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村“老支书”

在我从一九六八年中学毕业回乡到一九八三年离家参加工作的十五年间，担任我村村支部书记者先后总不下三五人之多，但无论就任职时间还是对村里影响之大而言，都要数这里要谈的这位“老支书”（姑隐其名以为尊者讳）。

“老支书”的年纪那时应在四十到五十岁之间。他身材不高，粗而壮硕，浓眉阔口，黑红脸膛，中气非常充足，说起话来嗓门特大。

他应该算是“老革命”了。听说解放前夕，新旧政权交替之际，他在村里就已经十分活跃。那时他还很年轻，但已被视为一颗政治“新星”，是当地很有影响的人物。后来，他参加了工作。公社化时期，好像是本公社信贷社的主任。不过，对本村的事情，他仍然时时过问，而村里人也经常请他帮助支持工作。

“老支书”的嘴巴甚是厉害。讲起话来滔滔不绝，气势逼人。而且，他知识广博，好似什么都懂。天文地理、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反正是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门门精通。演讲起来，不由得不让人心生敬畏。因此，村里人背后送他一个外号曰：“万能”。

“老支书”在村里威望极高，村民们对他都十分敬重。村内有一个十字路口，是两条主要街道的交汇处。有事无事，村民都爱汇集到那里，互相交流些信息、扯扯家常。“老支书”也爱去。每逢他迈着庄重的步子来到那里，大家都会立即安静下来，满脸堆笑，或远或近地围看着他。他好像对此也很享受，站到最中间，微笑着随便打个招呼，然后亮开嗓门大讲特讲起来。但他并不讲太长时间。就在大家都还在认真聆听之际，他总能恰到好处地停止讲演，在大家恭敬而热切的目光中，带着满足的神情，挺着胸脯走出人群，慢慢远去。

“老支书”好像是在“文化大革命”的中期回到村里担任支部书记的。据说他还是主动请缨，下决心回来改变老家的落后面貌。也有人说，他是接受领导重托带薪回家任职的。

不管怎么说，反正那一时期的“老支书”确实是雄心万丈也自视甚高的。他经常喜欢重复一句农民的“名言”：宁作鸡头，不作牛后。这样看来，回村做“鸡头”，应该是他自己的选择。

不久，“文革”进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我们那个地方折腾得很厉害。我父亲因为稍有点文化，在解放的前一年，曾被村里推出来当了一年村长。这一不光彩的历史被翻了出来，属于被“清理”之列。先是和地富反坏右及各种有“污点”的人关在一起“办学习班”，勒令检查交代问题。后来学习班解散，我父亲作为问题最严重者，被捆绑起来，单独关进了一间小黑屋。

那几天我家真是难过。突如其来的打击让全家陷入极度的恐惧不安中。所幸还好，我父亲被关了几天后就被放了出来，也基本没有对他进行太过分的精神和肉体的折磨。

平心而论，在这件事上，我对“老支书”并没有多少怨怅之意。毕竟是在那样的大环境之下。他也不过是奉命行事，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而已。况且，当过“伪村长”，也确实是我父亲无法回避的事实。

此后几年中的“老支书”，依旧是意气风发，在各种场合大讲特讲，而且照样讲得滔滔不绝、气势逼人。村民们也照样对他充满了敬畏。

但后来接连发生了两件事，使“老支书”的权威受到不小的影响，甚至几乎动摇了他的地位。

那时候在乡村有几种职业者是很蛮横霸道的，电工是其中之一。有一次村里请公社变电所的几名工人来修电线线路。一进村，那几个电工就摆出一副“大爷”的架势，吆东喝西，俨然不可一世。甚至把“老支书”都不放眼里。“老支书”哪里受过这一套，派人招来村里一伙年轻人，怒喝一声“给我打——！”小伙子们上前把那帮家伙团团包围后，就是一顿猛揍。只打得他们落花流水、抱头鼠窜而去。过后，“老支书”的豪勇，赢得村民们的一片喝彩。

但，他却闯了大祸。

那时的电业是实行所谓“垂直领导”的，那几个电工的身后有县电业局的背景。这事连公社领导都感到有些棘手。后来，据说各级领导费了很大劲才将之平息下来。“老支书”的职务得以保留，但受没受到处分?背后又做了哪些工作?就非我们普通村民们所得而知的了。

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更为“奇葩”。

好像是在“批林批孔”运动过后不久，村里有一户老人为独生女儿招了个上门女婿。举行婚礼前两天，女婿说想带准新娘先去自己老家认一认公婆亲戚，然后准时回来正式举行结婚仪式。老两口虽有些不情愿，但觉得女婿的意见也有道理，就答应了他的要求。可“老支书”听说后不干了，认为不合规矩，失了全村的面子。他硬作主张，把婚礼现场一变而为大批判的战场。当那天新郎带着新娘兴冲冲地回到家时，一进门就傻了眼。迎接他的是“批倒批臭孔老二的孝子贤孙×××”的大幅标语。几个年轻人不由分说把新郎和媒人（是一个邻村人）拉进场地中央，由老支书亲自主持，开起了火药味十足的大批判会，说他有男尊女卑思想，是孔老二的信徒。据说，老支书还打了新郎一个耳光。结局是上门女婿和媒人当场被驱逐出村，这门婚姻也被强行结束。

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想总得有半年多吧，事情忽然发生了极大转变。原来，那位上门女婿不甘这奇耻大辱，把状一直告到临清县法院和县妇联。县里十分重视，认为这是一起严重违法乱纪、破坏婚姻法的犯罪行为。要求严肃处理。不用说，小两口合法权益受到保护，被允准结婚，终成姻眷。

但“老支书”却又一次坐到了火炉上。想来那些日子他必定是很不好过的。但其间到底经历了怎样的艰难过程，我们村民照旧是无从得知。结果是“老支书”大难不死，又一次闯过了难关，不但没有坐牢，连职务也没受影响，支部书记照旧干。

不过，显而易见的是，这一事件过后，他的权威地位被严重地动摇了。村里有些人开始在背地里有所议论，当面和他相对时，原先的那种仰慕和敬畏也日见其薄。反过来，不太尊敬甚或有些刺激的话语时而会进入他的耳朵。他的精神状态也有些变化，中气仍然十足，口才依然很好，但说话明显没那么多了。待人接物之间，那种咄咄逼人之气也不再那么凌厉。

时间终于到了一九七六年。伴随着国家许多重大事件的相继发生，农村社会也在剧烈的震荡。敏感的人们觉察到，一些固有的人际关系和价值观念在坍塌、在动摇，在悄悄地发生着某种颠覆和变换。我想，“老支书”肯定也感受到了这些。因为他更加少露面了，说话也更少了。有很长一段时间，根本不见他的身影。

随后，有一则消息在村民中交互传递起来：

有一天下午，“老支书”去公社开会，回来时，已差不多黑天了。村子东边不远处是一处废弃了的砖瓦窑址。他骑自行车走到那个地方时，从旁边庄稼地里猛地窜出一个黑影。随着一句低沉的喝骂声，一块大砖头飞了过来，正砸到“老支书”车轮上。吓得他赶快紧蹬几下，逃回了村里。

这件事我后来进行了求证：确凿无误。

又过了没有多久，“老支书”被免掉了村支部书记的职务。从此，他算是从吾村的“政治舞台”上彻底消失了，他家的大铁门这以后也总是紧紧地关闭着，很少再见他壮硕的身影。

数年后我离家参加了工作。有一年回乡探亲，在街头上正碰到了“老支书”。他明显地苍老了许多，全失却了当年那种干练与健悍之气。我依然很尊重他，叫他八爷（按辈分应如此）。他似乎很感动，又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张了张嘴，嗫嚅着，最终却没说出话来。

2017.1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