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一篇纪念优秀翻译家李文俊先生的文章，这是一位在美国文学、特别是福克纳小说翻译方面卓有成就的学者。我于此实为外行，故不敢赞一辞。但在我心中，对翻译家一直怀有深深敬意。我知道，没有他们坚实而温暖的精神引导，自己不会走上一条与文学结缘的人生道路。

对于美国文学，我的知识范围，仅仅停留在阅读欧·亨利短篇小说的程度上。那还是读大学本科时的事情。因为要集中精力准备报考古代文学研究生，就把外国小说当成“闲书”，不敢多看，怕的是读进去津津有味，“浪费”太多时间，出不来了。记得有一回，用一整天时间，读完马里奥·普佐的长篇小说《教父》，虽然很为其中波澜起伏的情节所吸引，却又颇为自责，从此果真罢手，好久不敢再碰外国小说。至于得知《教父》改编成电影获得多项奥斯卡奖，那是很久以后的事了。

我们这茬人（至少我自己），在学问上是有些营养不足的。少年时读书少，接触到的外国文学，主要是俄罗斯文学和法国文学。对普希金的诗歌和巴尔扎克的小说，真是无比喜欢，由此也就知道了翻译普希金的查良镛先生和翻译巴尔扎克的傅雷先生的名字。后来又慢慢知道，查良镛就是著名诗人穆旦，读过他的诗，感觉到好，但要想一下子深入进去，还真不容易。而他所翻译的普希金长篇诗体小说《欧根·奥涅金》，其中很多段落，我曾在寒冬的夜晚，借着摇曳的烛光，抄录在笔记本上，并曾反复朗读，有的至今还能倒背如流。现在通行的译本，都名为《叶普盖尼·奥涅金》，但查良铮译本的书名，却牢牢扎根在我的脑海里，虽不懂俄文，却一直固执地排斥“叶普盖尼·奥涅金”这个译名。他翻译《普希金抒情诗选集》，更是当行本色，读来饶有兴味。且看这本书“前言”中对他的介绍：“长夜孤灯，他在翻译拜伦巨著《唐璜》的同时，又继续修订着普希金抒情诗共四百余首，总为一集。……良铮精通俄语，熟谙俄罗斯文学，尤其难得的是，译者本人也是一位卓越的抒情诗人。”像这样的翻译家，真是令人由衷钦佩。

至于法国小说家巴尔扎克的作品，也是在中学时代，从别人手里借到一本《高老头》，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从伏盖公寓开始，一路津津有味地读下来，随着书中悲欢离合的情节发展，我这个不更世事的少年的心绪，也不断地起伏变化着。特别是读到主人公拉斯蒂涅这位外省青年，来到巴黎、眺望这座繁华都市的轮廓，发出“巴黎，我来了”的青春呼声，更是产生一种强烈的震撼。傅雷的译文惟妙惟肖，生动传神。据说，为了使其翻译富于汉语的韵味，他曾走出书斋，专门到码头监狱等底层社会，了解学习相关行话俚语。这种锲而不舍的敬业精神，令人叹服不已。多年后，有一次到法国某大学去访问，负责接待的那位副校长，恰好是文学教授，很惊讶于我对这部法国小说的情节如此之熟悉，曾专门赠给我一本法文版的《高老头》。我虽不能读懂，也算一个难得的纪念吧。

随着开放程度越来越高，能够通外语的人是越来越多了。但毕竟不通外语的人还是更多得多啊。而且即使通一两门外语，也不可能门门皆通、所有语言都能熟练掌握。因此，要想了解外边的世界，翻译的重要性只会越来越高。

我国近代翻译事业的开拓者严复先生，曾为翻译立下了“信、达、雅”三个标准。这当然是很高的标准，真正做到是不容易的。而长期以来，许多从事翻译工作的专家学者，都是以这样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翻译了大量作品，为中外文化交流和沟通做出了可贵贡献。学贯中西的学者钱钟书先生深知翻译之甘苦，他曾说：“一国文字和另一国文字之间必然有距离，译者的理解和文风跟原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之间也不会没有距离，而且译者的体会和自己的表达能力之间还时常有距离。……从最初出发以至终竟到达，这是很艰辛的历程。”（《林纾的翻译》）翻译之路，原来是如此“艰辛的历程”！让我们这些普受翻译之惠的广大读者们，向那些长期在艰辛的翻译之路上跋涉、搭建起一座座通往广阔世界的文化桥梁的翻译家们，致以深深的感谢吧。  

                             （原载《广州日报》2023年4月20日“闲情”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