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在10月22日《联合早报》上，题目为《从教育看日本闪耀的诺奖纪录》，因为还有科技制度和文化视角的后续文章，这里的题目稍有改动。

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由日本分子细胞生物学家大隅良典（Yoshinori Ohsumi）独揽。算上本次获奖的大隅良典教授，日本已经有25人获得诺贝尔奖（其中2人在获奖时已加入美国国籍），且自然科学领域的获奖人数高达22名（物理学奖11名，化学奖7名，生理学或医学奖4名）。以自然科学领域的获奖情况来看，日本排名世界第五，位居美、德、英、法之后；若仅看本世纪的成绩，日本在自然科学领域的获奖人数达17位，仅次于美国，排名世界第二。值得一提的是，大部分日本诺奖得主的研究工作都是在日本本土完成的。

诺贝尔科学奖并非评判科研发展水平的唯一标准，但它却是全球科学界公认的最高荣誉，而作为一个只有1.27亿人口（还面临严重老龄化问题）、自然资源贫乏、在20世纪90年代泡沫破灭后经济几乎停滞不前的海岛国家，日本为何能在这份奖单上留下如此耀眼的印记？背后的原因值得深思。笔者认为文化是深层但较为间接的因素，而教育和科研体制是日本产生大量诺奖的直接原因。在此先着重探讨日本教育的特点及优势。

日本对教育的重视自古有之。公元5世纪之前，日本尚无自己的文字，是5世纪期间才开始派“遣唐使”去中国唐朝学习和引进制度与文化，与此同时培养吏使的官办教育体系也一并被引进。后来进入幕府时代，民营学校也逐步出现，以学习儒家经典为主，兼有教授武士修养技艺和日本传统神道。至17世纪中期，教育体系中开始加入“兰学”（主要通过当时唯一的通商国家荷兰引入，由此得名），即西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总称。而19世纪60-80年代推进的明治维新，将日本全面带入现代工业社会的同时，也给教育系统带来了实质性改变，分散了国家对教育的控制权。当时颁布的《教育基本法》规定了教育的基本目标——培养能尊重个人尊严及追求真理与和平的国民，以促进世界和平及人类福祉。这一教育宪章还承诺学术自由、机会均等和男女同校。

此后，日本义务教育的年限不断增加，女性的受教育机会也大幅增加，且高等教育（特别是综合研究型高等教育）得到极大程度的普及。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公布的数据，早在本世纪初，日本的初级和中级教育入学率就达到或接近100%，全球排名数一数二。根据日本文部科学省公布的数据，截止2014年，日本拥有综合类大学和研究生院共计781所（国立86所，公立92所，私立603所），而包括综合类大学和职业大学在内的高等教育入学率也超过六成（62.4%）。教育使得国民的人力资源储藏相当深厚。

除此，早在1987年日本内阁就确立了“终生学习”的理念，并在2006年修订《教育基本法》时补充进去。实践上，日本政府在鼓励所有年龄层的国民通过学习提升自我价值的同时，也积极创造条件提供设施来帮助国民实现“终生学习”的理念，这些设施中就包括“生涯学习中心”的建设。这类中心是日本特有的综合性文化教育设施，除了举办讲座、培训人员等如同公民馆、图书馆、博物馆等相似的功能之外，还提供本地各类教育机构的信息及相关咨询，也参与研究设计课程、评估教育学习成果，并针对各种学习机会建立和促进机构之间的合作，成为地方居民能随时随地有效学习的网络中心。

当然，同许多东亚国家类似，日本教育也有灌输和应试倾向，对此，2014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中村修二在去年1月举办的记者会上就提出了严厉批评，指出日本和整个东亚教育体系的主要弊病，包括过度强调服从权威、偏重对旧知识的复习而轻视对新知识的探索、压抑个性与不同导致平均主义等。

但同时也要看到，日本教育在这些症状的表现上，相对而言不算严重。实际上，日本早在二战之前就受到西方教育运动的影响，加上活跃的民间社会给予教育大量的实验空间，日本的教育实践便是倾向于同现实生活保持密切联系的。战后，日本把教育提升到复兴国家的唯一战略的高度，对教育的探索更是积极深入，吸收了大量先进的教育理论与经验。因此，尽管从幼儿园开始的日本各级学校仍然会强调集体意识，但由于几方面的共同作用——传授知识与增加生活经验同步得到更多强调（而非片面强调单向的知识传授），学校和教师有较大自由因地制宜设计课程，各种校外机构和企业也积极参与教育活动——学生获取知识的途径大大扩展并更加灵活，极大激发了他们的学习热情。

综上所述，日本具有重视教育的传统，在把教育与国家命运联系的同时，对教育的制度和内容不断改进，通过提供更加普遍、更加平等、质量更高的教育，为人才的生长提供良好的环境和养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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