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是今后内需的基本动力

进入新世纪之后，我国的经济态势在不知不觉之中发生了重大变化。当前，中国的经济总量大致已超越日本，居世界第二。于此相应，我国的经济增长保持着很高的速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GDP增速平均在9%以上。在三十多年中保持如此快的速度，在各国的发展史上几乎找不到先例。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两点。其一，任何正的增长速度，到一定的时点上，都会呈现爆炸性增长的态势。这是一个简单的数学问题，在增长的过程中，随着经济存量的增大，维持同样增长速度所需的增量也越大。其二，经济增长不是简单的数字游戏，同时也会必然导致经济结构的变化。为了维持一种明显高于由内需拉动的增长速度，庞大的增量要求需要通过庞大的新项目来获得满足。于是在我国，各地政府越来越依赖大型建设项目，产业结构越来越趋于重型化。

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中，我国政府为维持一种可接受的增长速度，刺激经济的手段依旧还是大项目，依旧是起吊机经济。当时的形势下如果不依靠“起吊机经济”，想在短期内逆转或缓和经济下滑的趋势有着很大的难度。但这也正是问题关键所在。自党的十四大提出“两个转变”以来，摆脱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一直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但迄今为止，这种转型不能说是成功的。

钢筋水泥的发展模式已经使我们付出了沉重代价，表现在能源消费总量和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急速上升；耕地数量在招商引资和各地新城建设的浪潮中不断缩减，中央为此不得不提出了18亿亩红线的保护目标；各流域的水污染持续加剧，严重影响到生产以及人民群众的饮用水安全；我国不得不忍受昂贵的石油和铁矿石价格。从各方面看，资源环境因素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形成了严厉的制约。虽然中央对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的重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但如果继续以“起吊机经济”保增长，资源环境形势会因此出现反复。

梳理一下，当前我国一方面存在着今后的发展动力问题。而另一方面则面临碳减排，环境污染，耕地流失等资源环境因素的制约。随着我国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来自所有这些因素的压力会继续增大，其相互关系会更为纠结，也更有必要处理好这些关系。

大致是在上世纪末东南亚金融危机之际，我国开始注意到内需问题，并采取了许多措施刺激内需。在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内需的振作有着更强的现实意义。应该说，近年来我国各种刺激内需的举措有其积极作用，近几年我国消费的增速是相当快的，只是相比工业增速、出口增速和政府财政增速较慢而已。

但不能否认，过去刺激内需的种种措施有着浓烈的消费主义倾向。著名的“二套房”理论，以及“买房就是爱国”之类的奇谈怪论，不顾一切地鼓励私家车的种种政策，乃至放长假之类，无不是消费主义的体现。市场推动的追求奢侈豪华的浪潮于是有了正义性，甚至得到政府的呼应和学术界的推波助澜。但如此这般，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问题又浮现了。我们真的要仿效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吗？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社会与消费主义真的兼容吗？

能够为我国带来长远发展动力的内需，是人的发展带来的需求。“以人为本的发展”不是一句空话。其内涵包括提高民众的物质福利水平，以此为发展的终极目标。但这并不意味着消费主义和拜金主义。发展的目标，政府的责任，必须是人民群众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求。基本的，非歧视的和全覆盖的医疗服务、养老保障、教育和培训机会、以及体面的工作和创业机会，这些才是社会目标和政府责任。而奢侈和挥霍，如果对实现社会发展目标无碍，则可以视为一种不值得提倡，但可以包容的市场行为。

作为人口众多，资源禀赋较差的我国，更主要的是使包括农村人口在内的中低收入阶层能够获得基本但有质量的营养、居住、医疗、教育和技能训练。从宏观上看，这不仅是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要求，也是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摆脱资源要素对我国发展的制约所必须的。其次，不断提高国民的人力资本，提升人们的知识和技能水平，以不断提高的国民知识和技能水平获得更有效的资源认识、开发和利用，从而缓解资源与环境的约束。最后，通过完善的制度和政策体系激发全体国民的创业、创造和创新积极性，以此为发展的动力。

在这样的发展进程中，城市化应该在今后的几十年始终处于最为重要的地位，是内需动力的主引擎。但这里的城市化，不能仅仅被理解为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而是一种更为全面和系统的过程。至少，我国应该放弃自中央至乡村层层政府抓经济增长的固有模式，而以城市为经济发展的主战场，尽可能地使各类生产要素高度聚集于城市。

推动系统的和真实的城市化，对我国而言，至少在以下方面有着重大意义。首先是在发展的效率上。城市相比农村，有着更高的效率。中心城市有着更高的效率。如果弱化中心城市功能，理论上讲会造成资源配置范围的割裂，并由此造成效率的损失。显而易见，效率上的损失意味着创造同样的人类福利需要较多的资源，因而对可持续发展是不利的。推动城市化，能够使农民群众从根本上摆脱贫困。反之，国家在反贫困上的投入也会更有效率。由于城市化带来的效率提高，国家也会更有能力投入于农村，增强城市反哺的力度。

其次，工业化过程之所以对城市化产生要求，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基础设施的规模效益。道路、通讯、上下水道、垃圾处置和污染治理，都要求工业和居住有一定程度的集中。否则，这些设施的投资会是无效的，而投资的无效本身又会抑制投资。之所以农村简单仿效城市的基础设施是不可行的，原因就在于此。小城镇之所以难以拥有中心城市的基础设施水平，也出于同样原因。

广义的基础设施包括医疗、教育、文化和体育方面的公共设施。它们向广大市民提供的公共服务，是散居于农村的群众不可能获得的。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广大农村，按照城市乃至中心城市的标准配备这些公共设施，效率上不允许这样做。但是，从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原则出发，给予农村群众以城市化的公共服务又应该是我们这个社会为之奋斗的重大目标。这一效率与公平之间的矛盾，只能通过城市化来消除。

第三，从第三产业的发展考虑，也应该尽可能地推进城市化。城市化过程不仅仅是居住和生产场所的移动，更为重要的是生活方式的转变。工业化过程提高了人们的收入水平，但收入增量并不必然或同步地使生活质量提高。在传统的农村社区，人们将“生产”的概念局限于物品生产，而服务主体上是通过家庭的自我供给和邻里亲缘网络的互助提供的。在就地工业化方式下，当富起来的农民仍居住在传统农村社区时，其观念、行为和亲缘网络依旧，因而生活方式的转变非常缓慢。在这样的条件下，商业性服务业是很难成长起来的。只有在城市化之后，原有家族和邻里关系淡化，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才会随之转向对社会化服务的依赖，这时，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所占的比重才会达到与国外类似的水平。

第三产业的发展总体上是有利于环境与自然资源保护的。这种生态效益来自各个方面。第三产业总体上以较小的投资、能耗和物耗创造较多的就业机会，进而有较强吸收剩余劳动力的能力。这对于提高城市的人口吸纳能力，缓解人口压力对国土系统的消极作用是有利的。第三产业以较低的能耗和物耗，以及较少的污染创造较大的GDP，从而能显著降低单位经济增量的产污系数，直接有利于污染控制。

真实的城市化拉动经济的路径错综复杂，不能简单地理解。直观上，城市化会导致大规模的城市建设，要求庞大的城市基础设施投入。但从内需角度看，这只是很有限的一部分。在整个城市化过程中，来自民间的拉动作用是巨大的。一般而言，迁移本身的消费会非常可观，每年数千万人由此造成的市场需求难以估量。迁入者与在原住地相比，生活方式会发生根本性变化，不仅包括物质消费水平的提高，还会导致对商业化服务的需求增加。部分迁入者会有在城市开业和创业的需求。

城市化的另一重要作用是为城市注入活力。当前，我国的“人口红利期”已步入晚期。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入加速期，城市人口的老化会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有效缓解其负面作用的基本途径，就是吸收农村相对年轻的人口进入城市，向城市补充劳动力，引入更为吃苦耐劳、发愤图强、野心勃勃的创业人口。当然，由此会导致农村的空心化和活力丧失。但我国城乡经济活动的效率差距大致在4倍以上，换言之，劳动力进入城市能够导致明显的效率改进。在此基础上，由城市反哺农村会优于二元结构下的情形。

在社会学视野中，城市化不仅是一种人口的空间移动，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改变和社会层次的垂直运动。较为贫困或社会地位较低的迁入者通过学习和艰苦奋斗，改善自己的境遇，实现自身社会地位的提高。纵观世界各国，所谓第一代移民几乎都是奋斗的一代。而从经济学的视野观察，由此产生的需求更为系统、深远和强大。其中包括了立身置业的需求，提高生活质量的需求，自我发展的需求。

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城市化应该以农民工的市民化为基调。农民工的根在农村。对其中的大多数人而言，他们只是城市的过客，一个用自己的青春年华换取收入的地方。许多人对所在城市没有归属感，这是工人队伍不稳定的重要原因。很多女工成家之后，就会呆在老家不再复出，甚至男性也是如此。这种现象则造成了严重的人力资源浪费。要解决此类问题，最根本的手段就是让人们在城市成家立业，扎下根来。从根本上讲，这其实是通过工业化拉动城市化进程的基本方式。以产业工人为主，加上其他具有种种条件能够在城市立足的人们，构成了城市化的主力。

总之，城市化是我国未来几十年内最强大的，最可持续的发展动力。但该过程是否会受到资源环境因素的严厉制约，是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