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网络报道，2002年1月25日，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研究中心教授宫鹏在《自然》发表文章，就中国古代文化对中国科学研究的影响发表看法。他认为，孔子和庄子文化崇尚孤立，抑制好奇心，对科学研究没有好处。文章说，中国科研质量需要提高，目前存在的问题一个是学术不端，另一个是文化。孔庄文化鼓励小尺度和自给自足的做法，阻碍创新、商业化和技术发展。这导致的一个结果是在中国科学界，人人都想做前沿研究，另一个就是缺乏工作分工。对于如何破除这些文化障碍，文章认为，首先，在教育系统早期就应建立科学精神，学校教师应鼓励学生的好奇心。其次，中国应该鼓励合作研究，细化分工。最后，中国应努力帮助科学家参与国际项目，并吸引外国科学家到中国来。 文章最后说，这种改变虽然艰难，但是为此付出是值得的。
  文章在国内遭到了一些人士特别是人文领域研究者的反驳：清华该教授根本不懂中华文化；同时，也引起了诸多网友的非议之辞：出什么事，都推给祖宗！
  自从钱学森之问之后，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尝试着作出回答。在人文科学与科学哲学领域对传统文化进行非“典”式的批判或批评已并不新鲜。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它是一个常问常新的话题。宫式非典有着明显的现实意义。宫氏文章的价值在于提出问题，而不在于说什么。我们关注是应当是他的问题，而不是他提供的解释。这与《自然》一贯以权威示人的形象是两回事。《自然》、《科学》的自然科学可能是比较严谨的，发表的人文、社会科学言论只能姑妄听之而已，不可太当真。
   一些人一听到“非典”就大惊失色，避之唯恐不及。其实，“数典忘祖”不可取，“不敢越雷池”一步更不可取。非典不代表弃典、抛典，而是有舍有取、进行扬弃。这依赖于通过广泛的辩论与讨论，以求达到一定程度的社会共识、改革弊端，而不是执着于细枝末节进行指责。

   我认为，问题并不于所谓传统文化之优劣，我想分歧各方对于此点其实心知肚明。我更相信是所谓曲笔写法，借古人说事而已。正如“孩子摔跟头，过不在早已存在的地面，而只能怪当下的自已立足未稳。”颇有意味的钱学森之问非未形成众问，至今仿佛仍是绝响，因此，应当将宫氏的“非典”观点看成对钱氏提问的延续，他的具体观点并不需要深究。只有汇成“提问”的问题流，中国的科学及至社会才可能前进得更快、更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