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知道尊重科学渴望科学了。发人深省的是，中国文明历史悠久，为什么近代科学的兴起和发展与中国无缘？杨振宁先生思考过，给出了祸根于“易经”的答案，我是以为理解并表示支持，并由此进一步拓展分析。

科学的成果犹如万物生长，是自然而然的事；种子和土壤有了，适当的环境条件和规律时间后它们自然会作用成果。智慧的华夏众生的认知水平以及好奇心特点好比种子，大自然的世界万物好比土壤，时间已经足够，那么近代科学没有出现在中国的原因就只剩下“适当环境条件”的不具备性，或深刻地说就是环境有毒，其毒性对科学的萌发起着强大的抑制作用！这些毒素会是些什么呢？

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这个上层建筑就是思想意识形态。中国古代哲学家或思想大家可数者十余人，主要可分为道教、儒教和由印度传入的佛教。三大派别都有些共同的特点：

1.      主要研究对象几乎全部是自然人，而非自然物。内容为研究人的为人处世之道。

2.      知识需要经历从认知、实践、创造、积累、传承、学习再到往复认知等过程，但是在生产力低下、生活难以为继的历史时期，读书识字是件奢侈的事，只有略显富足以上的家庭才可能支持子女读书，而广大的与自然接触的劳动者（即种子主体）则与书无缘。

3.      男尊女卑思想、女子无才便是德“高论”以及裹足限行的审美等观念，将女性哺乳期可供利用的对子女识字教育的可能性堵死。

4.      读书识字的学子士绅们又被引导成几乎全部是以升官发财为唯一目的和出路，脱离劳动实践的自然主体。秉持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人格理念，获益颇丰并屡试不爽。

5.      识文断字后的唯二倾向是崇尚无境的诗·书，闲情雅致，潜心作诗·练字，脱离劳动实践，自恃清高。

6.      残酷现实的功利主义。虽少但会必有的新的认知创造只能出自底层的对自然的劳动实践者，为了增益生计，其创新的价值性需要现实实惠，这就造成了其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如若追求现象背后的原理，本就贫瘠的生活会使他们等不到收获原理或利益的哪一天。以致“杞人忧天”被广为传颂，沦为笑柄，为世人所不齿，百姓谁还敢多问一个为什么？在极度功利主义环境下，实惠的收益使得对病患医治的经验得以积累，中医学形成并得以保存和发扬光大；实惠的收益还使得经商所需的（十进制）算术得以发明领先世界并广传国外乃至影响到古希腊。瑶瑶领先的聪明伟大的四大发明属经验技术范畴，没有提升抽象出事物背后的原理。没有科学的指引，技术有很大的局限性，难以举一反三、发扬光大。有了指南针，我们不知道问为什么指南；有了火药，我们不知道问为什么爆炸，以及爆炸与光由什么关系，光又与火及闪电有什么关系等，呜呼哀哉！

7.      至圣之人将神鬼作为公设，结合神鬼论著书立卷成经，强行解释世间万物，将之至于既难以证明亦不能证伪的无尚地位。“易经”就或亦如此，好高骛远，包罗万象、无所不能地解释和预测世间一切事物，并以信则有、不信则无、心诚则灵等套路为其辩护，愚弄百姓。由于先入为主，易经替代了科学。有了易经，人们不知科学为何，为何需要科学；易经之外，人们变得不会思考了，易经之外，也不需要再思考了。圣人从不提起易经在解释世界万物上是否有局限性，彻头彻尾地自欺欺人。

8.      圣经为统治阶级服务，两者相互依存相得益彰。严苛的统治和精心的洗脑，导致思想僵化，民主缺乏，权威难被质疑，生而知之的先念主义猖狂，而天性的实证主义则得不到伸张，日久了习惯了，荒唐成为天理。虽有些有识之士之谭嗣同、张之洞、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民族豪杰推行戊戌变法与洋务运动，但在强大的封建背景下都告失败，科学的先进机器成果都摆在了国人面前亦不能使其醒悟，仍想着有恐伤风败俗，触犯神灵，呜呼。可见包括统治者在内的国人是何等中毒之深。

9.      闭关锁国。泱泱大国，文明优势久远，不免骄傲自满，闭关锁国，不交流不学习，错过了学习近代科学技术的黄金世纪。而日本则早在十九世纪中叶就开放思想，实行了明治维新的变革运动，跟上了近代科学的时代步伐并早期得以发展。

10.   文言古文字词多义，不便事物的准确表达，但主要还是其绕奥难懂进一步阻碍了“种子”主体对语言文字的掌握，使得本就难以生长的经验的传承变得雪上加霜，要知道许多工匠、艺人都是少有识字的。

现在好了，在党的领导下在科学技术方面我们先学苏联后学西方乃至东国日本，一路发展至今，现在国家正处完成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辉煌时期，中华民族已彻底苏醒，历史不可逆转。那么指出上述中国古代思想缺陷及未言明其造成的严重后果并不是担心复古，而是提醒我们，我国古代腐朽思想残余是否还有不同程度地存在并阻碍我们的科技发展速度。比如针对高校和科研机构顽疾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急功近利思想以及权威与科学民主关系等问题，应如何完善相应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