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016）10月，我的中学母校徐州市第六中学（现为徐州市高级中学）即将迎来百年校庆。我想，在故乡徐州，这一定是引起社会各界热切期待、并牵动着广大校友心弦的大事。作为远方的游子、毕业整整四十年的校友，我心中自然也是常常系念于此的。
        说来凑巧，具体操持校庆之事的，恰好是我的大学同班同学、现在该校任职的陈莉。在当年的大学同学中，陈莉一向是以诚恳待人、勤恳做事的热心人而闻名的。前些时候，她曾不辞辛劳，专程来广东，采访一些代表性校友。我也有幸名列其中。近日，她又嘱我写一篇关于母校的文章。我自然乐于从命，而且很想就此机会，让自己从日常的繁杂情境中沉静下来，细细地品味和怀念那久已消逝的岁月里许许多多的人和事，并由衷表达对母校和老师们的感恩之情。
         我是1976年毕业于徐州六中的，迄今恰好四十年的时光过去了。这些年里，我经常会想起一个问题：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他们的小学、中学、大学生活，是在方圆不超过一公里的同一个区域度过的？这个问题，显得有些天真，当然无法较真落实去调查的，但想来人数应该不会太多。而我就是这为数不多的人之一。
        我的家乡，是坐落在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处的古城徐州。我是土生土长的徐州人。从1966年上小学，到1982年大学毕业，我的家一直居住在徐州云龙山东麓解放路与和平路的交叉路口附近。我读的小学是海郑路小学（文革时期更名为育红街第二小学），从家里出门往北100米即到；中学是徐州六中，从家里出门往南200米即到；大学是徐州师范学院（现已更名为江苏师范大学），从家里出门往西300米即到。所以说，从1966年到1982年的十六年里，在以我家为轴心、直径不超过一公里的同一区域，我度过了自己的小学、中学、大学生活，跨越了教育的三个阶段，从不懂世事的小孩子，变成受过高等教育的教师。以至于当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也位于徐州城南不远的中国矿业学院（现更名为中国矿业大学）工作时，我甚至懊恼地断定，自己这辈子可能再也不会到离家五公里以外的地方去工作和生活了。
        不过，在此还是集中说说自己的中学生活吧。
        在当年徐州的各个中学里，六中是以校园的宽敞雅致而闻名的。学校大门朝东，紧靠解放南路的路边，学校周围是石砌的围墙。一进大门，便是一条宽阔的石铺道路，从东向西铺展开去。道路两旁，长着两排粗壮高大的法国梧桐，枝叶繁茂，伸向空中。每当夏季，不管天气多么炎热，这里都是一片郁郁的浓荫，给人以凉爽舒适之感。道路的北侧，坐落着一座颇为雅致的三层青砖建筑，坐北朝南，窗户宽大明亮，那就是我们的教学楼。道路南边，是一个非常宽阔的运动场，四周是炉碴铺成的400米跑道，中间是一个标准面积的足球场。运动场南边，建有几个篮球场。运动场东边，分布着跳高、跳远的沙坑，健身的单杠、双杠，再向东，靠着围墙，是一座高大的秋千架。这些体育设施，如果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或许不免过于简陋。但在那个年代，却是学生们的天堂。每天下午，到了课外活动的时候，体育场上满是学生们奔跑跃动的身影，特别是秋千架上高高荡起的身影，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表现出一种勇敢矫健的劲头，更是令人叹服。
        说起母校，让人感触最多、感情最深的，一定是老师。
        我是1966年入读小学，1976年中学毕业。我的小学、中学时代，正处于文革十年。现在回想起来，即使在当时那种颇为混乱的情形之下，老师们也依然能够恪尽职守，克服重重困难，热诚关怀着每个学生的成长。苦口婆心自然是他们的工作常态，呕心沥血更是他们的精神品质。这种精神品质，犹如随风摇曳的烛光，看似微弱，却坚定、顽强而执着，给学生们的内心深处带来不息的光明和温暖，引导他们从历史的短暂迷茫中走出，勇敢而从容地走向属于自己的人生之路。
        我高中时期的班主任王振芳老师（也是数学老师），就是这样一位关爱学生、献身教育的可敬的老师。
        印象中，王老师是一位身材瘦弱的中年教师，瘦长的脸上，已出现了细细的皱纹。我们班升入高中时，她就担任了班主任。班上六十多位同学，出自不同家庭，具有不同性格，兴趣各异，成绩不一。在当时那种社会氛围比较混乱、学校也缺乏有效制度约束的情况下，王老师更多的是靠着个人的毅力和智慧，特别是靠付出更多的心血，把这个班级很好地凝聚起来，形成较好的风气，平安顺利地度过了高中的两年时光。
        她的方法之一，是培育一个很有凝聚力的班干部群体。团支部书记李凤华，为人干练，很有组织能力，也敢于负责；班长李平，平稳刚健，很有威信，能团结人；副班长王艳红，娴静沉稳，为人亲和，学习优秀；体育委员宋新德活泼开朗，能打九节鞭。还有苏金铃、黄玉慧、杨永国、廖爱国、陈书华、刘永建、王杰、邱庆等，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一方面帮助班主任承担很多班级工作，一方面也在班主任培养指导下得到了锻炼提高。王老师的方法之二，是深入细致、因材施教的思想工作。她经常和每个同学谈话交流，苦口婆心，和风细雨，既严格又温柔，先进的受到鼓励，后进的指出不足，语重心长，充满了母爱，让不同的同学都能各有收获，不断成长。她用瘦弱的肩膀，在艰难时刻，担起了一名教师的神圣使命。
        后来，我也曾做过两年中学老师，还担任过班主任。当我试图把王老师的一些方法运用到自己的工作实践中，才感到经验和能力的不足，才发现，像王老师那样看似举重若轻、从容自如的境界，没有日积月累的经验，没有殚精竭虑的劳动，其实是很难达到的。
        初中时期的教外语课的钱仁广老师，也很让我怀念。
        钱老师是上海人，南京大学历史系的高材生。据说是因为右派问题下放到徐州教书。他头发半花，面容白皙，戴一副褐色镜框的近视眼镜，风度儒雅，语调沉着缓慢，是带着南方音调的普通话。上课时，他用粉笔在黒板上写出漂亮的斜体字母，竖粗横细，连笔圆融，真是好看极了。我那时经常模写这种斜体字，到了近于着迷的程度，居然写出来也能得其仿佛。以致有的外语老师在别的班级上课，竟会找我过去帮忙，在黑板上抄课文。
        1977年恢复高考，我考上大学，在与徐州六中只有一墙之隔的徐州师院中文系读书。有一次，我回到六中去看望钱老师。他似乎看出我因为没能进入名牌大学而略感遗憾，就宽解我说：“徐师虽小，中文系却是很棒的，那里的吴奔星教授还跟郭沫若论战过呢！”关于吴奔星跟郭沫若论战之事，我后来再没听别人说起。但钱老师的话让我明白，不管入读的学校是大是小，关键还在于自己主观的努力。只要锲而不舍、持之以恒，就一定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未来。
        高中时教我们语文课的徐爱民老师，也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徐老师上课，讲的是徐州某县的家乡方言，声调爽朗宏亮，别有一番韵味。一次，他在课堂上高声朗诵起俄罗斯伟大诗人普希金的名句：“大海啊，你自由的元素！”在今天文化繁荣、信息爆炸的时代里，人们已很难想象，这短短几句诗，在我那少年的心里，掀起了多么巨大的波澜！那时，我正痴迷于文学，如饥似渴地捧读一切能拿到手边的作品，而经常看到的，却是当时流行的标语口号体的诗歌（如果也能称之为“诗歌”）。一次，我模仿这种诗体，写了一首名为《战舰》的诗作，送请徐老师指教。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徐老师竟在作文课上，对着全班同学，全文朗读了这首诗。回想起来，这首诗在内容上一定很空泛，徐老师不会看不出来。他之所以这样做，大概想在班级里增强一下文学氛围，同时，也给我这个还愿意把时间花在写诗上的学生一些鼓励吧。
        徐老师家居外县，长期处于两地生活。他所居住的单身宿舍，是用教学楼三层的一间卫生间改造成的所谓“寝室”。艰苦的单身生活，让他患上了老寒腰（应是关节炎之类）。一个冬天，我看他用一张羊皮扎在腰间，以这种简易的方式来御寒保暖。     
        那个年代的可敬的老师们，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是多么的艰苦！可是，即使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他们也丝毫不曾放松对教师职责的执着，丝毫不曾减少对学生的深情关爱！还有什么语言，比唐代诗人李商隐的著名比喻“春蚕”和“腊炬”， 更能表现他们这种平凡而又高尚、令人肃然起敬的品质！
        在徐州六中，还有很多老师，我对他们怀着深深的敬佩和感激之情。
        教外语课的曹孟军老师，听说是当时全校最年轻的教师，还兼任学校团委书记。她为人端庄，做事细致，成为同学们的榜样，后来不断进步，成为徐州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和她年龄相仿的另一位青年教师、教化学课的洪亚平老师，勤于治学，很有才华，听说现在已是北美某大学的知名教授了。
        更让我难忘的，是教数学课的王成星老师。他思路明晰，逻辑严谨，教学效果极佳。我在上中学时并没有机会听他的课，后来到农村插队时恢复高考，因为担心数学基础不好，请王老师辅导。王老师每次都很细心审阅我的作业，很有针对性地讲解，循循善诱，使我初入门径，较熟练地掌握了抛物线的解析方法。后来考试时果然遇到抛物线的题目，我也拿到了数学科目的基本分数。
        多少年来，我常常想起，如果没有王老师的精心辅导，要想在如过江之鲫的众多考生中脱颖而出、在刚刚恢复高考之时，就考取七七级本科生，实在是难以想象的。
        这些年，我南北奔波，离乡千里，母校的讯息逐渐稀少，只在一些关系较为密切的同学那里，时有所闻。但对中学母校、对中学时期的老师们的感情，却一直深深积淀于内心之中，犹如陈年老酒，时光过得愈久，就愈醇厚、愈甘美，令人回味无穷。如今，在母校百年华诞之际，请接受一个游子和校友的祝福：愿亲爱的母校不断兴旺发达，更上层楼，取得更大辉煌！愿尊敬的老师们身体健康，心情愉快，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2016年9月25日

                 （原载《城市晨报》2016年10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