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是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中的重要创新。其中，移动支付体系是目前最主要和最成功的领域，并且已经位居世界前列。智能手机的普及和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为数字金融的发展迅速推广提供了有利条件。蚂蚁金服、腾讯等大型民营金融科技公司，在推动我国移动支付等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据统计，在支付宝和微信支付推出仅四年时间里，移动支付已被我国70%以上的成年人口使用，农村地区成年人使用率也达到了66.5%。

我国的移动支付，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需要代理商网络提供现金进出服务的移动货币（如肯尼亚和南非的M-PESA）存在明显不同。我国的移动支付体系无需实体代理商店铺，普通用户可以便捷地通过扫描二维码完成支付，账户之间可以实现几乎零成本的实时转账。目前我国的移动支付体系不但发挥着可存储电子钱包功能，而且余额也通常可获得高于银行定期存款的收益。

目前，数字普惠金融已经成为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补充，也深刻影响着居民家庭的日常消费习惯与行为。理论上，金融服务的改善会给居民家庭提供更多平滑风险的机会，以帮助应对家庭特定的收入增长波动。然而，我国的金融部门往往发展相对滞后，且更倾向于向企业部门尤其是大企业和国有企业提供融资和其他金融服务。因此，通过积累审慎性储蓄提高自我保险能力，以及利用居民家庭自身的非正规社会网络提高风险分担能力，成为普通居民家庭应对收入增长负面冲击的主要途径。

本文强调了可能会提升家庭之间风险分担能力和家户自身保险能力的重要因素：数字普惠金融。尽管政策上和学术上的讨论较多，然而鲜有研究系统分析我国数字普惠金融这种新兴的金融形式对居民家庭风险分担能力的影响。我们利用大规模家户层面微观调查数据，分析了近年来中国快速发展的数字普惠金融对家户风险平滑的影响。

具体地，为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家庭风险平滑能力的影响，我们首先将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FPS）与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构建的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相匹配。然后，本文利用多维度固定效应识别策略，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异质性消费增长与家庭异质性收入增长之间敏感性和依赖度的影响。重要的是，我们还控制了所有可观测的家户特征（如家庭人口特征变量，户主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家庭是否使用智能手机，是否使用其他金融工具以及是否有工作等变量）与家庭特定的收入增长之间的交互项，以控制不同家庭特征对家户风险平滑能力的影响。这样可以控制数字普惠金融与可能影响家庭风险平滑能力的家庭特征之间的相关性。

本文对基准模型结果的稳健性进行了多种检验。此外，我们识别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居民家庭风险平滑能力的两种机制，即：数字普惠金融降低了居民家庭间转移收入和汇付的交易成本，以及数字普惠金融产品为消费者带来的流动性和储蓄效应。为降低模型中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我们使用家户所在城市到中国光纤通信干线网络的距离，作为接触互联网基础设施便利度的代理变量，并以此作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工具变量。

本文研究发现，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显著提升了居民家庭，尤其是低收入和农村地区居民家庭的风险平滑能力。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发展降低了居民家庭间转移收入的交易成本，提高了居民家庭之间风险分担的能力；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产生的流动性和储蓄效应，提高了居民家庭的自我保险能力；这两方面机制共同提升了居民家庭的风险平滑能力。然而，传统的银行信贷并未显著改善家庭的风险平滑能力。

本研究加深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影响效果的认识。本文的研究结果也有明显的政策含义。第一，数字普惠金融为居民家庭部门提供了方便快捷的支付、汇款、投资理财等金融服务，已经成为我国传统金融部门的重要补充。因此，监管部门应为我国金融科技的健康发展，继续创造更好的条件和环境。第二，在缺乏有效的消费者保护机制的情况下，快速发展的金融科技可能会刺激一些消费者在平台上过度借贷。由此导致的过度消费会超出消费者可承担的债务能力，进而增加消费者的金融负担。因此，监管部门应加强金融消费者保护，同时提高金融监管的有效性。第三，尽快消除国内金融体系存在的扭曲，进一步推动市场化金融改革，以支持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由投资驱动向消费和创新驱动转型。

文章信息

研究领域：中国经济发展、新政治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