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如何生存下来的？-----插队岁月：观察社会的“洞穴”（四）

在生产队能够正常生存下来还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至少对于我这样从小娇生惯养、从不做家务的青年学生而言。

首先是吃饭。我原以为，只要需要我就可以到队里称粮食，就像到粮站买粮那样，结果被言辞拒绝了，只有集体分粮食时，才可以打开粮库。有次分粮食，我的米缸还是满的，放不下，就没有要。到油菜花开花时，我一口粮都没有。跟农民与知青借，都被拒绝了，只好等雨停了，凭粮票再到花旗营的公社粮站买了几斤度日，好多天都是依靠十分青涩毛桃充饥，所以以后遇到酸的东西就会引起痛苦的回忆。从此，忧患意识与储备观念由此形成，伴随了我的一生，以后一直被家人视为保守守旧的恶习。

吃菜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虽然队里也分自留地给我们种菜，可是我们根本就没有能力与时间种蔬菜。开始，我还向开始暂住的潘家要一点，时间长了就不好意思，又不可以到镇上买菜，所以经常只是冲一口酱油汤。有次，我一个小学同学的母亲，省级机关某公司的领导带队在我附近的生产队帮助夏收夏种，看到我烧一锅饭，就酱油汤下饭，十分感概我能这样生活。她就是不放心儿子，后悔让他插队回到苏北她丈夫老家。我跟她讲，其实，我们经常吃白饭，也是很香的。经常有农民会送一点菜，就酱油汤下饭还是很少的。其实，人在什么环境里，都是可以适应的。

由于我做过扫盲教师，有学生经常会在我淘米时送我一点她们正在洗的蔬菜。淘米洗菜时，只要看到我，总是主动拿一部分蔬菜给我。这就是我在农村吃菜的主要来源，我自己没种过菜，也不能靠街上买菜。

梅雨天，因为无能，自己垒的草垛，被雨水穿透淋湿了，晚饭已经没有干柴烧了，其他知青都逃走了，我没有熟食吃，只好靠喝冷水就山芋干充饥。如今每每在欣赏莫奈的草垛，脑子里浮现的几十年前的悲剧。

离开老头组后，我每天都发愁，不知干什么农活，也不知道能否干？还有需要什么农具？每早上工都十分焦虑。我比较喜欢扬场，农具都是对里的，把打下来的谷物等用木锨等扬起，借风力吹掉壳和尘土，分离出干净的子粒。或者将堆积的稻谷，同笆斗装满，扛到粮仓。场上的活，我比较胜任，插秧、割麦子需要弯腰的，我都做不好。

交公粮是一件常见的农活。虽然生产队有拖拉机可以做运输工具，但是，当时人力很便宜，而且我们那里的路并不好走。从生产队到粮站直线距离大约半小时的路程，需要翻过一条铁路，过几个村子；如果拖拉机走公路，则需要开到林场附近，让后折回到花旗营，车程也需要半个多小时。所以，交公粮主要采用人挑运输方式。一般农民，青壮年劳力一次可以挑200斤，前后各100斤；我只能挑120多斤，前后各60斤，实际上我挑了一趟，就挑不动了，被安排在粮站过秤做记录。

从仓库出库点清每个人挑的粮食的重量，到粮站收到麦子或稻子并过秤需要一个人做记录，记录整个生产队一共交了多少斤粮食，每半天合计打一张收条。到中午时，假如累积12000斤，粮站负责收货的，就给我记账12000斤。粮站同意扣除10斤麦子或稻子，生产队也默许这个规矩，我们交公粮的几个人拿这10斤麦子或稻子，到饭店换一顿饭。但是，每次我去从粮站拿出10、20斤粮食，都不从交出公粮的帐里扣除。

那位验收公粮的是原五中八八的红卫兵头目的前女友，在等待其他社员挑来粮食的间余，我就跟她闲聊五中八八。那时候我上小学时，窗外传来攻打五中八八的吼声，我在一堆旧杂志中读《红豆》，被如此惊天动地的感情所激动。现在，听她回忆在弹弓纷飞下的革命与爱情，这是恍然隔世。她看我也是知青，就给予一定的照顾。每次我们拿走一些粮食换一段午饭，她都不做扣除。被社员知道后，交公粮，大家都推选我去过秤。其实，她利用粮食晾干可能产生的自然损耗，基本不影响总量；照顾我一点方便，也不必来回挑多趟。

第二年，我开始可以负责带一些妇女干活，如夏天的打药水，秋天的摘棉花。因为我做过几天扫盲教师，这些年轻女性几乎都没有上过学。我开始十分震惊，南京的近郊，解放20多年，居然还有这么多年轻女性没有受过任何教育。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是一个因素，经济困难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小小年纪就需要下地干点零活，拾麦穗，打猪草等。我教她们认基本的字，写出是自己的名字，做简单的计算，这是她们十分渴望和急切需要的技能。因为不识字，上街都找不到商店与饭店，也不会坐车，不识车牌与路牌；领粮食也不会签名，只能按手印。分配农活因不会计算，总是拿到的活多而工分少，用她们的语言就是讨不了巧。一直以来，她们就是一个睁眼瞎。尤其是一些即将出嫁的女孩子，就非常渴望识字与简单计算，学得也十分努力积极，以便出嫁后不被婆家看不起。

我做过现金保管员，类似出纳，一种与仓库保管员并驾齐驱的生产队关键的管理工作。这样，在雨天不能出工时，我好需要做账等工作，也算出勤。所以，我每年出勤约280天，有一百多元的收入，开始自己养活自己。当然是除去口粮之外每年有一百多的现金收入，基本上是普通农民一家的收入。这些收入，几乎维持来我未来大学四年主要的生活费。

我曾经分管过我们生产队的生育指标与屠宰指标。一年里，生产队可以合法地生五个孩子与必须出售给供销社十头猪；超生是不予上户口的，没完成出售任务是不允许屠宰的。1976年的春节前，我们队顺利完成上述指标后，我才有机会经历了杀猪与吃肉的全过程，也了解农村统购统销的运作过程。生产队都是选择比较穷的人家完成出售猪肉的任务，他们养猪基本是靠打猪草维持，再加上自己家机米机面留下的米糠与面肤；比较富裕人家，如队长家的猪主要吃粮食，长得膘肥体壮，留在完成指标后再杀了，队里社员购买，过年用或者腌制等来年农忙时再吃。

控制计划生育指标是一个需要智慧的工作。那是在1980年全国正式开始计划生育之前，我是过年后让需要的各家申请，我按妇女的年龄排序，当然第一胎优先。这样，控制八个人备选，因为实际上并不一定会怀孕；没有进入备选的，生了也不能上户口。八人中谁先生，谁就可以上户口，将五个指标用完为止。多生的，当年不能上户口，即没有分配口粮的指标，等到次年开春，再列为生育指标。我这样做，较好低控制了生育指标的使用，不能突破上级的政策规定，同时有照顾到农民的切身利益。我们那时没有后来强制堕胎与结扎工作的难度，更没有强制扒房子等激烈行为。

我还是我们队唯一一个上河堤挑泥筑水坝的知青。两省联合兴修水利，到安徽省的滁县的滁河。解放初期，江浦与滁县以及盱眙等都归安徽管辖。滁县境内有琅琊山，以欧阳修的《醉翁亭记》闻名于世。

每天天不亮就上工，到太阳出来后就饿得不行，以后就吃的很多，几乎是生米一般的干饭，才能熬到中午。农民还教我，第一碗饭不要盛满，迅速吃完再添第二碗。如果第一碗盛满，等吃完在想添，就已经没有饭可添。每天机械地挑土，单调乏味，而且双肩疼痛。我就开始一边挑一边背《唐诗100首》，大多数是四言绝句。这是一个转移疼痛的好办法。就是这样，我还是经常被大队书记批评，不如同大队的女知青，她们挑的比我多，坚持的天数也比我多。我不知道她们怎么吃得消的。几年后，有个她清华大学毕业回来的知青，我去看她，她说因挑河堤导致腰肌劳损严重。2015年我去拜访哈佛医学院的，我中学学姐，与她谈起这个怨恨，她说当年没有办法，生产队穷，不得不上河堤，现在，一到阴雨天还隐隐作痛。我们这一代插队知青都是这样的。

由于是土方包干，我通常完不成任务，比别人落后不少，怎么也赶不上，因为每次挑一担都比别人少，挑一趟也比别人走得慢。所以，一天下来就拉开差距，几乎没有社员愿意跟我一组。一次，偶然在休息时间，有人让我讲一个故事，我就讲了薛仁贵东征，十分受欢迎。以后，总有人帮我分摊挑点土方，目的就是让我在休息的时候说一段书。我就尽脑汁将读过的古代演义，尽量回忆出来，有时自己添油加醋，甚至关公战秦琼。扫盲与说书两件事，使我第一次认识到“知识改变命运”。

我在生产队最后一年终于发现队里的核心机密。当年各生产队交公粮的总量是按田亩收成核定的。假如，生产队有300亩粮田，每亩两季，一季麦子一季稻子，或者一季麦子两季稻子，共打粮食1000斤，那么通常情况下，应该核准交公粮300亩*1000斤*80%，20%作位社员的口粮。交公粮卖给国家，也是有一定的收入，其实一种农业税。

如果要提高社员的收入，有几个途径，一是种两季（一季麦子与一季稻子）或者种三季（两季稻子一集麦子），但农本肥料与种子农药都要加大投入，在有限地力条件下，未必增收多少。另一是提高每亩的单产，选择优良品种，精耕细作，可以提高一点，单增产的空间有限。实际最好的办法，就是开荒种地，瞒报田亩数，这样再更多的土地上可以增加产量更多，增加的又不被交公粮拿走。

瞒报真实的田亩数，实现少交公粮、提高单产骗取荣誉等行为，是切实可行的，也是普遍实行的。由于我队处于丘陵地段，开出的山地又不是整片的，十分不便核定真实的田亩数，这样我们队田亩的核定数是不变的情况下，实际田亩数增加不少。注意，每年开一点荒地，逐步扩大，统统不加入核定数；不能一年开很多地，一下子增产太多，别人一看仓库也可以估计出来。以后，看到《平凡的世界》主角也用这个办法种山芋，终于明白生产队如何与政府权力博弈的伎俩。我参加了重新核对田亩数的工作，这不仅是事关家公粮与农民利益之间的博弈，而且也是队长能够做稳位子的主要因素。

如果公粮交的多，固然可以得到上级的嘉奖，但是，社员的利益被侵占，在实际工作中指挥不灵，在选举中往往得票不高。如果瞒报田亩数做得好，不仅受到社员欢迎与支持，而且可以吹嘘单产高，农业技术水平高。从农村得到的经验，为我后来做研究，分析经济数据，了解企业运行的实际情况提供了最初的估量尺度。

我曾在队里担任现金保管员的工作比较长，经历了江湖险恶。有次一个社员领五元钱去修抽水机，说很急回来再打欠条或拿发票来报，天真的我把钱给他了。事后，他不认账了，矢口否认拿过队里五元钱。这样，我的帐就不平了。半年以后，有次他再来报销购买拖拉机配件，我拿到他遗落在我那里的一张20元发票，结账时他发现问题，但不知发票何时弄掉的。几周后，他没有办法，到我这里承认那次拿走五元每打欠条的错误，我也拿出他已落在我那里的20元发票。通过此件事，我对农民那种“愚蠢的狡猾”有了进一步认识。

为了向大队要回窑厂的欠款，我经常代表队长去参加大队组织的活动，主要是借此机会催大队长批准归还欠款。我们生产队队长怕大队长，利用知青可怜，试图从大队要回欠款，否则不计工分。有次去别队检查工作，我提出大队归还一点钱给我们，用于购买化肥。大队长在晚上吃饭时，逼我喝白酒，乙种白酒，一种烈性低劣的白酒。这是我第一次喝酒，根本就不敢喝。临队的一个女知青帮我喝了第一杯。她家是南京市公安局的，自己是大队团支部书记，“铁姑娘”一般的形象，这种场合见多了。后来，我鼓足勇气不得不喝了不少的白酒，最后大队长写了批条给我，次日去找大队会计取钱。夜里，头等着星光，脚踢着寒霜，像走在棉花上，一脚高，一脚低，不知摔了多少跤，好在农村土路田埂上跌跤不会有伤，灰头土脸地回到家里。一直睡不着，口渴，喝下半缸水，才平复下来。在那时就体会到后来几十年里，很多人为了销售或者甚至为了升职，被迫喝下难以承受的“琼浆玉液”。有农村这碗酒垫底，还有什么酒不能对付。

到年底，会计做好年终决算，将全队的分配计划给我，中午吃过饭后，我去花旗营的银行取钱，3000多元，我一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如果有点闪失，农民过年拿不到钱还不把我打死才怪了。旁晚，一路走一路，左顾右盼，生怕被人跟踪。到家后把门紧闭，一家一家分好钱，一夜守着这笔钱直到天亮。农民一家一家来取。到中午分完后，我再大吃一段蒙头睡了一觉。

有次，在天泉湖养老社区遇到一个老知青，讲述她插队苏北，下乡时年纪较小，长年累月重复繁重的体力劳动，不仅后来完全失去上学的可能，而且落下一身病。与跟她介绍，我插队的时间不长，干过多种工作，都是一些农民干不了也不愿干的工作，避免了很多高强度的重体力活，才在农村生存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