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学界颇以钱锺书（1910—1998）、陈寅恪（1890—1969）二位先生相提并论。实则二人，一为文学批评家，尤以研治中国古典诗学见长，一为历史学家，尤以研治中国中古史学见长，学术领域及治学方法各不相同，年纪相差凡二十岁，学术行辈亦自不同。其所以人为联系钱、陈二人者，究其原委，盖因钱氏之学，主于古典诗学（如《谈艺录》《七缀集》）及相关问题（如《管锥编》），陈氏之学，则“以诗证史”，相当内容，涉及古典诗歌及文学（如《元白诗笺证稿》）。两者研究范围，部分有所叠合。然钱氏深受美国“新批评”学派之影响，侧重纯艺术形态之探讨，主张撇开外部环境，从文学作品本身开展批评。《谈艺录》开篇所谓：“就诗论诗，正当本体裁以划时期，不必尽与朝政国事之治乱兴衰吻合。”即明此意。而陈氏则深受德国兰克史学之影响，注重历史场景之还原，通过精审细密之考据，从社会环境着眼，解读古代人们之思想行为，即所谓“了解之同情”（《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二人虽具师生辈分，实则“道不同不相为谋”也。然因一时学术衰落，学风空疏，老师宿儒，几近凋零，学界遂以学贯中西之“大师”为楷模，纠偏补弊，弘扬学统，将此二位本不相涉、甚或有所抵触之学者，刻意连接起来，虽不无勉强意味，要于敦厚学风、脱虚向实，确有引领之功、启迪之效也。至若钱氏之文学创作，陈氏之中古史述，正自北海、南海，“风马牛不相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