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公木先生（1910—1998）一百周年诞辰。这位毕生耕耘、做出了杰出贡献的著名诗人、学者、教育家，历经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要事变，他是历史的直接见证人，更是卓越的历史的参与者。每当我们唱起“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这嘹亮雄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原名《八路军进行曲》)，就不能不想到诗人公木；每当我们读到《老子说解》这博大精深的学术著作，就不能不想到学者公木；每当我们听到那些直接、间接承受公木先生教诲而在不同岗位上奋斗的人们的消息，就不能不想起教育家公木……公木是一个时代的呐喊者、战斗者、工作者。在他百年诞辰的日子里，我们站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之末，敬仰他、纪念他、学习他，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

我很有幸，在公木先生晚年，曾作为学术助手在他身边工作过整整七度春秋。那绿荫覆盖的长春东中华路上，坐落着一座淡黄色的吉林大学教授宿舍（人们习惯地敬称“十八家”）。先生那朴素而温暖的寓所，就位于二层楼上的一套单元内。这里对我来说，是一座启迪智慧、增长学识的殿堂。师生对坐，如沐春风，谆谆教诲，受益无穷。而今，在公木先生百年诞辰之际，回顾恩师毕生的辉煌历程，回想起当年对自己的耳提面命，情景历历，如在眼前，仿佛时光倒流，一切又回到了从前，心中无限感慨，更增添了深深的怀念之情。

                                       一、 从文学青年到左翼作家

公木，原名张松如，1910年5月出生于河北辛集北孟家庄一个普通农民的家庭。那是一个社会急剧变动的时代。公木早年入读私塾，学习传统经典。1924年以名列榜首考取省立七中，受到新文化运动影响，开始翻阅《新青年》等期刊，接触和学习鲁迅等人的作品，自己也尝试进行文学创作。17岁那年，曾在《大公报》副刊发表小诗《脸儿红》：“……那人儿何处去也？/秋千底下喜相逢。/无奈人前却装不相识，/低头过，/空把连脸儿红。”表现少男少女的朦胧情愫，虽然还没有突破传统诗词的樊篱，而能够洋溢出青春的气息，语言也很生动。这大概是公木平生发表的第一首诗歌作品。1928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关注和探讨中国社会出路和发展前途等问题，思想更加倾向进步，曾发表一篇《孟老先生歪传》，讽嘲当权者与封建势力的合流。在此期间，在党组织的影响和帮助下，于1930年春加入了共青团，并参与左翼作家联盟等进步组织的活动，发表许多揭露黑暗、鼓动抗争的文学作品。

1930年“八一”，因参加纪念南昌起义、反对军阀混战的示威游行，公木与老师范文澜先生等人一同被捕，羁押于北平警备司令部的监狱中。他曾回忆道：“一道被捕的五十人，连同前期已拘留的共三百多位同志，我的老师范文澜先生也在其中，一个大号子里住二三十人，十几个大号轮番放风，到院子当中转一个圈儿，再去‘稀屎洞’解解手，镣铐声叮当相应，整日不断。这实际上成为一个传授革命理论和交流斗争经验的学习班。”在狱中，他砥砺意志，坚持斗争，进一步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后因时局变化而获释。此后他作为左翼作家和学生运动骨干，更积极地投身于救亡运动中去。

对于新文学运动的主将鲁迅先生，公木是敬仰已久、并奉为楷模的。1932年冬，他曾通过左联的关系，以北师大学生代表的名义邀请鲁迅先生来校讲演，并在演讲前夕，和几位同学一起去拜访鲁迅先生，听先生畅谈了许多关于政治和文艺的问题。随后，公木写出一篇《鲁迅访问记》，发表在《文艺月刊》上。其中充满深情地描写了初到鲁迅家中的情形：“我们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到站在北房门口的那位老头身上去——这老头，便是鲁迅。四年前，我听过他一次讲演。他曾为我留了一幅永不能磨灭的小影，映在我的脑膜上。鲁迅先生以微笑欢迎他的访问者。并且和蔼地把我们引进房里去。”后文还详细记述了有关叙谈的具体内容。时至今日，在研究鲁迅的生平思想方面，这也是一篇不可忽视的重要历史文献。而鲁迅后来的这次讲演《论第三种人》，也成为展示其思想风貌的名篇。

正是在鲁迅的精神引导下，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影响下，在波澜壮阔的时代浪潮推动下，公木完成了从文学青年到左翼作家的转变，形成了将古典传统、民间形式、外来文化融会贯通的文学思想，并且确立了以诗为武器、投身于民族解放和祖国振兴的伟大征程去的终身的事业。

二、 在抗日烽火中奔赴延安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一声炮响，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当时身在北京的公木，满怀爱国激情，立即投入到民族解放的伟大战争中来。他先是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从北平辗转到了西安，在把不满两岁的女儿忍痛寄养到当地老乡家里以后，经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林伯渠同志介绍，轻装上阵，赴山西参加了晋绥军区的工作，从事宣传鼓动工作。这时期，他创作了长诗《岢岚谣》，叙述当地一位农民老汉怀着民族义愤与日本侵略者同归于尽的壮举，可歌可泣，令人震奋。

一年后，公木西渡黄河，奔赴延安。他先后担任抗大政治部宣传科干事、八路军直属政治部文艺室主任等工作，创作了大量讴歌八路军将士英勇杀敌、保家卫国的英雄事迹的诗篇，以及反映解放区人民劳动生活的作品。可以说，七年的延安生活，是公木诗歌创作生涯的一个高峰。紧扣时代的脉搏，发出民族的呼声，从生活最粗犷的表层人物和事件中挖掘出历史最根本的必然趋向，达到紧迫的现实社会诉求和久远的艺术审美意义的统一、群体普遍的共性和诗人独特的个性的统一，是此时期公木诗歌的鲜明特色，也是其构成二十世纪中国新诗创作中的不可或缺的标志性景观的基石。民族的命运、民间的形态、民众的生活，经过一位受过现代高等教育而又怀有神圣历史使命的诗人创造性的发挥，在强烈时代情感的熔冶下犹如火山爆发般地喷涌出来，风格质朴、自然、浑厚而充满活力，其深刻的历史印迹也必将超越时空的局限而永存下去。

这一时期他的诗歌创作，具体来说，在艺术形态上主要有两类，一是长篇叙事诗，以富于民歌韵味的形式叙述民族危难之际浴血奋战的英雄军民；二是短篇抒情诗，以自由诗体抒发诗人丰富的情感和坚强的信念。而尤以前者更富于特色，在诗歌史上也更具有代表性。其代表作，前者当推《风箱谣》、《十里盐湾》、《鸟枪的故事》等诗篇；后者当推《我爱》、《哈喽，胡子！》、《再见吧，延安》等诗篇。特别是《鸟枪的故事》，以一杆鸟枪为中心意象，叙述了一个农民家庭祖孙三代人为了反抗压迫、反抗侵略而前赴后继、誓死战斗的悲壮故事，以家族命运为线索折射出恢宏的历史画卷，表现了中华民族追求正义和自由的无比坚强的决心，具有英雄史诗的浓郁色彩，应该说是中国新诗史上最优秀的篇章之一。著名学者孙中田认为：“《鸟枪的故事》显然是大众化诗歌历程中的上品。我觉得这篇长诗，是可以和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阮章竞的《漳河水》相媲美的。他们以艺术创作的连续性宣示着解放区诗歌的风貌。或者不妨说，以它在解放区叙事诗的前导性，更具有开拓的价值。”从新文学发展的宏阔进程来看，事实正是如此。

在延安，公木还与鲁艺的几位音乐家共同到绥德地区的乡村去采录民歌，后来与著名诗人何其芳一起，认真加以整理，编印了一本《陕西民歌选》。新诗创作应该向民间学习，从民歌中汲取营养，这是公木一贯的文学主张。采录和编印民歌，一方面是时代要求和个人志趣的有机结合，另一方面又反过来对其诗歌创作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给予了积极影响。

三、 《八路军大合唱》与军歌的形成

的确，延安时期是公木诗歌创作的黄金时期。宝塔山下，延河岸边，在这领导着全国人民英勇抗战的圣地，他不仅结识了萧三、艾青、何其芳、贺敬之、朱子奇、光未然、冼星海等一批著名的诗人和艺术家，进一步学习借鉴了古典的、外国的、特别是民间的诗歌形式，创作出大量优秀的诗歌作品，而且亲身投入到时代的洪流中去，为抗日救国的伟大事业承担着大量具体的工作。在公木当年结识的这些战友中，彼此感情最深、影响最大的，则是一位朝鲜族的杰出音乐家郑律成（1918——1976）。

1939年初，公木调任抗大政治部宣传科干事。他在利用业余时间大量进行诗歌创作的同时，还对诗歌理论进行了深入思考，写下《新歌诗试论》，强调诗歌与音乐的关系，进一步明确了可以歌唱的“歌诗”和只供朗诵的“诵诗”之间的区别。一次，当时同在宣传科工作、担任音乐指导的郑律成，无意间看到公木抄写在笔记本上的诗稿，暗自为《子夜岗兵颂》作曲，后来连将近二百行的《岢岚谣》也谱写了出来，这让公木很感动。此前郑律成谱曲的《延安颂》、《延水谣》已经脍炙人口了。于是二人相约合作《八路军大合唱》。当时，冼星海与光未然合作的《黄河大合唱》正在延安演出，并且广受欢迎。“大合唱”这个名称，也是由此听说的。当年7月，抗大总校东渡黄河、迁往敌后，公木和郑律成都被留在延安，分配到筹办中的抗大三分校工作。在此新旧交替之际，二人通力合作，趁空完成了拟议已久《八路军大合唱》。后来，公木曾回忆道：“我和郑律成都被留在延安……趁空完成了拟议已久的《八路军大合唱》。我只是写了八段歌词，创作布局，多得力于郑律成同志。其中《军歌》和《进行曲》两支歌，被军委政治部正式追认，刊登在总政主编的报刊上，得到广泛流传。”这话虽然包含着谦虚的成分，但由此也可看出，《八路军大合唱》的创作是非常成功的，在当时很快就广泛流传开来了。

《八路军大合唱》包括《八路军军歌》、《炮兵歌》、《子夜岗兵颂》、《八路军进行曲》、《冲锋歌》和《快乐的八路军》等篇章。各自相对独立，而又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意境深邃，形象鲜明，感情激越，音韵铿锵。1939年10月，由鲁艺音乐系和抗大女生队组成的演出队，在郑律成指挥下，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了首场演出，受到热烈的欢迎。此后，这部大合唱从抗大传唱到各机关、各部队，唱遍了延安、陕甘宁边区和各根据地，起到极大的鼓舞作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40年夏，《八路军军歌》和《八路军进行曲》刊发于《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受到中央军委的正式认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变化，其他几首歌曲渐渐唱得少了，而这两首歌则较长久地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显示出坚强的生命力。

由于公木在诗歌创作上的成就，1942年，他以部队文艺代表的身份，应邀出席了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这份来自中共中央办公厅的请柬，用粉红色油光纸油印而成，原文如下：

    为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问题的意见起见，特定于五月二日下午一时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此致

公木同志。

                      毛泽东  凯丰  四月二十一日

在座谈会前，当周扬向毛泽东介绍到公木是《八路军大合唱》歌词作者时，毛泽东立即握住他的手，热情鼓励说：“写兵好，唱兵好。要写八路，要唱八路！”

后来，随着时间的进一步推移，《八路军军歌》（“铁流两万五千里，/直向着一个坚定的方向，/苦斗十年，/锻炼成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也逐渐变成一支历史性的歌曲，而《八路军进行曲》（“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则在解放战争的炮火硝烟中更名为《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又一次经受住历史的考验，成为激励人们奋起实现美好社会理想的嘹亮号角。

1965年，这支歌又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1988年，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命令。原文如下：

各军区，各军、兵种，国防科工委，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军委决定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现予颁布。

                               主 席  邓小平

                          一九八八年七月二十五日

    由此，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广泛传唱、激发了无数中华儿女抗击侵略、争取解放的昂扬斗志之后，由公木作词、郑律成作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终于正式定型了。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联合发出通知，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体现了我军的性质、任务、革命精神和战斗作风，反映了我军的战斗历程。高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将使广大指战员更加振奋革命精神，激发战斗热情，增强革命军人的光荣感、自豪感和使命感。”

四、 诗人、学者、教育家

公木首先是一位战士——他以笔为武器，为了祖国和人民的事业而奋斗，并且奉献出毕生的心血。作为战士，他信念坚定，斗志昂扬，总是无私无畏，从不患得患失，无论是在人生的顺境中、事业的高峰上，还是在人生的逆境中、事业的低谷里，都能够奋勇前行、决不退缩。而他能够完满实现战士的职责，又是凭借着诗人、学者、教育家这三重身份的支撑。

作为诗人，公木饱满的创作激情在新中国建立后迎来了第二个高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在紧张繁忙的行政工作的间隙，坚持创作，写下了大量富于时代气息的、充溢着感人力量的优秀篇章。其中既有歌颂时代巨变的气势磅礴的抒情诗，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颂歌》等；也有反映国际题材的尖锐辛辣的讽刺诗，如《请吧，艾克！》等；还有表现基层民众生活的细腻温馨的叙事诗，如组诗《鞍山散歌》等……题材多样，内容丰富，艺术境界也更为宽阔开朗。经历了1958年那场风云突变的“反右”扩大化之后，公木诗歌风格开始转向沉郁深邃，而在体裁上也逐渐朝传统的格律诗靠拢。尽管如此，对于时代的关注、对于现实的思考，仍然一直是其诗歌创作不曾改变的根本主题和内在动因。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不管风云如何变幻、人生遇到怎样的坎坷，乐观开阔的胸怀没有变，坚定执著的信念没有变。与此相应的，是他依然坚持不懈地探索“歌诗”的规律，在配合音乐的歌词创作方面沿着既定的方向前进，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他于1963年为电影《英雄儿女》创作的主题歌《英雄赞歌》，成为新中国电影史上最为脍炙人口的电影歌曲之一，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不仅如此，公木还是一位学识渊博、思想睿智的学者。他早年就曾撰著《中国文字学概论》等学术著作，探讨古代文字发展变迁的规律，显示出深厚的学术功底。中年以后，更是勤于研索，笔耕不辍，留下了《诗论》、《中国诗歌史论》、《第三自然界概说》、《老子说解》、《商颂研究》等一大批论述精审、见识卓越的学术著作。他的学术世界，博大深邃，创获极多，尤其在诗学理论、中国古典诗歌、道家哲学等研究领域，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他主张新诗的发展道路应该是“现代化、民族化、大众化、多样化”，阐述了新诗创作应紧贴时代脉搏和人民生活，通过对古典和民间诗歌的合理继承，以民族化的形式实现其历史使命；认为应突破过去正统而狭隘的“诗歌”观，举凡曲、赋、歌、谣、鼓书、弹词等源自民间的诗歌体裁，都应堂堂正正地纳入诗歌史研究的范围，予以足够的重视；提出“第三自然界”的理论范畴，它作为想象的产物、精神的创造，实现了人类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他对《老子》等古代典籍的研究，将历史文献和出土文献相结合，开拓出学术研究的新境界，受到海内外学界的高度重视。

1991年至1998年，我在获得博士学位后，即任教于吉林大学，担任公木先生的学术助手、中国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协助主持国家“七五”社科重点课题《中国诗歌史论》的研究工作。这项课题后来形成了一套九卷本的大型学术著作，将从上古到现代的中国诗歌艺术发展历程作了全面深入的总结阐述，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并获得了第一届国家社科项目优秀成果奖和吉林省优秀图书一等奖。一次，我到北大未名湖畔，拜望了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聆听过他讲述与公木先生的交往和友谊，并对这套著作给予高度的赞扬。当时课题团队中凝聚了一批优秀的中青年学者，如李炳海（中国人大）、赵敏俐（首都师大）、傅刚（北京大学）、韩经太（北京语言大学）、张晶（北京传媒大学）、李继凯（陕西师大）、张福贵（吉林大学）等，如今早已成为享誉海内的知名学者了。在此过程中，我作为副主编，在先生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从策划选题到组织撰写，也尽了自己的绵薄之力，同时从先生的高风亮节和精识卓见中，学到了许多宝贵的东西，成为终生难忘的精神财富。

公木又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家，毕生与教育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早在二十世界三十年代初，他就在山东、河北等地的师范和中学教过书，抗战期间又曾在延安承担过抗大、鲁艺的教育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东北大学、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吉林大学的教学和领导工作，传道授业，辛勤栽培，可谓桃李满天下。这些学生，既有著名的作家、学者，也有优秀的记者、教师，既有身负重任的各级党政领导，也有在基层一线默默奉献的普通工作人员，还有许多是未登门墙的私淑弟子，甚至是未曾谋面、仅靠书信求教的晚辈后生。公木待人，不分名位高低，不论年龄大小，总是同样的谦和亲切，蔼如春风。当他晚年，身体并不算好，但依然整日不停地忙碌着，坚持为研究生授课、为本科生作报告、为以往的学生写书序……他不会让任何一个前来求教或求助的人感到拘谨，世俗的琐套，永远被隔档在他那温暖而简朴的客厅之外。几乎所有人不会忘记公木性格的朴实和宽和。而其实正像他的名字一样，他还有着青松般的坚毅和刚强。曾担任吉林省委副书记的谷长春同志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我与（公木）先生直接交往，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机遇把我推上意识形态工作岗位之时。记得在一次全省创作会议上，先生严肃的神态，似乎在审视我这个“新任”在讲些什么，直到最后我提出“朋友领导，领导朋友”的观点时，先生才微微点头，散会时握着我的手说：“不要‘翻烧饼’，希望你们好生把握党的文艺思想。”在此后的岁月里，先生给我很多的教益和帮助。

    根据谷长春回忆，1986年公木还“为两位青年诗人的坎坷际遇找我说项，他不避袒护之嫌，慷慨陈词……这两位青年诗人的问题得到解决他才释然。”文中“这两位青年诗人”，就是吉林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当时因朦胧诗创作而引发争议的诗人徐敬亚和王小妮。在他们成长发展的道路上，一直受到公木先生的呵护和关爱。而这只是体现出公木的博大之爱、真挚之爱的一个具体事例。

忙碌而充实、宽和而坚定，朝向人生的夕阳从容而达观地走去——这就是晚年公木，是他在我这个朝夕相伴的学术助手脑海里留下的最后的、也是最深的印象。

著名诗人臧克家先生曾经很有感慨地写道：

公木同志是著名诗人，也是著名学者。……公木同志新诗写得好，旧体诗也很有功力。多年教书，培养了一大批新的学者、新诗人、旧体诗人。这功绩是应该大书一笔的！

 臧老的话，言简意赅，恰好从诗人、学者、教育家这三各方面，对公木先生毕生的业绩作了全面概括。

公木一生，经历了二十世纪中国社会所发生天翻地覆的巨变，他也以自己的满腔热情和全部精力，投身到争取人民民主、民族解放、国家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去。他无愧于自己的时代。他以自己的璀璨人生，实践了当年在延安创作军歌时发自心底的庄严宣示——

“向前，向前，向前！”

            （原载《特区文学》2007年第5期，略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