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著名学者傅璇琮先生（1933—2016）九十诞辰之际，中华书局精心出版了二十四卷本《傅璇琮文集》，收录其个人著作《唐代诗人丛考》、《唐代科举与文学》、《唐翰林学士传论》、《李德裕年谱》四种，合著《李德裕文集校注》、《河岳英灵集研究》两种，另将其从1956年至2016年六十年间发表的各类单篇文章（包括论文、杂文、随笔、序跋、前言、说明等）共三百六十余篇，依时间为序结集为《驼草集》，真是蔚为大观，堪称当代学术史上的一件盛事。不久前，中华书局又与清华大学人文学院联合举办“纪念傅璇琮先生诞辰九十周年暨《傅璇琮文集》出版座谈会”，专家学者济济一堂，共同探讨和阐发傅璇琮先生博大精深的卓越学术成就，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文化意义。傅璇琮先生是我多年敬仰的学术前辈，他不仅学术造诣精深卓著，尤以热心奖掖后学而见称于学林。我作为从多方面深受其惠的后学，能够躬逢盛会，感到非常荣幸。

在当代前辈学者中，傅璇琮先生的名字，我是知道得比较早的。十年文革以后，恢复高考。我作为第一批被录取大学生（即所谓“77级”），进入到徐州师范学院（今“江苏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那时，学术上还较为寥落，书店的书柜里，图书馆的书架上，很少见到新近出版的学术著作，远不能满足莘莘学子求知若渴的心情。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980年春天，我和一些同学偶然购买到傅璇琮先生的大著《唐代诗人丛考》（中华书局1980年版），当时确有一种喜出望外的感觉。这部著作，字数达38万之多、厚度达536页之多，注定是一部垂于青史的学术经典。虽然以我当时的知识水平，还无从充分理解其考据之精微、见识之超拔，但即使断断续续翻阅下来，已让我深为叹服，感到一种与众不同的格局和胸怀，眼界为之豁然开朗。后来又得知，当时我们中文系学术上较为突出的吴汝煜老师，与傅璇琮先生过从较密，很受器重，我们这些学生也是颇感自豪的。

我知道，我们这一代的许多优秀学者，都是与傅璇琮先生保持着极为亲密的联系的。说来遗憾，我本人与傅先生直接接触实在太少了，只有一次面聆教言的机会。

那是2002年7月28日，在兰州西北师范大学举行“《文学遗产》论坛”暨“2000—2001年度《文学遗产》优秀论文奖”颁奖典礼。我作为获奖作者，从时任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杨义先生手中，接过获奖证书，并代表全体获奖作者发表了感言。当时，我曾手持一册我读大学时邮购的《文学遗产》创刊号，展示给到会的诸位专家，表明《文学遗产》杂志对我在学术上的引导作用。发言结束后，坐在我旁边的傅璇琮先生有些遗憾地对我说，虽然他曾在“复刊号”上发表了论文，但这期刊物他却已手头无存了。我感到，这本“复刊号”对傅先生，比对我更有意义，于是便将这册刊物敬呈给他，作为纪念。傅先生回京后，很快把他的新著《濡沫集》惠寄给我，不仅签名盖章，还附了一封亲笔信。不久后，傅先生就去了台湾大学，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学术访问，而我也牵于冗务，多年来有失音问。每念及此，颇感怅怅。2014年，在《文学遗产》创刊六十周年之际，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编辑出版《〈文学遗产〉六十年》一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我应约写了一篇题为《〈文学遗产〉照亮我的学术之路》的小文，其中就记述了此事。

近日，接到中华书局朱兆虎兄邮寄给我的《傅璇琮文集》，其中所收《唐代诗人丛考》2003年版题记（写于2002年8月下旬），也记载了当年这次《文学遗产》论坛。其中写道：“在兰州开会与至甘南考察期间，一位文学院研究生丁宏武受赵逵夫教授委托，一直陪伴、照顾着我。有一天晚上，他突然拿来一本多处破损的旧书，即我的这本《唐代诗人丛考》，是1980年1月的初版书。他说这是几年前从旧书摊上买下来的，一直保存着，这次正好见到我，拿来给我看看，并让我写几句话。”读到这里，我心里不禁产生了几分遗憾：如果在那次论坛上，我也能带来自己手上那本《唐代诗人丛考》，也请傅璇琮先生“写几句话”，该是多么值得回忆的一件事情啊！

从1980年《唐代诗人丛考》问世以来，傅璇琮先生在在中国学术界（特别是文史学科领域），做出了无可替代的重要贡献。就我个人理解，傅璇琮先生的贡献，至少包括三方面：

首先，他是一位取得卓越成就、起到引领作用的杰出学者。他的主要著作，如《唐代诗人丛考》、《唐代科举与文学》、《翰林学士传论》、《李德裕年谱》、《唐人选唐诗新编》，及其数量极为丰富的一系列代表性论文，都能够突破既有格局，达到前所未有的学术高度，成为学术史上绕不过去的经典之作。他博通文献，精于考据，但从不以此自囿、自矜、自炫，从不固步自封，而是把文献考据，视为文学史研究的手段和方法，始终怀有宏阔的胸怀和视野，以建立科学的文学史体系作为自己的根本使命。

其次，他是一位热情奖掖后学、引领学术方向的学术领袖。很多学术潜力深厚、尚未脱颖而出的青年学者，经他慧眼相识，欣赏推荐，得以较快地崭露头角，成长为下一代的领军人物和学术骨干。他所开拓的研究方向，如唐代诗人生平考证、唐代文学与科举制度关系等，特别是他采用的文史兼治、相互融通的治学方法，都能够承上启下，独树一帜，引领当时学术潮流和风尚，坚持实事求是、扎实严谨的道路，避免浮夸焦躁、急功近利的学风，在科学精神指导下求实创新，取得新的突破。

第三，傅璇琮先生是一位献身古籍工作、担当历史重任的出版家和领导者。他担任中华书局、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的领导职务，参与制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2—1990）》、《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九五”计划》等，对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繁荣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在中华书局主持或分管编辑出版了大量高水平学术著作，产生广泛学术影响和社会影响；他精心培养了许多中青年古籍编辑人才，许多都走上了出版界的重要领导岗位和编辑岗位，薪火相传，承担起新的历史使命。

关于这些，学术界很多学者更有资格讲述他们的感受和看法，我就不多费笔墨了。这里，我着重就自己在学术工作中，从傅璇琮先生著作中所受启迪，谈一点认识。

大家知道，傅璇琮先生的学术研究，是在科学的前提下，勇于除旧布新、开创新局面的。例如，唐代贞元三年（787），时年十六岁的白居易，写下一首后来脍炙人口的诗歌《赋得古原草送别》。据唐代张固《幽闲鼓吹》记载，白居易初到长安时，曾携带诗文谒见著作郎顾况。顾况拿他的名字打趣说：“米价方贵，居亦弗易！”及至读罢此诗，不禁叹赏道：“道得个语，居亦易矣。”由此，白居易在京城名声大振。此后如王定保《唐摭言》、尤袤《全唐诗话》、蒋一葵《尧山堂外纪》等书，也有类似记载。可见这已成为古来公认的文人佳话。但傅璇琮先生在《唐代诗人丛考》（中华书局1980年版）中的《顾况考》中，对顾况生平事迹详加考辑，进而对前人记载提出质疑，认为：“所谓白居易到长安谒见顾况以及顾况‘长安居大不易’得赞语，只不过是一种故事传说，而不能看成实有其事，不能作为依据来论述顾况和白居易得事迹。”（见该书第400页。）这种破旧立新的考论，不仅需要扎实的学术根基，也需要勇敢的学术气魄。而这恰是傅璇琮先生鲜明的学术品质。

正由于有了傅璇琮先生的突破和引领，朱金城先生两年后出版的《白居易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也提出：“贞元四年（七八八）以前，居易无赴长安之可能。贞元五年后，顾况因嘲谑贬官饶州司户（其知交李泌卒于贞元五年），复至苏州，与苏州刺史韦应物、信州刺史刘太其相往还。如谓居易有谒顾况之事，或相遇于饶州及苏州也。”（见该书第第12页。）后来，谢思炜教授亦从朱金城之说，其《白居易诗集校注》认为：“贞元五年居易从父任在衢州，顾况贬官饶州取道苏、杭、睦州，随后即经衢州，故此时居易极有可能拜谒，传说或即由此生发。”（见该书第三册，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042页。）虽然现在看来，这个问题还可进一步探讨，但傅璇琮先生不为旧说所囿的创新精神，实在是令人钦佩的。

当然，关于顾况与白居易关系问题，我也偶尔想到一点献芹之见。不论二人实际离合之迹如何，白居易在诗歌创作中，受到顾况这位前辈诗人很深的影响，则是显而易见的。如白居易代表作《新乐府》五十首，从唐初太宗治世，经玄宗失政，直到德宗、宪宗时的社会状况，进行了全面抒写，歌颂盛世的英明，抨击现实的弊端，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所遭受的苦难，则给予深刻的同情，从而达到现实主义的艺术高峰。这部经典组诗，除了接受同代人友人李绅、元稹的影响之外，还上承前辈诗人顾况，如其代表作《上古之什补亡训传十三章》，取法《诗经》“小序”，取每篇首句中的一两个字为题，并标示主题，如“囡，哀闽也”、“采蜡，怨奢也”，显然继承了《诗经》作品、以及毛诗序的有关方法和体例，而对白居易《新乐府》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其中“首章标其目，卒章显其志”的精心组织，以及全部组诗前有大序、每篇诗作皆有小序的体例，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可见，如果把顾况与白居易的个人关系，和他们之间的文学关系结合起来，加以考察，也许会对前人何以如此载述，体会得更为贴切。这也是傅璇琮先生所倡导的作家生活交往和文学交往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2023年4月15日，清华园甲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