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0年，经济学家Steven Levitt和社会学家Sudhir Venkatesh在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联合发表了一篇文章，讨论芝加哥贩毒集团内部的薪酬关系。这篇文章作为蓝本后来被改写为一个单独的章节，收录在他们的畅销书Freakonomics之中。这个章节的题目很有趣：「为什么底层毒贩子还在啃老？」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他们发现，在贩毒集团帮派内部，收入分配是非常不合理的。换句话说，贩毒收入大部分被贩毒高层人员拿走。而那些底层的帮派人员的收入水平，甚至还不如在麦当劳打工的。根据这些学者计算结果，他们的时薪大概只有三点三美元，这就是为什么这些人还在啃老。

如果你把贩毒的风险（比如说在帮派斗争中被枪击受伤、被关进大牢、或者被老大痛扁之类的）通通计算进去，你会非常奇怪为什么还会有人去贩毒，毕竟收入这么低，风险又这么高，还不如去麦当劳打工。可是现实生活中，帮派集团很容易发展到小喽啰。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于，大部分小喽啰进入到贩毒集团，都做着同一个白日梦，那就是「他日成为大佬，有花不完的钱，泡不完的妞。要多显达有多显达，要多风光有多风光」。所以他们无视风险和目前的低收入，梦想着「富贵险中求」。正因为不断有这些低收入的毒贩前仆后继的加入，那些江湖大佬们可以不断变得更富，而且根本不用把钱分给那些底层的。这个市场环境，就是胜者为王，赢家通吃。

学术圈在结构上和贩毒团伙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说都有大量的外围人员，和人数比例在不断缩小的大佬团。当然了，做学术挨枪子儿的可能性不大，除非你做助教批学生作业批得太变态了。而且学术圈也并不是唯一的「赢家通吃」的例子，事实上这种市场环境随处可见。而这种「两极化结构」，在目前的劳动力市场研究中是一个热点。在「两极化结构」中，核心成员工作稳定安全，外围人员则饭碗不定，生存状态岌岌可危。学术圈，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这样一个结构：有大量的外围人员，一边忍受着目前低收入和低保障，一边梦想着将来一旦拿到终身教职，就可以有安定的工作、一定的特权、自由以及相对高的收入。

我们如何解释「外围底层越来越多」这一趋势呢？这一趋势其中一个特征，就是博士人数在所有经合组织国家中都大幅扩张。在原文图1中你可以看到，从2000年到2009年，博士在同龄人群中的比例，平均提高了将近50%。对部分国家，比如葡萄牙、希腊和斯洛伐克，这个比例甚至提高了三倍。当然这些国家的起点比较低，可即使是那些起点比较高国家，这个比例的提高程度也是非常可怕的：英国提高了60%，德国提高了近30%。从2000以来，经合组织的博士人口总数以每年5%的速度在增长。

所以现实环境中，每年都会有大量聪明的新鲜博士冲进这个学术圈子，希望能够得到一份永久教职，从而能够享受高自由度和高薪水的生活，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毒贩子想变成江湖大佬？为了达到自已梦想，他们已经准备好放弃目前的收入和安全感，寄希望于将来的显达。正因为这样的一种大环境，那些教授就可以把他们的工作外包给这些「临时工」，尤其是上课——在学术压力逐渐变大的情况下，上课是尤其吃力不讨好的活儿。结果，学术界的核心越来越小，而外围越来越扩张，而且核心越来越依靠外围。在很多国家，大学已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那些临时工，也就是那些将来放弃学术投奔工业界的人员。

上面说的是大环境，包含了很多国家。但是，在不同的国家，这种内层和外围的边界是不一样的。下面我举几个例子。在美国，根据教育部在The Atlantic上公布的数字显示，超过40%的教育职位已经不再是终身教职，而是合同工。他们的收入按课时数算，没有标准员工所应该享受的待遇，比如医疗保险。在原文的表格里，你可以看到，终身教职员工的人数比例在疯狂的缩水。当然有终身教职的总人数还是有所上升的，但是这种上升速度远远赶不上那些合同工的增加速度。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最近的文章甚至说，有些兼职讲师甚至还要领政府的食物补助。文章中所提到的那个人宣称，他每个月的收入只有九百多，好像不比那些街头毒贩每小时3刀的收入多多少，却需要付出更多脑力。

德国是另外一个例子。这个国家在传统上就有就有内层和外围的重大区别。一方面，那些在底层的在读博士，还有相对好的生活条件。而且因为因为有大量新的研究项目和给学校的投资，读博的机会在大量增加。另一方面，那些全职教授收入很高，也有相当大的自主权。问题在于，在这两个阶层之间，并没有任何机会。对于那些刚刚拿到博士的人来说，「啥机会也没有」意味着他们只能够去做临时工（wissenschaftliche Mitarbeiter）或者二老板（Vertretungsprofessur），还要一做很多年。如果他们比较幸运，也许能够在四十多岁的时候拿到第一份终身教职。而在上世纪70年代，三十多岁就可以了。在原文的图3中，你可以看到从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这30年间发生的一些变化。比如，拿到博士的平均年纪变化不大，但是拿到第一份终身教职的年纪则增加了将近五年。也就是说，从拿到博士，拿到终身教职，70年代「只」需要等8年，90年代则需要等13年。这还是对于那些幸运儿，还不算那些在等待过程中就直接放弃的。更有趣的事，那些掌管学术圈规则的教授自己拿到职位的年代，往往是在没有多少竞争的年代。换个角度看，如果让他们去自己制定的规则里去申请教职，他们也未必能够玩得转。目前也有一些处在中间的新职位（Juniorprofessuren），可是它们的数量并不多，而且和终身教职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德国这个国家在财政预算上非常保守，不管是地区政府还是联邦政府，都不愿意长时间资助一个新的项目或者学术职位。

一个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很多教授在拿到终身教职以后，会去申请其他学校的终身教职，然后用新拿到的聘书去和目前的工作单位谈条件，以谋求升职加薪。这种坏风气的结果是，那些新博士更难拿到位置了。因为所以学校会首先会把位置给那些资深的，往往只有这些人放弃聘书，学校才会把位置给新人。可是那些资深的，往往会和新旧两个的单位谈条件谈很久，一拖甚至一两年。一两年对于已经有位置来说当然无所谓，可是对于新人来说，怎么拖的起？很多人就是在漫长的等待中放弃学术，另谋生路的。没办法，这就是一个残酷的赢家通吃的小圈子。

英国有和德国不太一样，因为英国确实有一些永久职位给那些新毕业的博士。英国在欧洲有最大的学术市场，而且他们的讲师制度可以给一些相对年轻的科研人员比较稳定的工作，虽然起薪比较低。但是，这不意味着英国的学术圈就没有那些外围的临时工了。最近Guardian报道说，在很多英国大学，流行一种「零」时工。换句话说，合同你并没有表明你的工作时间，所以基本上就是需要你的时候你来，不需要的时候就别来了。相比较于欧洲大陆来说，英国博士生和助教的状态更加惨淡：他们很大程度上在支撑着教学，可是他们的工作非常的临时。当我在瑞士读博士的时候，其实算是一个领薪水的雇员，还有自己的退休金和各种福利。可是在英国，很多博士学生并没有稳定的经费来源，他们需要经常去这里那里来申请他们的奖学金，而当他们做助教的时候，他们拿的是时薪，或者计件工资，比如改一份卷子算一份钱。 

在很多英国大学，教学相对来说任务并不重，主要原因是因为教育的重心放在培养学生独立完成的项目的能力上。可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那些院系在用这种非常临时的劳动力。这种利用临时教工的现象，在学校申请「优秀科研中心」的过程中表现的尤其明显。一方面，因为科研是最重要的，那些已有成就的教授会从教学中抽身过来，花更多时间去保证他们的科研经费和论文，从而需要临时教工来填补教学的空缺。另外一方面，一些大学也想在申请「优秀科研中心」的过程中，利用这些临时工所拥有的论文数来装点门面。可学校并没有保证在用完这些临时工之后，还会把他们继续留下来。原文的图4里，你可以看到以上三个不同国家的学术圈的结构。就我所知，这种两极化的结构到处都有而且很有可能越来越分化。很有趣的是，这些个学术圈，都需要大量的外围底层人的支撑才能运转。对个人而言，如果你想有一个好的发展，最好避免落在外围，换句话说，不要去英国读博，不要博士刚毕业就去德国，更不要只那些别有用心的忽悠和鸡汤，什么「二十一世纪是生物的世纪」啦，什么「不要考虑就业，学好了自然什么都有了」啦，什么「手表拨快五分钟，人生就能更精彩」啦。

最后说一句不提心就痒痒的题外话，Sudhir Venkatesh这个人特别拉风，读博期间花了十年时间在芝加哥贩毒帮派卧底，然后将所见所闻写成论文，现为哥大社会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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