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9月5日的《联合早报》。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去年确定的全面放开二胎的人口新政，从今年1月1日起正式生效。

中国人口结构老龄化趋势明显、“失独”（独生子女离世）事件的发生、出现较为严重的男女比例失调，都不利于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2013年单独二孩实施以来，效果不如人意，生育率不增反降。这些都是全面放开二胎政策背后的主要促进因素。

然而，全面放开二胎就能解决以上问题吗？让主要承担生育责任的女性做出生育决定，需要扫清一系列障碍，需要一整套社会政策的支持。但从现有的政策及相关的修订来看，笔者认为新政的效果会非常有限。在以华人居多的新加坡，对于鼓励婚育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政策体系，但是生育率仍然不断走低，在去年的世界生育率排名中甚至成为世界倒数第一（美国中情局《世界概況》）。或许，考察新加坡的相关政策体系，辨析其优势和不足，可以为中国在推进人口新政过程中提供借鉴。

新加坡在人口政策方面出现过两次大调整。第一次在1970年代。当时，政府推出了类似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要求每个家庭只生两个孩子。第二次人口政策的调整发生在1980年代后期。当政府发现随着单身和晚婚者的增多，人口出生率极速下降、人口结构老年化趋势加强后，开始调整政策，鼓励人们积极生育。直到现在，政府还在不断调整补充各种鼓励政策，以期提高生育率。

新加坡在减少单身或迟婚、鼓励结婚方面，主要从两个方面采取措施，即住房和媒介平台。因为大概80%的国民住在政府组屋，组屋政策对国民生活有相当大的影响。目前的组屋分配是与鼓励婚育相呼应的，单身人士在申请组屋时受到诸多限制（例如必须年满35岁才能提出购买申请），而已婚或计划结婚的人士则能得到优先照顾。另外，政府还通过设立“社交发展网”，为单身者提供一站式的服务，鼓励多社交和参加活动。

对于已婚夫妇来说，鼓励生育的政策措施主要包含在创立于1987年的“结婚与生育配套”内，涉及生育医疗费用、育儿教育费用、工作—生活支持等三大方面。这份配套从创立至今调整过多次，激励措施不断增多加强，其中女性的法定产假不断延长，从最初的8周延长至12周和目前的16周，给职业女性的津贴也在不断增加，雇主解雇孕期女性将面临更大成本的惩罚。更值得注意的是，从2000年开始，政策也开始导向鼓励男性对于育儿的参与。另外，从明年开始，更多对母亲的照顾性措施将生效，例如父亲可享受两周的带薪陪产假，未婚妈妈生产也可以享有16周的带薪产假等。

托儿设施建设方面，新加坡也在不断加强。不但托儿中心的数量在增加，还有越来越多的托儿中心建在工作区域。根据幼儿培育署的信息，现有390个托儿中心设立在工作区域，占全部托儿中心的31%，比2012年提高了5个百分点。

由此可见，新加坡政府铆足了劲鼓励婚育，不仅措施多，还根据时代和家庭概念的变迁不断进行调整。但从目前的生育率数据来看，效果也并不理想，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是没有考虑到社会期望与社会结构，同女性现有生活模式的不兼容。

同所有其他国家一样，新加坡的公共职场领域也存在明显的性别鸿沟，无论横向（产业之间）还是纵向（职位之间），女性都集中于劣势地位。但另外一个现实是，女性的教育程度已大幅提高，也因此会拥有更多的就业和晋升机会。如果不考虑女性群体的这个改变，整个社会仍然抱持女性生养子女、男性赚钱养家的传统观念，对雇主而言，处于育龄阶段的女性则意味着风险与成本。雇主的观念和选择会加大现有职场男女的差距，让婚育男性处于更加优势的地位、婚育女性处于更加劣势的地位，这就是所谓的“父亲红利”（Fatherhood Bonus）和“母亲惩罚”（Motherhood Penalty）。

正如2013年就父亲身份的感知调查所揭示的，新加坡社会仍然将女性的角色定位于家庭之内，期盼她们担当好贤妻良母。没有考虑女性在职场中的地位和选择，并将其整合到婚育政策配套中，所期望的生育目标定然无法达成。

对此笔者建议，通过改变劳动条件，推动更多职场人员（无论男女）积极参与家庭照顾活动和社区照顾活动，在打破公私领域对立的同时，让人们（特别是雇主）认识到家庭和工作的协调，可以促进生产率的提高，更有利于传统性别角色观念的瓦解，促进全面性别平等的实现。在这个基础上，职场的歧视和障碍能得以不断清除，男性会积极参与家庭照顾活动，作为生育主体的女性，在感受到支持友好的环境后，才会愿意选择生育更多的孩子。

中国的人口新政自今年生效以来，全国各地已经陆续开始修订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但所修订的内容非常单一，仅仅是延长了产假和设立了男方的陪产假。这些修订还远不成系统。鉴于中国与新加坡在文化和人口结构及政策方面的诸多相似，中国可以借鉴新加坡的相关配套政策，同时在政策制定之初，就将促进全社会性别平等观念的建立纳入配套政策中，以提高政策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