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2022年12月23日）夜里，从校友群中传来一条消息：我们的老师、诗人徐荣街教授已于当天凌晨病故了，享年82岁。初闻之下，极感突然，难以置信。因为就在今年10月26日母校江苏师范大学（原徐州师范学院）建校七十周年庆祝大会上，还现场播放了反映七十年辉煌历程的电视片《北迁》，其中出现一段徐荣街老师接受采访的内容，谈自己作为学校早期的学生和留校任教的教师的双重感受，还特别拍出了他于1963年在《中国青年》杂志所发表长诗《你只有二十二岁——雷锋颂》的书影。从电视片中看来，他的气色那么安闲，语调那么舒缓，面貌是很有神采的。不意竟这样溘然而去了。经了解，原来是在秋天里受了凉，后来病情加重，多有反复，肺部感染，终于不治。真是令人悲痛！

徐荣街老师是徐州沛县人，出生于1941年，1964年毕业于徐州师范学院中文系，留校任教。当年，他以一个23岁在校生的身份，以“徐州师范学院徐荣街”的署名，在《中国青年》1963年第5—6期合刊的“学习雷锋同志专辑”上，发表长诗《你只有二十二岁——雷锋颂》，对雷锋那定格于二十二岁的年轻生命所展现的伟大精神，进行了激情澎湃的歌唱。他的诗作，和毛主席、周总理的题词排列在一起，和董必武、郭沫若的题诗排列在一起，其社会影响之大，自不待言。据说这期专辑引起广大青年争相购买，一时洛阳纸贵，供不应求，累计印数达800万份之多。这也自然在诗坛上产生了很大影响。可是，我师从徐荣街老师多年，无论课堂上还是生活中，都从未听他说起过此事。他就是那么谦逊低调的一个人。

在学术界，徐荣街老师是以诗人和诗歌研究专家的双重身份而闻名的。他后来还陆续创作了一些诗歌作品，其鲜明特点是带有很强的时代感和节奏感，尤其适宜于朗诵。可惜未能结集。若不是那场突如其来的动荡所扰，相信他在创作之路上本可以走得更远、成就更大些。他的诗歌研究，深受本校老一辈学者、诗人吴奔星老师的影响。吴老师1980年在《文学评论》发表《试论“新月诗派”》一文，是新中国第一篇探讨文学流派的论文，被认为开文学流派研究的先河。而徐荣街老师的代表性著作《二十世纪中国诗歌论》（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从流派论、诗人论、诗学论三个部分，对二十世纪中国新诗的创作历史、创作流派，以及新诗创作与时代、政治的关系等，进行了全面分析和系统阐述，具有独到的视野和见识，堪称学术上的扛鼎之作。特别其流派论的部分，明显看出吴奔星老师的学术衣钵，并能予以拓展和深化。他和徐瑞岳老师联合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辞典》，是一部内容厚重、体例精严、具有很高实用价值的工具书。同时，他也特别重视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在古典诗词的普及方面费了不少心血。其《唐宋词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就是这样一本雅俗共赏、广受欢迎的优秀之作。

1977年恢复高考，我成为首批考入徐州师范学院中文系的本科生（即所谓“77级”）之一。荒废了十年时光，终于能如愿进入大学读书了，同学们都有一种争分夺秒、时不我待的勤奋刻苦精神。学校也为我们配备了最强的师资力量。老一辈教授，如时任中文系主任、语言学家廖序东老师，诗人、现代文学专家吴奔星老师，古典文学专家王进珊老师等，都不顾年老体弱，亲临教学一线，为我们授课。很多中年骨干教师，如古代文学的邱鸣皋老师、吴汝煜老师、朱宏恢老师，现当代文学的张梁老师、邓星雨老师、徐荣街老师，文艺理论的王维甦老师、外国文学的刘彪老师等，都给我们开设了很多精彩课程。真是谆谆教诲，如沐春风，令人受益无穷，终生难忘。后来，我们中文系77级同学中，涌现出不少优秀人才，服务全国各地各单位。如徐放鸣、刘健、张仲谋等同学，曾担任过江苏师范大学、江苏海洋大学等高校领导职务，傅刚、张宏生、李继凯、严华、魏崇新、朱存明、张卫中等同学，分别成为北京大学、香港浸会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暨南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和母校江苏师范大学的知名教授，还有很多在基础教育、政府部门工作的同学，也各自做出了卓越贡献。每念及此，怎能不感恩于母校和老师们的精心培养！十年前，母校建校六十周年之际，我还担任华南师范大学副校长工作，以兄弟院校代表和校友代表的双重身份，回校参加校庆盛典。为此我专门写了一篇小文《母校的回忆》，发表在校庆当天的校报上，深情回忆了当年各位老师的教诲。其中写道：“徐荣街老师是诗人（后来当了系主任），教我们写作。一次，我在作文里写了一句：‘空气炎热得好像划根火柴就能点着一样。’徐老师用红笔在句子下边画出一条波浪线，表示很欣赏。其实，这只是一个极普通的句子，精于创作的徐老师焉能看不出来？他不过是以这种方式来鼓励我这个稚嫩的学生，帮我树立学习的信心罢了。”毕业后我曾在多所大学工作，深知写作课难度高，工作量大，成效往往不显著，有些老师是不安心于此的。但徐荣街老师的写作课，却能够讲得深入浅出，生动活泼，富有很强的实践性，特别是花费了那么多时间精力，审阅批改每个学生的作文，让他们的写作能力得到实质性提高，真是一入师门，终身受益。行文及此，我脑海中浮现出徐老师在灯前伏案、认真写出一句句切中肯綮的评语时的情景，深深的敬意，不禁在心头油然而生。

徐荣街老师晚年，有时会来深圳，探望在此地创业的儿子，小住一段时间。我曾和同学一起去探望过他几回。最后一次，寒喧过后，他说起，近年来全部精力，都用于修改充实《二十世纪中国新诗史》的工作，现已基本完成了。似有轻松之感。但接着又说，此书出版事宜尚无着落，又为之颇感牵念。当时，我刚从一个大学校长岗位退下来，很有心介绍他担任该校特聘教授，既可加强其学科实力，也可借机推动这部大著早日出版。不意世事变迁，加以近年来新冠疫情的肆虐，这事就耽搁下来，未能办妥，思之不禁惘然。对像徐老师这样以学术为生命的学者来说，我想，这也是他的未了之愿吧。好在徐老师毕生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大家共同努力，这部凝聚其毕生心血、具有高度开拓性的重要学术著作，付梓问世，嘉惠学林，必是指日可待之事。

关于诗人的归宿，宋代李清曾充满激情地写道：“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我宁愿相信，徐荣街老师是驾起一叶蓬舟，乘九万里长风，到海外的蓬莱仙岛寻求更充沛的诗意和灵感去了。当然也可以套用一句古语：“人固有一死。”徐荣街老师虽然离开了我们，而其道德文章，足垂世范，他的人格魅力、学术成就和诗歌创作，是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永远值得后人继承总结、发扬光大。

 

                             （2022年1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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