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21岁的青年作家王蒙写作并发表了改变他一生命运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这篇小说，发表在当时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文学杂志、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人民文学》9月号上，尽管不是头题，也已经显示出这篇作品在当时的重要性。
      当时身为北京团市委干部的王蒙，受到苏联作家尼古拉耶娃的中篇小说《拖拉机站站长与总农艺师》的思想上和艺术上的影响，在他自己这篇小说里，描写了一位刚刚调到区委组织部工作、充满了青春理想和憧憬的年轻人林震，与机关中笼罩的沉沉暮气和官僚作风的矛盾冲突。林震的到来，在机关里引起了一阵骚动；小说的发表，也在文坛上引起了一阵骚动：既有掌声和赞扬，也有批评和责难，争执中作者找到当时文艺界负责人周扬评说，后者又传达了毛泽东在1957年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关于不赞成把小说完全否定的讲话，“一保护，二批判，不是一棍子打死”……后来的情形，许多文学史料和作者的自传中已经言之甚详，就毋庸赘述了。
      这篇短篇小说，反映出当时中国青年精英的精神风貌，而它后来的命运，也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当代文学发展前行的曲折轨迹。改革开放以后，人们搜集汇编了五十年代的一批最优秀、最有影响的短篇小说，以《重放的鲜花》为名结集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其中就有这篇《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我至今还记得自己当时捧读这篇小说时，那种激动和向往的心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事实上这也是人们的共识），它堪称新中国建立以来最富于艺术敏感性、最能体现时代生活特征的经典作品之一。
      更令人饶有兴味的是，在这篇小说发表四十多年以后，作者郑重较真地宣布，要恢复自己当年给这篇小说的命名：《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他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那个题目，是小说发表时《人民文学》常务副主编、著名文学理论家秦兆阳代为改拟的，自己还是喜欢原来那个题目。所以，此后结集出版，就一律改了回来。秦兆阳已经离世多年了，就算他还活在人间，虽然慧眼识珠，批准发表这篇小说有功，总也不好否定作者的著作权（当然也就包括修改权）吧。至于对普通读者来说，作者把自己早年的一篇短篇小说的题目，改动几个字，似乎也说不上什么大事。不过，如果不嫌费事的话，倒也不妨把两个题目略加比较：《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似乎重在写人，即“新来的年轻人”这个人，强调的是人物的思想和精神，洋溢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而《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则似乎重在写事，即“来了个年轻人”这件事，强调的是事件的影响和意义，颇有些“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的味道。前者显得文笔简洁省净，后者则更富于口语化和生活化。考虑到王蒙写作本篇的意图，及其一贯的语言风格，他坚持恢复后者，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不过，这样一改，就和这篇小说发表以来四十多年的历史情况不相符合了。因为，当时小说既以《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为题发表，并且在文学上、社会上产生了出乎意料的广泛影响，当时和后来众多评论、研究、回忆的文章或著作，也都是沿其旧例的。今天，当人们回顾这篇小说或者这段历史的时候，如果不用其发表时的题目，而改从作者的称呼，不惟不合于史实，真正做到也是颇感困难的。当作者决心恢复这篇小说之本名的时候，他已经从小说创作的一线逐渐“淡出江湖”，从著名作家转变为有影响的批评家了。此时，再来把这篇小说改回旧名，或许足以了结作者自己的一桩多年未了的心愿，给文坛留下一段轶事；而从小说艺术本身、从文学发展的史实来说，毕竟时过境迁，似乎已没有多么直接的意义了吧。

                                                                                                              （载《语文月刊》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