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读到香港作家彦火的《在桥上看风景的卞之琳》一文（载《美文》）2015年第6期），真是饶有兴味。从其细腻优美的行文中，获知了卞之琳生活、创作的许多细节和趣闻。因为文中有两处提到了艾青，不免引发了我的好奇心，顺手把书架上的《艾青诗选》取出，对照浏览了一番，有所感触，于是信笔写了下来。
       彦火文中转引了卞之琳的一封信，其中写道：“首先让我祝贺你们能发表到《时间》这首诗，我个人认为是艾青年来发表过的最好的一首新作，也为国内若干年来少见的好诗。”这封信，写于一九七九年六月十八日。信中对艾青当年七月份在《海洋文艺》上刚刚发表的《时间》一诗，评价甚高，认为是“艾青年来发表过的最好的一首新作”。
       这里所谓“年来”，可以理解为“当年”，也可以理解为“近年”。考虑到这封信的写作时间是七十年代末，那么，“年来”的时间概念，至少可以涵盖到七十年代后期。也就是说，卞之琳认为，《时间》一诗，是艾青在这样一段时间里“发表过的最好的一首新作”。
      艾青在一九八四年修订再版了《艾青诗选》，共收诗作87首。此书是按照年代编排的，其中，三十年代33首，四十年代17首，五十年代12首，六十年代0首，七十年代25首。这样编排，既反映了作品本身的艺术水平和成就，同时也反映了作者创作道路上的曲折起伏。从中可以看出，三十年代是其创作的最为辉煌的时期，进而延续到四五十年代，而五十年代后期的一场灾难，让他“沉默了二十一年之久”（《我的创作生涯》）。七十年代则形成了他的又一个热情喷发的创作期。值得注意的是，七十年代的25首，没有严格按照时间顺序排列，以《烧荒》（未注明年月）开始，以《光的赞歌》（1978年2——12月）结束（这也是全书的结束），显然是有其寓意的。尽管其中过半数未注明写作时间，但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诗全都作于从一九七八年到一九七九年这短短两年之间。这其实不难理解。艾青本人即曾自述：一九七六年十月之后，“又经过约两年的时间，有人鼓励我重操旧业——写诗。”于是才有了《红旗》、《鱼化石》等诗作的发表。
       很有意思的是，当艾青本人从其七十年代最后两年井喷似的诗作中精选出25首作品的时候，让卞之琳赞叹为“艾青年来发表过的最好的一首新作”的《时间》，却并没能够入选。
为什么呢？显然，艾青本人并未感到《时间》一诗是自己“年来发表过的最好的一首新作”，弃选此诗，实际上意味着它还没达到作者设定的入选标准。那么，是否卞之琳此说不过是表示客气的溢美之词呢？却又不然。因为“卞之琳是一个治学十分严谨的人，可以说达到一丝不苟的地步”（彦火语）。如果仅仅是出于客气和礼貌，那他只消说《时间》是“很好的一首新作”，也就足够了，大可不必说成是“最好的一首新作”。由此可见，对于艾青的《时间》一诗，艾青本人和卞之琳的审美评价是有所不同的。作为作者的诗人艾青认为，此诗尚不足以入选自己最优秀的作品之列；而作为读者的诗人卞之琳则认为，此诗是“是艾青年来发表过的最好的一首新作”。他们的审美评价之所以如此不同，是因为他们的审美趣味是很有差异的——说到底，艾青是一位更富于激情的诗人，而卞之琳则是以理趣（即哲理性感悟）见长的诗人。所以，卞之琳才会更钟情于像《时间》这样以“时间与空间/有一个共同的母亲/叫做‘无限’”开头的哲理诗。由于审美趣味的差异，两位诗人关于同一首诗的审美评价有所不同，也就非常自然了。古人云：“诗无达诂。”这里平添了一个耐人寻味的例证。
“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未必不然。”（谭献《复堂词集序》）一首脍炙人口的诗作，诗人自己却并不特别得意，并不当成自己的代表作，甚至不愿收入自己的诗集中去，这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是有其先例的。
      比如，戴望舒的《雨巷》一诗，当其写成之后，无论是诗人自己，还是他的挚友杜衡等人，都没有感到怎样出类拔萃。可是，等到著名作家叶圣陶大加赞赏以后，很快成为风靡天下的名篇。尽管如此，戴望舒还是没有把这首诗收到自己的诗集《望舒草》中去！且看杜衡在《〈望舒草〉序》中的记述：
       
       那个时期内的最显著的作品便是使望舒底诗作第一次被世人所知道的《雨巷》。
说起《雨巷》，我们是很不容易把叶圣陶先生底奖掖忘记的。《雨巷》写成后差不多有年，在圣陶先生代理编辑《小说月报》的时候，望舒才忽然想起把牠投寄出去。圣陶先生一看到这首诗就有信来，称许他替新诗底音节开了一个新的纪元。……圣陶先生底有力的推荐使望舒得到了“雨巷诗人”这称号，一直到现在。
       然而我们自己几个比较接近的朋友却并不对这首《雨巷》有什么特殊的意见；等到知道了圣陶先生特别赏识这一篇之后，似乎才发现了一些以前所未曾发现的好处来。就是望舒自己，对《雨巷》也没有像对比较迟一点的作品那样地珍惜。望舒自己不喜欢《雨巷》的原因比较很简单，就是他在写成《雨巷》的时候，已经开始对诗歌底他所谓“音乐的成份”勇敢地反叛了。

       原来，此时戴望舒的诗学主张，已是“诗不能借重音乐。”“诗的韵律不在字的抑扬顿挫上。”“韵和整齐的字句会妨碍诗情，或使诗情成为畴形的。”（见其《零札》第一、五、七条）众口传诵的成名作《雨巷》，因为音乐性、韵律性过强的缘故，竟被诗人自己删去了，没能入选《望舒草》。

      顺便说一下，艾青于一九七八年“重操旧业”不久，就在《文汇报》上发表了带有哲理意味的《鱼化石》一诗。要说他写作此诗时，脑海里没有闪现过卞之琳早年所写的爱情哲理短诗、也是其代表作的《鱼化石》，那是不可想象的。两位杰出诗人的境界，毕竟有着某些相通相契之处。不过，如果说“在中国老一辈的诗人中，可以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除了……艾青，卞之琳应是不二之选”，把两人等而观之，总还是让人感到多少有点儿过于偏爱了吧？

                                                                                                        （载《中华读书报》（2016年10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