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代，在神州大地上，一个崭新的文化群体在崛起。他们或纵横捭阖、身居要津；或著述立说，垂诸名山；或高蹈远遁，与世无争；或使气任性，路打不平。其间不乏追逐名利之辈，亦多落拓潦倒之流；既有高洁博雅之人，也见投机钻营之徒。他们表面上姿态各异、特点不同，实质上却又体现出深刻的内在一致性。这就是影响中国文化既深且远的上古时代的知识分子——“士”这一阶层。

先秦时代，“士”、“史”、“事”三字本可通用。王国维先生在《观堂集林·释史》中指出：“殷周间王室执政之官，经传作卿士；而毛公通鼎、小子师敦、番生敦作卿事，殷虚卜辞作卿史，是卿士本名史也。”由此可知，“士”源于“史”，其遥远的祖型，即是原始氏族社会从事占卜记事活动的人员，进入文明时代以后，乃成为贵族阶级中地位显赫的上层人物，后来随着社会政治文化由尊天命向重人事的转移，除了其中一部分仍保持其专业职守外，更多的“士”则逐渐降为贵族阶级中最低的等级。关于“士”的性质，顾颉刚先生曾指出：“士为低级之贵族，居于国中（即都城中），有统驭平民之权利，亦有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义务，故谓之‘国士’以示其地位之高。”这是非常精辟的。

士本是贵族阶级中最低的等级，但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尤其是战国时代），随着封建等级制度的崩溃，士逐渐从日益没落的贵族阶级中游历出来，而成为一个具有鲜明文化标志的独立社会阶层。这是在特定时代环境中所产生的一个巨大变化。郭沫若先生指出：“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春秋年间有所谓‘士’的一种阶层出现。人民分为四民，所谓士农工商，而士居在首位。这是后来的封建社会的官僚机构的基层。我们如把这层忽略了，不仅周、秦之际的社会变革我们得不到正确的了解，那种变革之在周、秦诸子的意识形态上的反映，不用说更得不到正确的了解的。士的起源究竟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呢？……后来的所谓士，大说可以追溯到齐桓公的时候。……士既由民间上升，则上层的礼乐刑政所谓文化，也就因士为媒介而下降。文化便起了对流。不下庶人的礼乐，一部分下了下来；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一部分也要登了上去。”余英时先生也指出：“这种变化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是起于当时社会阶级的流动，即上层贵族的下降和下层庶民的上升。由于士阶层适处于贵族与庶人之间，是上下流动的汇合之所，士的人数遂不免随之大增。这就导致士阶层在社会性格上发生了基本的变化。”春秋战国时代，士作为独立社会阶层和崭新文化群体而崛起，这标志着具有真正意义的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在经过漫长历史时期的孕育之后，至此正式诞生了。

当时，士阶层中颇多家无恒产、生活窘困者。即以孔门弟子为例，就有就有箪食瓢饮、贫居陋巷的颜回，隐居草泽、弊衣蓝缕的原宪，洁白无辜、身陷缧绁的公冶长，不避贫贱、请学农圃的樊迟等等。到了战国时代，情况依然如此。像著名策士苏秦，不仅家无良田，且其嫂、妻都须亲自劳作才能糊口。然而，尽管财产无多，在此时期的士阶层身上，却颇有一股昂扬奋发、积极进取的蓬勃朝气，他们充满着驰骋纵横的渴望，建功立业的憧憬，杀身成仁的勇气，博取功名的冲动。他们赖以置身于这烦嚣动荡之社会环境的根基，他们据以实现自己远大抱负的法宝，不再是外在的封建等级所赋予的种种特权，而是这一阶层所独具的内在的主观条件，即他们的智慧、知识和才能。在“礼崩乐坏”的年代里，这给他们带来生存竞争的重要优势，较之作为下层贵族的等级特权，直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矣。依据这一优势，士阶层在当时社会生活中发挥着相当积极的作用，这在《墨子·亲士》中明显地反映出来：“入国而不存其士，则亡国矣；见贤而不急，则缓其君矣。非贤无急，非士无与虑国。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其重要的社会影响和作用，由此可以想见了。

士是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然而，由于价值观念、生存技能、出身来源、人格品质、现实遭际等方面的明显差异，在士阶层内部也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类型，这无碍其特质的统一性，倒增加了其内涵的丰富性。孔子曾对其门徒做过这样的评价：“德行：颜渊、闵子骞、伯牛；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这表明，当时人们已经注意到士的不同类型，并在分类上作出初步的尝试。当然，这种限于门徒范围内的即兴言谈，远不能算作对士之类型的完整准确的归纳，但却不失其启发意义。郭沫若先生指出，到了春秋末年，“当时学读书学做士已经成了社会风气。……士之中也有专门的武士，便是士卒。……又有所谓隐士或‘辟世之士’。……最后，还有所谓任侠之士”。范文澜先生则认为：“士大体分为四类：一类是学士，如儒、墨、道、名、法、农等专门家，著书立说，反映当时社会各阶级的思想，提出各种政治主张，在文化上有巨大贡献。……一类是策士，即所谓纵横家。这一类人长于政论，富有才能，凭口舌辩说，得大官取富贵。……一类是方士或术士，这一类人可分两类，一等是天文、历算、地理、医药、技艺等学科的专家，在文化上也有巨大的贡献；一等有阴阳、卜筮、占梦、神仙、房中术等骗取衣食的游客。最下一等是食客，这一类人数量最大，流品最杂，其中包括鸡鸣、狗盗、任侠（恶霸）、奸人、罪犯、赌徒、屠夫、刺客等无赖凶人，通过贵族将相来吸取劳动人民的血汗。”

总起来看，郭氏、范氏关于士阶层的类型分析，较之前人已是准确得多，但仍嫌简赅有余而完备不足，且其个别评语也有欠公允。在此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思考，我认为，士阶层可划为策士、学士、隐士、侠士、术士、食客等六种类型。兹分别加以论述。

一、 纵横捭阖之策士

以三寸不烂之舌游说人主，议论古今，陈说厉害，上为国家排

忧解难，下为自己博取富贵，这些思路机敏、言辞巧辩的人们，即是纵横捭阖之策士，史称“纵横家”。《汉书·艺文志》云：“从（纵）横家者流，概出于行人之官。……言其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此其所长也。及邪人为之，则上诈谖而弃其信。”按“纵横家”之名，乃起于“合纵”、“连横”之术，正如《韩非子·五蠹》所云：“从（纵）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而衡（横）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所谓“众弱”，是指齐、楚、燕、赵、魏、韩；所谓“一强”，是指秦国。当然，战国时代策士既多且杂，远非仅以“纵横家”之名即可涵盖的，但策士中最著名的两个人物——苏秦和张仪，则确为深谙纵横之术的行家，且分别是“合纵”、“连横”主张的重要代表。

关于苏秦，《战国策·秦策一》中记载着这样一段故事：“苏秦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黑貂之裘蔽，黄金百斤尽，资用乏绝，去秦而归。……归至家，妻不下絍，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后来苏秦悬梁椎骨，发奋读书，再去游说赵王，“赵王大悦，封为武安君、受相印，革车百乘，锦绣千纯，白璧百双，黄金万镒，以随其后，约从（纵）散横，以抑强秦。……车过洛阳，父母闻之，清宫除道，张乐设饮，郊迎三十里。妻侧目而视，倾耳而听；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谢。苏秦曰：‘嫂何前倨而后卑也？’嫂曰：‘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撇开世态炎凉的讽刺意味，从苏秦本人浮沉荣辱的遭际中，至少透露出这样的信息：在等级秩序大崩溃的时代，各国诸侯为了在连年不断的相互征伐中求得生存，取得胜利，就不能不竞相延揽人才，而不拘于传统的等级之礼，由布衣而卿相不再是痴人说梦，而成为活生生的现实。策士们的价值取向，多是金玉车马，富贵荣华，格调之卑俗固不待言，但较之以往在“礼”的圈子里揖让升登，则不啻是一大进步，而且在客观上，他们的行动对历史的发展，确实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在战国时代的士阶层中，最活跃地参与现实政治、最直接地影响现实生活的，便是那些纵横捭阖之策士，其人数之多，难以尽举；业绩之大，亦无法备述。如燕昭王以残破之燕，招贤纳士，一时间郭隗、乐毅、邹衍、剧辛等大批策士汇聚于此，励精图治，富国强兵，终于大败强齐，雪洗了当年破国之辱。至于策士们在秦的翦灭六国、统一天下过程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更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正如李斯在《谏逐客书》中所写：“昔缪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缪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地，遂散六国之从（纵），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睢，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他国情形，亦是大同小异。策士们成为各国活跃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积极投身于复杂激烈的社会矛盾之中，我们倘不被单纯的道德标准所蔽，而以历史的眼光加以判断，则其对社会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自是昭然可见、不容湮灭的。

二、 著书立说之学士

随着等级秩序的崩溃，“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围绕着各种尖锐复杂的社会问题，众多的学识渊博之士，展开了激烈的论辩，他们聚徒讲学，著书立说，形成了许多著名的思想流派，引导出中国文化史上空前繁荣的“百家争鸣”的时期。如果说在士阶层中，对现实的政治生活起到最直接、最积极作用的，是那些纵横捭阖之策士，那么，从后世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发展来看，产生更其重要而深远影响的，则要算这些著书立说之学士了。

在学士中，孔子堪称是一位典型代表。他曾周游列国，陈说人主，无奈其“克己复礼”的政治主张不合时宜，只能退而求其次，讲学立说，希冀以此间接实现自己的抱负。孔子自称“述而不作”，其实，他删修“六经”，广为传播，并在整理总结传统文化的过程中，融会了自己独到的智慧和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个性特点。只不过其思想整体尚未脱离源远流长的旧范式，其中新因素还处在萌芽状态，所以他主观上也自认为是保守多于创新了。另一位儒学大师孟子，政治态度则要激进得多、开明得多。但他时运之坎坷与孔子颇为相似：“天下方务于合从（纵）连衡（横），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章。”

除了儒家以外，当时显学还有墨、道、法、名等家，皆是学者辈出，著述林立，他们的许多著作延亘数千年而流传至今，对中国思想文化的贡献，实在是难以估量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学士们受人尊崇的社会地位，战国时代还形成了最早的精英云集、人文荟萃的学术中心——齐之稷下。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齐）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舆、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规模如此之大，人数如此之多，足可称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盛事。正是基于这样的时代条件，一方面学士们的著书立说受到社会的重视和保护，另一方面他们的思想主张又在不同程度上作用于现实生活，创造出更加丰富的社会价值。“百家争鸣”既是时代物质生活的精神结晶，它反过来又作为精神动力推进和提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如此完美的良性循环，即使置于世界文化的整个发展过程之中，也属于不可多得的优秀范例。

三、 高蹈远遁之隐士

春秋战国时代，士阶层中存在着这样一种类型，他们或躬耕田野以自食其力，或隐居山泽以远避尘嚣，或玩世不恭而暗寓苍凉，或自甘淡泊而与世无争，其共同特征是慷慨于动乱之现实，绝望于社会之前景，因而成为高蹈远遁之隐士。《论语·微子》中就记载了几位与孔子有关的隐士，如高唱“凤兮”之歌的楚狂接舆，耦耕避世的长沮、桀溺，嘲笑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荷蓨丈人等。《微子》中还记载了孔子本人对于隐士的评价。孔子说：“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费中权。我则异于是，我可无不可。”可见，在高度评价这些隐士们志节高尚、决不同流合污的同时，孔子对他们只求独善其身、不求拯世济民的态度和行为，也是不以为然的。这不足为奇，因为孔子拯世济民的政治主张和人生态度，皆以积极入世为特征，与消极出世的隐逸之士自然会大相径庭。耐人寻味的是，屡经波折的孔子，当他感到壮志难酬、心情沮丧之时，竟也会时而萌发出“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之类念头。不仅如此，孔子还说过：“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对于隐逸的生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流露出有所认同的态度。足见在那动荡混乱的年代里，高蹈远遁、洁身自好的隐逸生活，对于高层文化素养带来较多人生苦闷的士阶层来说，具有多么强烈的吸引力了。

隐逸之士的鼻祖，可以上溯到殷周之际“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之山”的伯夷、叔齐，他们宁肯冻饿而死，也绝不同打破既定社会秩序、推翻商朝的西周政权合作。且毋论其价值观念是怎样的不合时宜，但从其行为方式来看，对后世不满现实、高蹈远遁之隐士的深远影响，则是显而易见的。而在战国时代，道家思想大师庄子，则把隐逸生活从精神和实践两方面都推到极致。关于庄子的人生态度，在《庄子·秋水》中做过这样的描述：“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于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二大夫对曰：‘宁生而曳尾涂中。’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涂中。’”庄子将功名富贵弃若敝屣，而甘于清贫淡泊的隐逸生活。在他看来，重利尊位只会使人像占卜的神龟那样，被藏之庙堂却失去生命；只会使人像郊祭的牲牛那样，虽衣以文锈却难终天年。庄子追求人性的天真淳朴、自然浑成，反对外在的诱惑和压抑，鄙视社会的险恶和黑暗，这是隐士中间的突出典型。《庄子》中还记下庚桑楚、南荣趎等隐士之名。是否确有其人，尚难断定。但隐士们原本就是隐姓埋名、不求闻达的，所以要给他们列出像策士、学士那样长串的名单，颇为困难。但他们以其独到的生活方式和精神追求，为中国文化增添了一项值得重视的内容，则使毋庸置疑的。

四、使气任性之侠士

《韩非子·五蠹》云：“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所谓“侠”，即指那些使气任性之侠士，他们讲义气，重诺言，济人危难，不惜舍身。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站在与韩非针锋相对的立场上，以同情和赞叹的笔调，表彰了他们的品行：“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在《史记》中，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之外，另立《刺客列传》，其实在我们看来，那些慷慨赴死之刺客，与使气任性之侠士，在本质上完全一致，皆是“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故可合而论之。

春秋战国时代，比较著名的狭义之士，有执利刃劫持齐桓公、迫其退鲁失地的曹沫，以匕首刺杀吴王僚、与之同归于尽的专诸，漆身吞炭、欲刺赵襄子而不遂的豫让，刺杀韩相侠累、而后毁容自杀的聂政等，他们的人生准则，即是豫让说过的两句话：“士为知己者死，女为说（悦）己者容。”这些侠士，大多出身下层布衣，饱尝世态炎凉，故一遇知己，就以身相许，即使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侠士与策士、学士同属士阶层，不过后二者使用的是巧辩之舌、睿智之脑，而前者使用的却是自己的血肉之躯。侠士的行为，从表面看，似乎只是个人之间的恩怨相报，但在深层，却潜含着广大人民渴求公平、反抗暴政的意识，乃是将普遍的社会意识，以个体的特殊方式表现了出来。

在侠士的事迹中，最为悲壮动人的，要数荆柯刺亲王的行动了。当时秦翦灭六国、一统天下之势已锐不可挡。燕太子丹乃礼聘侠士荆柯，谋刺秦王，以图挽狂澜于既倒。荆柯以呈献秦国叛将樊于期之头颅和燕国督亢之地图为名，得见秦王，乘机行刺，但终未成功，自己被戮身亡。这场悲剧场面之壮阔、人数之众多，达到空前的程度。当然，以一国社稷之存亡，系于一人行动之成败，这种政治选择本身即显得颇为幼稚和卤莽，但由此也可看出，在时局险恶、国难当头之际，人们对于使气任性之侠士，曾给予了多么崇高的地位，曾寄托了多么巨大的期望。侠义之士的群体特征，在荆柯身上得到鲜明集中的体现。司马迁在《史记·刺客列传》中曾赞叹道：“自曹沫至荆柯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另外，“齐之高士”鲁仲连，他以“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为己任，助赵破秦之围，功成而不受赏，也可看作是侠义之士的特例，很受后人景仰。

五、占星问卜之术士

方数之士，不仅限于占星问卜，举凡天文、地理、历算、医药、工程、阴阳、神仙等等，均在其范围之内，总起来说，这是上古“巫”、“医”之职守的直接引伸和转化。《论语·子路》载孔子语：“南人有言：‘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表明两者在上古时代本是浑然一体、不可分离的。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谈到巫术的生理基础时指出：“如果你在疾病的时候能靠巫术……而自信你总会康复，你的身体也可能会比较健康。”可见、巫、医两者之功能，原是颇有一致之处的。不惟如此，就方数之士的总体特征而言，他们所从事的职业，都同样是科学与迷信的交融统一，不过各有偏重而已。将两者截然割裂开来的做法，显然并不足取。

谈到“医”，不能不提到战国时代的名医扁鹊。他精通妇、儿、耳、目各科，有起死回生之术，不仅是一位医道高明之士，对社会政治亦有清醒独到的见解。至于“巫”、“祝”、“卜”、“史”，他们仍保持着上古以来的传统职守，但其社会地位却是江河日下了。春秋时代，据《左传》记载，尚多见卜者、史者的言行，以天命、人事杂糅的思想，起到某种劝导规戒的作用；而到战国时代，从《战国策》等史料中，已经不见其踪影了。在此时期，天文之学经术士们的潜心研究跃进了一大步，如《史记·天官书》所记齐之甘公、魏之石申，他们提出“五星法”，观察金、木、水、火、土五颗行星的运行，揭示其出伏的规律，经过他们的测定，还留下世界上最早的恒星表。地理之学，以《尚书·禹贡》的出现为标志，产生了九州一统的观念，对地理区域和环境的认识，有了长足的发展；“古之巫书”的《山海经》，则提供了四方渺远之地的奇闻怪景。所有这些，与许多无名术士的精心考察和总结是分不开的。从事工程建设之士，较著名的则有韩国人郑国，他奉命赴秦修建水渠，以分散秦之国力，但水渠成功后，客观上却加强了秦国的力量，加速了统一的进程。至于神仙之术，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则有韩终、侯公、石生、卢生、徐市等人，他们曾为秦始皇“求仙人不死之药”，“入海求神药”，到头来却是空梦一场，始皇最终也难免死于沙丘途中的运数。总之，方数之士地位卑下，大多名不见经传，因而生前身后都受人歧视。但他们中间许多人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做除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现在已经到了给予其公正评价、恢复其历史地位的时候了。

六、鸡鸣狗盗之食客

战国时代著名的“四公子”，即齐之孟尝君、赵之平原君、魏之信陵君、楚之春申君，皆为地位显赫之贵族，但其门下所养之食客，却是士阶层的一个组成部分。当时有这样一批“士”，他们进不能周游列国以游说诸侯，或著书立说以教授群徒，退不甘隐逸山林与世无争，或为侠义之举、方术之事，故转而投身寄食于达官贵人门下，以求免于饥寒之苦，甚至不乏施展身手的机会。而显贵者也很需要一些人为自己谋划拼杀、巩固地位。于是，大批“食客”应运而生，其人数之多、范围之广，都是相当可观的。仅“四公子”门下，便各有三千之众。他们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史记·孟尝君列传》记载：“孟尝君入秦，（秦）昭王……囚孟尝君，谋欲杀之。孟尝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幸姬曰：‘妾愿得君狐白裘。’此时孟尝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无双，入秦献之昭王，更无他裘。孟尝君患之，便问客，莫能对。最下坐有能为狗盗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为狗，以入秦宫藏中，取所献狐白裘至，以献秦王幸姬。幸姬为言昭王，昭王乃释孟尝君。孟尝君得出，即驰去，更封传、变姓名以出关。夜半至函谷关，关法：鸡鸣以出关。孟尝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为鸡鸣，而鸡齐鸣，遂发传出。出如食顷，秦追果至关，已后孟尝君出，乃还。”这就是“鸡鸣狗盗”一词的由来，虽属雕虫小技，关键时刻却派上了大用场。像这样怀有一技之长、委身以事权贵者，在当时大有人在，这就是“食客”类型的主要特征。宋代王安石曾作《读〈孟尝君传〉》一文，讥刺说：“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亦可以南面而制秦，尚取鸡鸣狗盗之力哉！”这话固然不无道理，但孟尝君门下并非全是鸡鸣狗盗之徒，也有像冯谖这样目光远大的政治家；而齐之不得一统天下，也非因孟尝君不善养士之故，还有其更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所以清代王符曾反驳说：：“鸡鸣狗盗之客犹胜吕惠卿、邓綰一辈人。公（指王安石）生平与客无缘，故其议论如此。”所言也是颇有见识的。

此外，如“以三寸不烂之舌，强于百万之师”的毛遂，助信陵君退秦救赵的侯嬴等，也都是食客中的佼佼者。食客类型既是来源广泛、成分复杂的群体，其中固然不乏足智多谋、勇敢特异之士，自然也混杂不少滥竽充数、狐假虎威之辈。但如果不加甄别，一概斥之为“通过帝王将相来吸取劳动人民的血汗”，则显然是有失公允的。

以上将士阶层略分六类加以论述。须要说明的是，这种分类只是为了论述的方便。事实上，许多士都是身兼数职的，如孟子等以学士而兼策士，庄子等以隐士而兼学士，荆柯等以狭士而兼食客，毛遂等以食客而兼策士，更有商鞅等由食客转为策士而兼学士。所以，这种分类不是绝对的，但由此却可以看出他们基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了解他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

总之，士阶层是在“礼崩乐坏”的历史时期，在诸侯们争霸称雄的刀光剑影中崛起的，没有旧秩序的大崩溃、大变革，他们永远只能是循规蹈矩、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此时他们却顺应着“时势造英雄”的规律，纷纷涌上时代的风口浪尖，在历史舞台上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在煌煌典策上留下自己永恒的名字。

          （原载《延边教育学院学报》1990年第1—2期。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先秦、秦汉史》1990年第10期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