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公骥先生（1921—1989）是当代优秀的文学史专家。他的学问不限于中国古代文学，在中国古代哲学、历史学、文艺学、语言学、训诂学、考古学、民俗学等领域，亦均有创获。

学问的事业总是薪火相传，当年自己亲炙杨先生，如今又有更年轻的一代成为自己的学生。这些年通过不断学习杨先生的著作，对他的学问有了更多的体会。同时，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时时想起杨先生语重心长的教诲，对他的理想追求和人生境界也有了更深的理解。今年是杨先生诞辰90周年，写下这篇文字，以表示我对他的尊敬与怀念。

杨先生曾说：“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是追求真理的思想家。”所谓追求真理，就是要在研究中求真、求实，敢于怀疑和推翻一切不科学的成见。所谓思想家，就是要有独立的思考精神，能够作出具有创造性的学术贡献。因为有了这样的治学境界，所以他在学术研究中从来不盲从别人，他总是能够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提出精辟独到的见解。

杨先生有着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但他不是把理论当做教条来使用，而是抓住了马克思主义认识社会的基本原则，即从社会物质生活的特定条件与运动过程中，来认识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精神现象，也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化为文学研究的方法论。这一点，在他的《诗经》和《楚辞》研究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他认为，要把《诗经》放在殷周社会背景下去认识和研究，他反对笼统地从庸俗社会学的角度给《诗经》的作品贴标签，反对当时在《诗经》研究中重《国风》而轻《雅》、《颂》的现象。他在《中国文学》第一分册中对殷周社会的政治历史和文化状况先进行了系统分析，然后再结合作品本身分别进行细致的解读，并对《雅》、《颂》中的作品给予了更多的关注，这使他的《诗经》研究迥异于同时代的其他文学史著作。

在《楚辞》研究中，他对楚民族产生的过程和屈原所生活的时代所进行的细致考证，更是同时代的其他文学史著作所不具备的。杨先生认为，不但作品中的思想内容与时代息息相关，甚至包括作品的形式乃至诗歌的修辞等，也无不受社会经济和生产方式的制约。他说：“在周代农业经济的条件下所产生的诗歌，偏爱用‘草、木、虫、鱼之名’作形容词（见《诗经》、《楚辞》）。但在唐宋都市商品经济的条件下所产生的诗歌，却偏爱用金、玉、珠宝、翡翠、玛瑙、锦绣等高价商品作形容词（见《花间集》、《乐府雅词》）。同样是基于人化物，终于物化人，但两者所以不同，岂能说与不同时代的经济环境无关？”（《自传及著作简述》）以此为出发点，杨先生对《诗经》的语言、表现手法和样式所作的研究同样别开生面，言前人所未言。

杨先生的每篇论文，都有新颖的见解和极强的逻辑说服力，因而，在人们的印象中，他是一个以理论思辨见长的学者。其实这只是一个方面，先生的文章之所以有说服力，还因为他特别重视资料的搜集。他主张：“当研究某一问题时，首先必须全面占有第一手材料。只有作全面调查，才有可能做深入研究；只有占有全部材料，才能比较推理作综合判断，才能触类旁通作全盘思考。”（《自传及著作简述》）同时，他还特别强调对材料的综合分析和科学推理。反对先设观点，然后一相情愿地去搜求片面材料来证实自己；反对玩弄“形音义互通互转”的训诂法，随心所欲地以材料为我注脚。在《商颂考》中，他对魏源等人的这种考证法，用事实进行了有力的批驳。他在搜集材料进行研究时，还特别强调“反证法”和“自讼法”。所谓“反证法”，就是在搜集材料的过程中，不仅要搜集对自己有利的材料，还要搜集不利于自己的反证材料。所谓“自讼法”，就是在自己观点形成的过程中，要不断地进行自我否定、自我反驳，经过反复的自讼，才能拿出比较客观和稳妥的观点。杨先生在搜集材料方面主张“杀鸡也要用牛刀”，反对“宰牛而用杀鸡刀”。他认为，这不仅是治学方法问题，而且是治学态度问题。

杨先生重视材料在研究中的作用，并且在搜集材料、分析材料、考证材料上下了极大的工夫。他的每篇文章都有大量的考证，但他从来都不赞成为了考证而考证。他认为，文学史作为一门科学，它的发展主要靠对文学实践的历史过程和发展规律的探讨。整理与考证不过是进行科学研究必须的、起码的手段，而不能用它来代替科学研究本身。杨先生既具备很高的理论修养，又重视对文献材料的搜集与考证，把二者很好地统一起来，走出了一条独具个性的文学史研究之路。

杨先生是成长于20世纪中期的优秀学者，他是那个时代古代的文学研究尤其是先秦文学研究的突出代表。不仅如此，杨先生还以他的道德人品以及对于学术的执著追求，体现了一代名师的风范。杨先生1953年被任命为研究生导师，并开始招收研究生。1981年被国务院任命为全国首批博士研究生导师，先后招收了四届八名博士研究生，在研究生培养方面有一套系统的指导思想和方法。

我在跟随杨先生学习的过程中，除了受到专业方面的指导外，更重要的是被他的执著精神和高尚人格所感染。杨先生认为，研究者先进的思想和道德是研究的伟大动力。前人说学问深时意气平，可杨先生在是非面前始终怀着一颗赤子之心。记得1985年3月我们入学后第一次见他，他给我们讲的不是如何做学问而是如何做人。他说：“如果从事社会科学思想意识之研究而又不是思想家，那就势必变成以知识谋生的知识小贩，或变成以文化牟利的文化巨商，甚至变成以‘学术’趋炎附势，用‘学问’佐奸助恶的无耻文人。立身于名利场，思维不在科学中，社会科学云乎哉？”

杨先生特别强调治学的真诚。他说，一个人如果因为认识能力不够，而在文章中写了错话是可以被谅解的。但是，如果编造虚假证据，剽窃他人成果，颠倒是非，就是欺骗行为，是不可被原谅的。杨先生认为，从事社会科学的人应为人类创造精神财富，要成为一个精神生产者。杨先生的学术研究一直朝着这个方向不断努力，他每发表一篇论著，必要纠陈言、树新见。

杨先生对学问有着执著的追求。“文革”中，他被揪、被斗、被关押，多年心血积累起来的五千多册图书、十万余张卡片及《中国文学》第二分册未完稿全部被损毁。在身患脑血栓、半身瘫痪的情况下，还被下放到吉林省长白山区黑瞎子岭下靠山屯插队落户。在这种情况下，杨先生也没有向命运低头，而是进行深刻的理论思考，又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认真地通读一遍，目的是想认识他生活的这一时代。他说：“处于深山老林上漏下湿的茅屋中，或在蚊蚋扑面的深宵，或在风雪严寒的长夜，在半明半灭的小油灯下，我请教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好好地教育了我，使我发现了自己以往思想是幼稚的、简单的和错误的。”他就是带着这样的“必胜信念”，拖着病躯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杨先生用自己的生命去追求学问、追求真理，为我们作出了表率，这就是一个杰出的学者、一位优秀的导师留给学生最宝贵的精神财富。“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先生的学问、人品及其对于学术的追求，同样是我们这些弟子一生敬仰的对象和努力追求的目标。

                 （作者：杨树增，系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