳传奇》和《红树林》等诗篇中，诗人则以一名学者的姿态，力图揭示“深圳传奇”发生的文化密码。他认为，深圳传奇不仅仅是深圳人敢闯敢干的结果，而更应该归功于每一位深圳人吃苦耐劳的精神。深圳是一座移民城市。而这些移民们就像深圳湾海边的红树林一样，只需要一点点苦涩的海水，而献给人类的却是根的坚韧和枝的力量。

当然，诗人也更多的是以一名普通市民的姿态，打量着深圳这座由无数“熟悉的陌生人”组成的社会。比如，就在《月光下看海》这首诗中，他以“大海”为喻，描述着他眼中的新的人城关系：“我”和大海很陌生，因为猜不出它下一刻怒涛万丈的形貌；但“我”始终感觉和大海很亲近，咫尺之间便完成了内心深处的一次共鸣。那么，“我”与这些熟悉的陌生人群究竟是如何产生共鸣的呢？诗人在《移民》一诗中提供答案：只有当你替他人着想时，他人才会替你着想。在城市社会这一新的生存空间里，人们必须认识到，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相互尊重，才是现代契约型社会的道德基石。替别人着想，从“我”开始，恰恰也是人们走向伦理自觉的标志。因此，这实质是诗人在替深圳这一移民社会探寻其内生的伦理结构，也是在为具有红树林精神的深圳人重建精神家园。

在一个依靠业缘而非血缘来缔结社会伦理关系的现代都市里，如何以公平、正义的现代人道主义伦理观念来处理城市人群中越来越复杂的社会关系；如何为“灯红酒绿”“物欲横流”的都市社会正名；尤其是当个体脱离了集体主义的怀抱后，一致认同的共价值尚未形成，失望、感伤与颓废往往成普通民众的另一幅生命表情；这些问题一直是现代都市文学无法回避的。特别是随着我国城市化时代的到来，中国当代作家又都面临着从一个从乡村书写到都市书写的转型问题。因此，我认为，在这一转型潮流中，郭杰的诗歌写作是做得比较成功的一位。其成功之处在于，他在承接旧体诗温柔敦厚的典雅趣味和革命化时期诗歌语言的大众化传统的同时，也能立足于现代都市伦理和生命政治这一现实，将各个历史时期宏大而冰冷的历史事实还原为你我都能认同的生命体验，从而为中国新诗在个体的自我表达与大众化审美认同相融合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作者系深圳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