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作为世界四大古老文明之一的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要想对这一具有悠久历史和广泛内容的文化传统，做出一言以蔽之的概括，往往极为困难，甚至可以说是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但是，随着现代科学思维方法的日益发展，对我们民族文化的悠久传统，提一个足以涵盖其基本特质和历程的认识，既已形成了迫切的时代需要，也已具备了相当的现实可能。

事实上，海内外许多学者早已在积极而审慎地从事这一工作。例如，李泽厚先生将中国文化称为“乐感文化”，他指出：“因为西方文化被称为‘罪感文化’，于是有人以‘耻感文化’（‘行已有耻’）或‘忧患意识’（‘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来相对照以概括中国文化。我以为这仍不免模拟‘罪感’之意，不如用‘乐感文化’更为恰当。”^①刘述先先生则将中国文化称为“德性的文化”，他认为：“中国的文化是一支德性的文化，它可以建立人生德性的自我，内在的仁心扩而充之可以实现一个内心自足完美无缺的人生，但是它的缺点在于忽略了对生命力量的重视，它不能开创纯知的领域，不能打开生命激情与艺术的境界，终而至于不能在权利竞争的实际生命境界中立足。”^② 应该说，这些学者的见解，是深具启发意义的。然而，如果更加详审地考察中国文化发展的漫长历程，及其在此历程中积淀而成的基本特质，那么，我们或许可以使上述见解显得更为完备而缜密一些。我认为，如果将中国文化总称为“礼乐文化”，则这一概念既可以充分吸收“乐感文化”或“德性的文化”等概念的重要内涵，也更为符合中国文化发展嬗递的实际情况。这里，笔者拟对中国礼乐文化传统的一些基本问题，提出初步的论证。

《史记·周本记》云：“周公……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③这是关于礼乐制度兴起的传统看法，它大体上道出了西周初年以至后世的实际历史情况。但在另一方面，也应看到，作为一种古老的文化传统，礼乐绝非肇始于西周，而有着远为悠久的历史过程。

  “礼”的源头，当起于原始氏族社会的巫术礼仪，它是当时人们祈求神灵赐福的宗教活动。正如《说文解字·示部》所云：“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王国维先生曾结合当时新兴的甲骨学成果，对此做出进一步的阐发，他说：“此诸字皆象二玉在器之形，古者行礼以玉，……奉神人之事通谓之礼。”^④现代人类学的广泛调查研究表明，这种沟通人神之际、祈求赐福免灾的巫术礼仪活动，在古往今来世界各地的原始民族中是普遍存在的，它构成了人类最早的文化形态。英国著名人类学家马诺夫斯基，在大量实证材料基础上归纳说：“‘巫术系体’最重要的一点：它是全部落人民共同经营的事业里最有效的组织及统一的力量。”^⑤正因如此，所以这一活动尽管具有相当浓厚的宗教神秘意味，实际上却潜含着极为深刻的现实社会作用。就中国古代“礼”的实际发展过程来看，在这两层意蕴中，它的主要支点也是逐渐由前者向后者转移的。

    往者已矣。礼在中国上古时代发展嬗递的历史过程，由于时代的久远、材料的匮乏，已难以做出更为细致的描述。早在两千多年前，学识渊博、精通礼乐的孔子就已经喟叹道：“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这表明，夏、商两代的古老礼制，在春秋时即已难考其详。不过，人类文明的发展总具有内在的历史继承性，礼的嬗递当然也不例外。所以，孔子又曾说过：“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这又表明，礼在夏、商两代的存在，乃是毋庸置疑的客观事实；它们的某些局部虽可有所损益，而其基本原则则已透过朝代更叠的历史云烟，层层积淀以至于周，并且按照孔子的预言（事实也的确如此)，还将百世千秋长久地延亘下去。

  我们说，一方面，礼的源起极为古老，并且代代相袭流转而下；另一方面，由于各代社会需要之不同，其内容亦有所损益，各具时代特征。至于西周初年，经过周公的“制礼作乐”，礼则在前代传统的基础上更臻完备，发展成为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此即孔子所谓“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原因所在。

武王克商、周朝开基，不仅是社会政治史上的重大事件，中国的文化传统也由此产生重要的转化和飞跃。关于商、周两代在政治文化上的巨大差异，正如《礼记·表记》所云：“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而不尊。”这意味着，礼在周代的社会作用，是远超过商代的。具体地说，商王朝在政治上以绝对的人间暴力作为统治方式，在文化上以绝对的天命神学作为统治依据，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例如，商王盘庚迁殷之际，曾遭到许多执政贵族的非难和抵触，于是盘庚一面用暴力相威胁，一面用天命相劝诱，终于迫使其就范。到了殷商末年，王朝的统治已如积薪累卵，岌岌可危，纣王仍然迷狂地宣称，自己是受命于天，不可动摇的。足见在商代的礼制中，宗教色彩还是相当浓重的。然而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当粗糙的天命论已失去维系人心的效能，赤裸裸的暴力只会引起更加强烈的反抗的时候，商王朝也就走上了自己的末路。周王朝惩于殷商覆亡的惨痛教训，在继承传统的暴力与天命两大法宝的同时，对整个统治思想作出了重大的调整和修正，从而呈现出崭新的面貌。正如王国维先生在《观堂集林·殷周制度论》中所言：“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移转；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欲观周之所以定天下，必自其制度始矣。”这里所谓“兴”、“废”之中，自然包括了延革损益的成分，概而言之，则周朝制度的主要内容，乃是植根于严格宗法等级的礼的网络结构之中，这就取得了鲜明的  时代特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虽然礼乐的传统由来已久，而人们却一直把它的奠立，归功于西周初年“制礼作乐”的周公，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二

  “礼”与“乐”并称，其来有自。周公“制礼作乐”，连带礼乐自不必说；孔子亦多次礼乐并举，说明了其间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他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这类例子多不胜举，且亦屡见于其他先秦诸子的言论之中。由此可见，礼乐并称由来已久，其间关系是水乳交融、难以区分的。

  然而，如果细加思考，人们仍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礼与乐之间，究竟是并列平行的关系，还是主导从属的关系呢？设若是主从关系，则又何者为主、何者为从呢？对此问题，学界的意见并不一致。

台湾著名学者徐复观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的文化，常将‘礼乐’并称。但甲骨文中，没有正式出现礼字。以‘豊’为古‘礼’字的说法，不一定能成立。但甲骨文中，已不止一次出现了乐字。这已充分说明乐比礼出现得更早。……祭神当然有一种形式。但把这种仪式称之为‘礼’，是周初才正式形成的。即使是礼的观念正式形成以后，通过西周的文献乃至追述西周情形的资料来看，礼在人生教育中所占的分量，决不能与乐所占的分量相比拟。……进入到春秋时代，作为当时贵族的人文教养之资的，却是礼而不是乐。在当时，礼乐也可以说在事实上常常不可分；但乐的观念，却远不及礼的观念显著。^⑥”综括徐氏所言，乃有以下三点：（一）乐之产生时间远较礼为古老；（二）乐之社会作用远较礼为重要；（三）直至春秋时代，两者关系始出现倒置。

我们对徐复观先生的见解不敢苟同，因为它与先秦时代的历史情况是不相符合的。事实上，即使甲骨文中果真有“乐”无 “礼”， 亦难以证明“乐”的产生比“礼”更早，因为现存甲骨毕竟是残阙不全的，不能代表殷商文化的全部内容。更何况，早在殷商第一、三、四期及先周甲骨卜辞中，已多次出现“豊”字。^⑦《说文解字·豊部》云： “豊，行礼之器也。象形。”王国维先生《观堂集林·释礼》补正云：“古者行礼以玉，故《说文》曰：‘豊，行礼之器。’其说古矣，惟许君不知丰丰字即玨字，故但以从豆象形解之。实则豊从玨在凵中，从豆乃会意字而非象形象字也。盛玉以奉神人之器谓之酆自若豊，推之而奉神人之酒醴亦谓之醴，又推之而奉神人之事通谓之礼。其初当皆用若豊二字，其分化为醴、礼二字，盖稍后矣。”显然，王国维先生的补正，是符合汉字发展的基本事实和一般规律的。而徐复观先生的“乐比礼出现得更早”之说，则不能成立。

我们考察礼与乐的关系，先须明了它们各自的性质。关于礼，如前所述，它是起源于原始社会沟通人神之际、祈求赐福免灾的巫教活动。但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在进入文明时代以后，尤其是在经历了殷周之际重大变革以后，人们逐渐意识到，天命神意虽然至高无上，它却不是永恒不变的，而要视人间统治者的政治、道德状况为转移，只有善理人事，才能顺应天命，达到长治久安。于是，“礼”也就从天命的崇拜，转到人间社会的制度上来了。而首先完成这一转变，是西周初年秉持国政的周公。《墨子·贵义》云：“昔者周公旦朝读书百篇。”正因为他具有丰富的知识和学问，所以能够结合现实需要，以古鉴今，制定出一系列“兴正礼乐”的措施。诚如杨向奎先生所言：“没有周公不会有传世的礼乐文明，没有周公就没有儒家的历史渊源，没有儒家，中国传统的文明可能是另一种精神状态。”^⑧

然而，周公虽然对礼乐制度起到奠基的作用，而对礼之性质和作用的全面总结和深入阐发，则是由春秋战国时代的思想家们来完成的。如《左传》昭二十六年载晏婴语：“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兼。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友弟敬，夫和妻柔，女慈妇听，车也。”《荀子·富国》云：“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也。……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礼记·坊记》：“夫礼者，所以章疑别微，以为民坊也。故贵贱有等，衣服有别，朝廷有位，则民有所让。”由此可见，所谓“礼”，就是把长幼亲疏等血缘关系，与尊卑贵贱等社会关系紧密联系起来，使一般伦理情感与特定封建等级融为一体，从而形成严格的宗法等级的网络，以维系土地分封的初期封建社会。这是周礼的本质。它既是社会制度，又是精神准则，广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举凡待人接物、祭天祀鬼、衣食住行、婚丧嫁娶，一切都深深地打上了礼的烙印，成为人们不可须臾而离之的东西。

  至于乐，它狭义指音乐，广义指各种艺术。对其古老的起源，学界有劳动、巫术、游戏诸说，纷纭各异，尚在探索中。而从《吕氏春秋·古乐》等古代典籍中，则可以看出，乐在中国的产生和应用是极早的，如远古朱襄氏之瑟乐、葛天氏之乐、陶唐氏之舞、黄帝之《咸池》颛顼之《承云》、 喾之《九招》、《六列》、《六英》、 尧之《大章》、 禹之《夏龠》、 汤之《大护》、《晨露》周武王之《大武》等，传统悠久、规模浩大，有的还经过历代多次重修和补充。而这些乐舞，多是与当时祭把神抵的活动密切相联的，甚或即是祭仪的不可分离的有机部分。而我们知道，正是这些祭神祈福的活动，乃是礼的最早源头。所以，从发生学的角度看，礼与乐本是同源同体、不可分离的。而在其中，当然是祭神为主、奏乐为从，前者是目的、后者是手段，也就是说，从礼乐关系来看，应该是礼为乐本（而不是相反）。

  进入文明时代以后，随着礼逐渐从祭神活动转向政治制度，乐的社会效用也由此产生了相应的转化。在这一过程中，西周初年“制礼作乐”的周公贡献尤大，故历来受到人们的称颂和景仰。从此，乐作为礼的有机部分和重要补充，两者间的关系更是相互依存、不可或缺的。孔子就曾说过：“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礼记·乐记》对此申述得极为系统：“节以导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礼乐之谓也。……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乐由天作，礼以地制。过制则乱，过作则暴；明于天地，然后能兴礼乐也。”如果说这段论述还略嫌抽象的话，那么汉代班固对古代先王盛世的追述，则显得更加通俗明白、直截了当了，他写道：“乐在宗庙之中，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故乐者所以崇和顺，比物饰节，节文奏合以成文，所以和合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是先王立乐之意也。”由此可以看出，乐之指归，乃在于维护上下长幼、贵贱亲疏的等级之礼，从这个意义上说，乐只是手段，而礼才是目的。不过，由于礼（此指狭义的礼，至于广义的礼则涵盖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两方面，乐自然也包括其中）主要是作为外在的社会规范，对人们的举止行为起到约束的作用，因而带有相当程度的强制性，如不加掩饰而任其走向极端，则必然会引起人们的逆反心理甚至反抗行为，所以需要颇具陶冶功能的温柔和顺的乐来加以补充，把外在的等级秩序转化为内在的等级观念，使人们不致因不平等的环境而生不满足的念头，能够心悦诚服地去自觉遵循之、虔诚追求之，甚至达到陶醉其中、须臾难离的境界。孔子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虽是泛言，却也道出了乐的特性所在。

正因为礼与乐既是同源同体，而又各具特性，其间关系乃是深奥微妙的，只有“君子”们才能心领神会，庶人以下则是望尘莫及的。故《 礼记·乐记》又云：“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惟君子为能知乐。”只有真正“知乐”，方能称得上是把握了礼之真谛。

三

如果说，礼乐制度在西周近三百年的历史上，确曾发挥过维护社会安定、促进生产发展的积极作用，那么从春秋开始，它则明显蜕变为历史前进的对立物，而为多数人自觉或不自觉地、主动或非主动地遗弃了。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实际上真正对礼乐制度起到毁坏作用的，恰恰是礼乐所维护的统治者本身。原因倒也简单，那些执掌着绝对政治权力的统治者，虽然需要礼的秩序和观念来维护其统治，却没有任何力量能迫使他们自己时时接受礼的规范和制约，更何况他们中间即使有人存心按礼的规范行事，也会在日益变迁的时代趋势面前四处碰壁。他们既然不肯为拘礼而走向末路，当然就只好弃礼而寻求新的生机了。面对这种“礼崩乐坏” 的社会现实，就连毕生以“克己复礼”为己任的孔子，也只能徒然发出几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的愤慨之语而已，于事又有何补呢？到了战国时代，则情势愈演愈烈。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曾将春秋、战国两代的社会情况，作过细致比较：“春秋时犹尊重礼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尊周王，而七国则绝不信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战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言宗姓氏族，而战国则无一言及之矣。”^⑨可见，西周以来的礼乐制度，至此是真正的荡然无存了。

  从西周初年到战国时期，礼乐制度经历了一个兴、盛、衰、亡的过程，由至高无上的法宝变为被人遗忘的弃儿，终于在汹涌澎湃的时代浪潮中销声匿迹了。但是，历史的发展并非如此简单，那些表面上似乎彻底消退的东西，往往会在更隐秘的深层扎下牢固的根基。礼乐制度的命运也是如此。在经受战国时代社会动荡的强烈冲击以后，一俟社会重新纳入封建制度那种按部就班的常轨状态，它便即刻焕发出眩人眼目的奇光异彩，迅速博取了统治阶级的青睐。它兼具行为规范、心理模式、价值观念、生活习俗等多种功能，广泛而深入地渗透到社会政治、文化的各个角落，对各阶层的人们产生着经久不衰的影响。

  当然，中国古代社会由西周的领主制经济，迈入秦以后的地主制经济，这导致礼乐制度在漫长历史发展中，不能不产生相当程度的变异，以适应新的社会需要。但是，政治上的等级秩序依然存在，伦理上的宗法观念依然存在，因此，礼乐制度在经过孔子所预言的某些“损益”之后，也如孔子所预言的那样得以延续下来，并逐渐形成了许多新的、更为丰富的历史内容。其荦荦大者，主要表现在这样两方面：

    首先，从礼的方面看，是形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突出特征，即政治的伦理化倾向。西周初年的大规模土地分封，就是以亲疏长幼的血缘关系，来确立尊卑长幼的社会等级。孔子当年标举“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理想，正是把君臣之间的社会政治关系，与父子之间的血缘伦理关系，凭据其共有的鲜明等级属性，而完全等同、交融起来。其所以如此，孔门高足有子解释得很明白：“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居于统治地位的传统意识形态（儒家思想），一直把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与每个社会成员（当然首先是统治阶级）的德行品质紧密联系起来，正如《记·大学》所云：“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由此而自然形成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的历史传统，不仅作为政治生活的外在规范，而且作为伦理情感的内在欲求，产生重要的社会影响。从中曾引发出诸如以民为本、忠心报国、廉洁奉公、嫉恶如仇等可贵的思想观念和生活实践，铸造了一代代支撑历史迈向前进的民族脊梁；但同时，当它向另一个方向发展到极端时，也不能不形成重伦理轻经济、重德行轻事功、严重压抑人的价值和个性、摧残社会生机与活力的历史羁绊。这在封建社会后期表现尤甚。

  其次，从乐的方面看，是形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又一突出特征，即文化的功利性倾向。如前所述，在礼乐关系中，礼是主导、乐是附从，礼是目的、乐是手段。广义而言，乐涵盖着整个文化形态。所以，在中国文化（特别是思想文化）传统中，形成“以政教为中心的功利主义”^⑩倾向，乃是势所必然的。先秦如此，后世亦然。当然，正像普列汉诺夫所说：“人最初是从功利观点来观察事物和现象，只是后来才站到审美的观点来看待他们的。”不仅文学艺术，其它一切文化形态都应当是源于早期人类的功利性追求。但是，文化形态成熟的基本标志，是其自身特质的最终确立，这就必然要求它与经济、政治诸形态逐步分离。而中国文化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与政治教化却一直是紧密联系、难分难舍的。仅从文学而言，它一方面引发出针砭时弊。发愤抒情、关注现实、系心民生的优良传统，一方面也造成了文以载道、重质轻文、枯燥说教、缺乏个性等弊端。其它如哲学、史学、宗教、艺术、科学等，莫不如此。总之，既在较大范围内发挥了文化服务于社会的职能，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文化自身特质的完善，及其朝着精深专门方向的进一步拓展。

由此可见，礼乐传统在漫长历史变迁中，所产生的影响是极为重要和深远的，其中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并存，并且错综交织、难以截然划分。而在今天，如何运用科学的思想观念，分析评价千百年来绵延不绝的中国礼乐文化传统，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对当代的民族精神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是值得我们花大力气去加以探索的。

                       （原载《东北师大学报》199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