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树增教授是一位海内知名的古典文学专家，尤其在古典散文研究领域中，更是成就卓著，称誉学林。就个人而言，他还是一位令我由衷尊敬、受益良多的学长。

20世纪80年代，我们曾共同受业于恩师杨公骥先生门下，攻读博士学位。树增兄学高于我，年长于我，他那严谨扎实的学风，勤恳刻苦的精神，正直善良的品德，热情爽朗的性格，都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成为学习取法的楷模。三十多年来，在艰苦的学术探索和辛劳的人生奔波之中，他始终关心着我、引导着我，惠我助我，手足情深。2016年12月的一次会议上，我在发言的开头曾说过：“更感谢杨树增学长，也恭祝他七十大寿。古人云：‘人生七十古来稀。’看到学长这样精神矍铄、身体强健，感到非常高兴，想到他三十多年来对我无微不至的关心帮助，心里真是很温暖！”这是我的心里话，是肺腑之言。

    因此，听说树增兄准备将他三十多年来所发表的单篇学术文章，编成一本文集，将要付梓出版，我感到由衷的高兴！因为我知道，这些文章里，凝聚着他的宝贵心血，具有学术上的开拓和创造，在陆续发表的过程中，曾经引起广泛关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毕竟前后延续数十年，有的已不易寻找了。把它们汇为一册，既可省却读者翻检之劳，又可借以总结自身治学的基本历程，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风貌，也算是给未来的学术史留下一些史料。一举两得，何乐不为！又因为多年来我与树增兄相交甚多、相知较深，对他的学术思想和成就，总还算是具有一定的理解和领会，所以当树增兄嘱我为序，我就不揣谫陋地答应下来了。

这部多达120万言的文集，题为《探求古典文史哲的真善美》，堪称内容富赡博洽。全书分上、中、下三编，以类相从。上编主要是相关学术专著的序跋、附录、书评。中编共选了40篇文章，以文章的写作形式分为三类：评论、记述、笔录。下编则是一些散文、诗歌、辞赋的赏析文章。这些文章，涉及范围如此广博，真有如一座宏大的学术堂庑，令人叹服！而我颇感亲切的，则是其中《汪元量祖籍、生平和行实考辨》（原载《中华文史论丛》1983年4期）一文。这篇研究南宋末年诗人汪元量的考据性论文，堪称其早年的代表作，破解了学界积年之疑，受到广泛好评。当时，树增兄还只是一名在读硕士研究生，处于毕生治学征途的发轫阶段，由此足见其起点之高、功底之深、见识之精。而我也是先读此文、后识其人的。文集中的论文扎实厚重，评论平实中肯，鉴赏隽永新颖，论题虽殊，而严谨的学风则是始终如一的。同时，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其中涉及的范围虽然广泛，而数量最多、分量最重、建树最多的，当属关于先秦两汉散文研究的文章。据我粗略统计，论文16篇，鉴赏文章达70篇之多。这个数量，恰好真实地反映出树增兄几十年来读书治学的主攻方向，犹如一部大型交响乐的主题变奏，始终在此起彼伏的伸展过程中激荡回响。这些文章，有的我曾经拜读多次了。初读时，有会心发现的喜悦；再读时，有似曾相识的欢愉；而今重读一遍，仍感亲切有味、受益良多。相信本书的许多读者，会和我有同样的感受，获得难能可贵的的启发。文章俱在，就不必再来一一评点了。

树增兄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融会贯通，系统性很强。文集中的这些文章，特别是关于先秦两汉散文研究的专题论文，几乎每一篇都是经过深思熟虑、自成一体而又富有创见的作品；同时，它们又相互呼应、相互延伸、相互支撑，共同构成一个相当完备的学术系统，涵盖了先秦两汉散文研究的各个方面，形成了一个总体的文学史观。这可以说是非常独到、也更为难得的。尤其要指出的是，树增兄曾参与主持过卷帙颇大的《先秦大文学史》、《汉代大文学史》的编撰工作，从中可以看出，他的学术视野和思想胸怀是非常广阔的。他更积数十年之久，焚膏继晷，锲而不舍，穷一己之力，承担多项国家社会科学项目，并撰写出版了《史记艺术研究》、《先秦诸子散文：诗化的哲理》、《中国历史文学》 (先秦两汉卷)、《汉代文化特色及形成》、《<论语>校释译论》、《儒学与中国古代散文》等十余部学术著作。他对先秦两汉散文的研究，既有《论语》、《史记》等专题研究，也有历史散文、诸子散文等分类研究，更有在此基础上不断深化而成的纵与横相结合（即史与论相结合）的整体研究。特别是他对散文、对文学的研究，不是孤立的、局限的就事论事，而是置于先秦两汉历史文化发展的宏阔背景下，把文史哲紧密结合起来，把宏观与微观紧密结合起来，既有高屋建瓴的理论视野，又有坚实厚重的考据发掘，也有深入细致的艺术分析，清人所追求的义理、辞章、考据的结合，在他这里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例如他的《汉代文化特色及形成》一书（人民出版社，2008），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在该书中，树增兄对汉代的文学、史学、哲学进行了全方位的系统性的考察研究，做出了精辟独到的分析论述，正如著名学者刘乃昌先生在该书序言中所说：“这部学术专著，见解高明新颖，收集资料丰富，论述系统精湛，行文清晰爽畅，……其浩瀚深邃的造诣让人钦佩景仰，可说为中华文化学术界做出了出色的贡献。”在如此广阔的视野中，在如此坚实的基础上，树增兄文集中所收录的一系列专题论文，其所体现出的开拓性的学术创见和系统性的学术理路，也就更加令人信服了。有鉴于此，如果我们把杨树增教授视为当代研究先秦两汉散文的学界翘楚，那显然是名副其实的。

我和树增兄初识于1984年。当时，我正在东北师大读古代文学硕士生，导师是杨公骥先生早年的学生傅庆升先生和冯克正先生，树增兄考取了杨先生的博士生，从内蒙古来校学习。1987年，我又从工作单位考回东北师大，与姚小鸥兄一起，跟从杨公骥先生读博士生。这样，就和树增兄等成了真正的同门师兄弟。

我们的恩师杨公骥先生，早在1946年东北大学（今东北师范大学）创建之初，就和公木、吴伯萧等先生一起，成为首批教授。1953年，以卓著的学术贡献，被任命为国家研究生导师。1981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首批博士研究生导师，后又被补聘为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杨公骥先生毕生任教于东北师大，著书立说，成果丰硕，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中国散文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谭家健先生曾说过：“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有一个‘南程北杨’现象。”所谓“南程”，是指南方（南京大学）的程千帆先生；所谓“北杨”，是指北方（东北师范大学）的杨公骥先生。他们二位，都是德高望重、成就斐然的学者，也都是第一批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当然，第一批古代文学博士生导师远不止他们二位，但他们培养的博士生，却是数量最多、成就也比较突出的。程千帆先生培养的博士生，有莫砺锋、张宏生、张伯伟、蒋寅、程章灿、曹虹、巩本栋、陈书录等八人，主要集中在唐宋至明清文学研究领域。杨公骥先生培养的博士，有李炳海、孙绿怡、许志刚、杨树增、赵敏俐、曲德来、姚小鸥、郭杰等八人，主要集中在先秦两汉文学研究领域。这些博士，在后来几十年的治学生涯中，多能传承薪火，发扬光大，各自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成为影响广泛的领军人物。

在杨公骥先生门下八位博士中，李炳海兄和孙绿怡师姐是第一届，均于1985年获博士学位。炳海兄出道最早，是当之无愧的大师兄。毕业后留校任教，曾被评为“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1991）。历任东北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道家与道家文学》、《周代文艺思想概观》、《部族文化与先秦文学》、《民族融合与中国古代文学》、《中国诗歌通史（先秦卷）》等书，治学严谨，精见迭出。他还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出的最后一批博士生导师（此后即由各单位自行评定了），培养出一批优秀的博士。读书时，我偶去炳海兄家中叩教。他住在师大“一教”简陋的宿舍里，门口挂一块小木牌，上面写着“电铃的按”（后来得知是以往住户留下来的）。按响电铃，炳海兄开门探视，随即邀至室内。除了书籍，别无长物。那时生活还比较清苦，炳海兄也比较严肃，不苟言笑。后来相处日久，方知他也有诙谐幽默的一面，小饮数杯之后，更能显出奔放豪迈、热烈如火的性情来。孙绿怡师姐，一望而知是书香门第走出来的知识女性，温馨儒雅，亲切随和。但也当过知青，吃过苦，受过累。她是中国第一位女文学博士。曾任中央电视大学副校长、教授。1994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著有《〈左传〉与中国古典小说》、《文学肇始》、《先秦文学史》（合著）等书，新颖独到，令人钦佩。

许志刚兄是第二届，1986年获博士学位。毕业后历任辽宁师范大学教授、辽宁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诗经胜境及其文化品格》、《诗经论略》、《严羽评传》等书，其《诗经》等研究多有建树，曾两次获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杨树增兄、赵敏俐兄、曲德来兄是第三届，均于1988年获博士学位。其中，敏俐兄较为年轻，后来的学术影响力却是最大的。他担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两汉诗歌研究》、《汉代诗歌史论》、《文学传统与中国文化》、《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先秦君子风范》、《周汉诗歌综论》等书，并主持国家社科重点课题《中国诗歌通史》的编撰工作。敏俐兄真挚朴素而又敏锐勤奋，既能掌握全面材料，跟踪最新动态，更能把握学术趋势，找准突破方向，每有创获，总能很快引起学界的共鸣，产生很大反响。德来兄后来任辽宁大学教授，著有《汉赋综论》、《屈原及其作品新探》等书，显示出较扎实的功底，惜因身体原因，于学未尽其才，思之令人慨叹。

姚小鸥兄和我是第四届。我于1990年获博士学位。小鸥兄因故于1993年获博士学位。小鸥兄著有《诗经三颂与先秦礼乐文化》等书，先后在《历史研究》、《哲学研究》、《文艺研究》、《文学评论》、《文献》、《文学遗产》等刊物发表多篇论文，在《诗经》、《楚辞》、汉魏六朝乐府和中国早期戏剧等领域，提出一系列引人注目的独到见解。他文献功底极扎实，博闻强识，尤善考辨，特别注重结合出土文献开展研究，故多有创获，可谓践行了王国维先生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其为人执着坦率，或目为狂狷之气，一笑置之可也。同门之中，以我年纪最轻，根基最浅，学无所成，不敢望诸学长之项背，只能惶愧而已。

因为树增兄文集中多有涉及恩师和诸学长之道德文章，特别对恩师学术颇有阐发，故我也略述平日所见所知，续貂于此，权作一种纪念吧。

在同门中，树增兄和我是平素联系较多、交往甚深的。当年读书时，因为他热情坦荡，乐于助人，颇有长者之风，在研究生中间深孚众望，故被推举为学校研究生会副主席和博士生分会主席。他常为同学们排忧解难，在学习上、生活上对我也多有助益。每到傍晚时分，我们常与敏俐兄、德来兄、小鸥兄等（其时炳海兄、志刚兄等多在家里居住），结伴漫步于学校北边的自由大路，偶或步入对面的长春市动植物公园，观霞光树影，谈学问人生。每到那时，对我都是补课之时、受益之时。树增兄博士毕业后，为了解决家庭生活困难，前往大连海军政治学院任教。而我其时正在上海空军政治学院任教，所以我们就共同拥有了携笔从戎的军旅经历，多了一个共同话题。

我博士毕业后到吉林大学任教，主编一套十卷本《中国文学史话》。汉代卷的主编工作，我很自然地就想到了请树增兄担纲。那时，他的教学科研工作一定也是非常繁忙的。但是接到我的电话，他没有片刻的犹豫，就非常爽快地答应了。我知道，他是以此来扶持帮助我这个小师弟。比较而言，唐宋以后的文学，因为有大量诗话、词话、笔记、序跋等史料，撰写“史话”会相对轻松些，而先秦两汉则由于史料偏少，体例不易把握，撰写的难度自然也就更大。但树增兄严谨认真，亲力亲为，带领一批中青年学者，高水平地完成了该卷的编撰工作。这也成为我们深厚兄弟情谊的一个美好见证。

曾有几年时间，树增兄来到广州大学任教。其时我正负责华南师大大学城校区的工作，与广州大学比邻而居，公务之余，常到树增兄的寓所去探望他，对着窗外的芭蕉绿影，聊聊天，谈谈心，偶或小酌几杯。看到树增兄和嫂夫人相互体贴、相敬如宾，深感这正是中国传统家庭良好氛围的典型体现。近年来，树增兄读硕士时的母校曲阜师大，又盛情邀请他回去担任特聘教授。我去看过他多次，深感那里的领导对他是很尊重的，那里的学生对他是很爱戴的，他对那里的学术贡献是很大的，他在那里的工作生活也是很愉快的。正可谓时至望归，得其所哉。树增兄再不必南北奔波，可以在此安度晚年了。

曲阜是孔子故里，东鲁大地是礼仪之邦。当年孔门师徒弦歌之地，经过了两千多年的历史沧桑，即使在市场经济时代潮流的冲击之下，依然萃集着、呈现着、坚守着华夏文明最深层的精神本质，即对“仁”的崇高境界的无比执着的追求和实践。走上曲阜街头，一面面书写着孔子语录的旗帜随风飘动，不由令人想起，树增兄在当年至圣先师聚徒讲学的洙泗之地，著书立说，教书育人，恰是最大限度地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该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情啊！

2015年10月，我去曲阜师大时，树增兄亲自陪我夜登泰山。我们凌晨动身，在寒凉的夜风中，在满天的星光下，一步一步登上了泰山十八盘的一千六百余级石阶，拂晓时分抵达玉皇顶，眺望东方那一轮旭日喷薄而出、冉冉升起。一路上，树增兄健步如履平地，虽微微出汗，却毫无气喘吁吁之态，全然不像古稀之人，可以说是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和中年的健壮。我想，以树增兄旺盛的精力和强健的体魄，他在治学的征途上，正可以一路前行，攀登一座又一座高峰，以“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气势，迎接新的辉煌。

                                     2018年7月22日于羊城

 （原载《探求古典文史哲的真善美》，线装书局，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