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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香港小姐到学界泰斗，她不愧是中国第一位人类学女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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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从故乡到他乡
黄淑娉祖籍广东台山，1930年出生在香港的一个颇为富裕的商人家庭中。家族“后人繁衍昌盛，绝大多数因经商或求学而旅居海外”，因此在很多事情上的看法也与传统家庭略微不同。黄淑娉的父母十分重视她的教育。4岁时便给她启蒙，送去了中华女校读书，7岁后转学到英华女书院。英华女书院是双语教学。中文学《四书》，毛笔字临摹书法大家，除中文课外，其余均为英文教学。那时，有许多老师会从北方辗转到香港教书，其中就包括了燕京大学历史系毕业的汪克柔。她不仅会为学生们讲授国语，还会给他们介绍北平的历史古迹。无心插柳柳成荫。正是因为汪克柔的介绍，让黄淑娉对祖国的北方产生了巨大的好奇，也为她日后的选择埋下了种子。因为战乱的缘故，这位出身优渥的富家小姐在青少年时代就感受到了家国之忧。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不是很太平，所以在香港读书没多久，黄淑娉就随家人回到台山老家避难，在台山一中断断续续的上学。抗战胜利后，黄淑娉的家人选择回到香港生活。而她独自一个人留了下来，进入培道女中开始学习，之后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燕京大学。在选择专业时，黄淑娉也十分有自己的想法。从小，她就喜欢“代数”、“几何”等课程，不喜欢女校专为女生开设的刺绣、织毛衣等“女红”课。因此，在1947年考入燕京大学时，她选择的也是生物系。按照计划，她应该先读三年医学预科，然后升入协和医学院继续读书。但因为种种客观原因，她最后还是选择了转专业，来到了人类学系。
02.学贯中西，派兼南北
当时的燕京大学，是全英文教学，中外学术交流十分频繁。得益于此，黄淑娉得以接触到一些国外的先进学术思想。让她在日后的学术研究中，不仅可以对西方人类学理论所采取的批判汲取理性态度，还能在人类学领域引入马克思主义思想与理论。除此之外，当时学校的师资也称得上是名家荟萃。人类学早期有“南杨北吴”的说法。”南扬“指的是杨成志先生，他一手筹建中大人类学系和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被称作是中国人类学学科的奠基人。而”北吴“指的是吴文藻先生。他帮助云大社会学系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因此又被称作是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奠基人。他的学生费孝通则被称作是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而当黄淑娉就读燕京大学期间，吴文藻、费孝通等许多北派代表人物，都是她的老师。1952年，全国院系大调整，原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单位从事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史和民族语言等方面的权威学者被调至中央民族大学任教。除了上述的几位先生以外，杨志成先生也被调到了此处。而黄淑娉则在中央民族大学同时接受到了来自南北两派的学术培育。如果说在燕京大学读书的经历给她的学术生涯奠定了重要基石的话，那么从内蒙古牧区调查开始的历史事件则给她的一生带来了重要的阶段性影响。03.田野调查，文化苦旅
1950年，黄淑娉等人在林耀华和陈永龄教授的带领下到全国第一个建立的民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的呼纳盟牧区调查。那是在南方长大的她第一次见到草原的风光，因此觉得十分新鲜。从这里开始，黄淑娉产生了对少数民族的感情、学习人类学的浓厚兴趣以及到边疆去的决心。1952年，黄淑娉从中央民族大学毕业后，留在本校任教。当时，中国社会各行各业百废待兴，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生活普遍贫困，各地交通困难，路途遥远，无形中增加了田野工作的难度和危险性。在云南调查，从砚山到富宁路途遥远，整天骑马。黄淑娉身体不好，却也不愿意拖慢队伍的进度。所以累了就在马上打盹，睡着了就摔下马去，醒了再自己爬上去。到云南北部时，整队人骑着马艰难地上下山，马蹄踏在石头缝隙之间，有时一边是山一边是悬崖，马蹄距离悬崖不过几寸之遥。但黄淑娉田野调查的脚步，没有因此而停下。从内蒙古自治区的呼纳盟牧区调查开始，黄淑娉先后在蒙古、苗、瑶、畲、壮、侗、傣、黎、彝、哈尼、拉祜、纳西（摩梭）、基诺、布朗等十多个少数民族地区作过长期或短期的调查。她说， “回顾50年的教学研究生涯，田野调查的经历最难以忘怀。它不仅提供了研究的源泉，促进了教学的提高，更激励了我对人类学事业的毕生追求。我曾为所从事的学科的坎坷命运、为作为人类学者经历过的蹉跎岁月深感惋惜，但对自己走上探索人类学奥秘的田野调查之路始终无怨无悔。”正因为她和调查组其他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许多民族自治区、自治州得以确立，逐步进入飞速发展的新阶段。04.经师人师，达己达人
1978年9月，中央民族大学的民族学院开始招收研究生。黄淑娉与林耀华合招了庄孔韶、程德祺和王培英三个学生，后来，庄孔韶成为了一位著作等身的人类学家。3年后的1981年，教育部批准梁钊韬先生复办中山大学人类学系。那是人类学在1952年被作为“资产阶级伪科学”取消后，在中国大学中首个复办的人类学系。梁钊韬将自己的教学计划寄给黄淑娉，其中开设的西方人类学理论方法等课程，给了她很多启发。1987年年底，黄淑娉主动要求调到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当时创系主任梁钊韬去世，他的几个弟子无人托付，面临着学业上的巨大压力。黄淑娉毅然决然地接过了这一艰巨的任务。她说，“虽然这个旗子我举不起来，但也要举”。由于学科刚刚恢复不久，学校教材建设滞后，急需新的教材补充。1991年 12 月，黄淑娉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提交申请，获得审批后，黄淑娉与龚佩华两人开始着手准备。这一年，黄淑娉已年逾六十，龚佩华也年近六十。1994年《研究》初稿杀青。此后，这本书的内容几经调整，鼎盛时民族学、人类学和考古学的本科生都上此课。
1998年，中山大学人类学博士点面临红牌警告、人类学系再次面临被取消。为了顺利通过审批，黄淑娉在那段时间里，几乎没睡过几天整觉，日夜奔走在教室、田野和书桌前。她曾说自己在担任系主任乃至卸任之后“长期七八年，遇到许多困难、磨难，之所以能够忍辱负重，坚持抗争，只是因为我有一个坚强的信念——为中国人类学”。
虽然黄淑娉告别了这个世界，但人类学的种子，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她面对学术、面对选择、面对困难的无畏与鉴定，依旧鼓励着无数后来人。薪火不灭，千古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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