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猿猴、赛博格和女人：重新发明自然》评介

文/章梅芳

      唐娜·哈洛威（Donna J. Haraway）是西方著名的跨学科学者，她在生物学、灵长类动物学、科学史、科学社会学、科学哲学等方面都有很高造诣，是当代女性主义科学元勘的代表人物之一。哈洛威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出版了多部学术著作，基本奠定了她在女性主义学界、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哲学界的重要地位。
      2010年，哈洛威的《猿猴、赛博格和女人：重新发明自然》一书在中国台湾地区翻译出版。这部著作收录了哈洛威在20世纪70-80年代发表的10篇重要学术论文，展现了哈洛威早期的思想脉络和基本观点的形成过程。由于哈洛威的思想十分活跃，研究的内容较为庞杂和深奥，行文又多充满隐喻式的表达方法，其文本相对较为晦涩难懂。因此，该书中文版的面世，对中国学者研究哈洛威乃至女性主义科学元勘的学术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该书第一部分的主题是“自然作为生产和再生产的系统”，收录了作者写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3篇论文。第1篇论文以动物社会学为案例，揭示了此领域内“支配原则”被科学化、生理化的过程，以及动物社会中的“支配原则”被移植和运用到人类社会的方式，并随之阐释了“主客二分”与“支配原则”、“科学客观性”之间的深层关系；并论及科学家共同体内网络关系的重要性。第2篇论文比较分析了灵长类行为研究中的4种生产与生殖理论，认为它们的目标在于刻画人类普同性的图像，以人类本性作为文化的基础。但这些理论也可被用来强调人类与动物的变异性、复杂性及变革的能力，因而女性主义者可从科学的内部认真投入生物社会的辩论。第3篇论文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生命科学领域里发生的转型：从雅克斯到威尔逊，从生理生物学到社会生物学，以及在学科范式内发生的一系列相应变化，并致力于探讨科学内容与社会脉络之间的历史关联。
      第二部分的主题为“争议的阅读：叙事的各种自然”，将焦点放在对社会生物学领域的不同文本进行比较分析上，从而强调科学领域中命名与修辞的重要性、科学的社会建构性以及科学内部的权力关系。
      在哈洛威看来，自然是被建构出来的，是被争议出来的。女性主义学者首先要对旧故事进行重新解读，然后再尝试讲述一个全新的故事。从事科学实践活动的女科学家积极参与对具有公共意义的科学议题的辩论，显示出了较强的责任意识，也在某种程度上展现出另类科学叙事的魅力。
      然而，任何的叙述都有自身的规则，都无法不受到特定历史社会关系与日常实践的影响，女性科学家的科学文本同样如此。她们并没有比男性生产出更良善或更自然的故事，而只是在由规则引导的公共社会的科学实践中生产她们的故事。并且，也不存在所谓本质的、同一的女性与女性经验，文本阅读的过程就是对文本进行重新建构的过程。
      第三部分的主题是“差异的政治，为了不恰当/无法被取用的他者们”，收录了4篇论文。第1篇论文对女性主义理论中最重要的概念——“Gender”，进行了历史梳理和辨析，强调“性”、“性别”、“自然”、“身体”、“文化”都是历史的、建构的、异质的概念，“差异”和“他者性”是“Gender”的应有之义，必须在多元的环境中，让多种女性主义性别理论得以成长。第2篇论文是哈洛威最具影响力也是中国学者最为熟悉的论文——“赛博格宣言”，其中提出了赛博格女性主义的主张。赛博格是一种受控有机体，是机器和动物之间的混种，它瓦解了人类与动物之间、有机体与机器之间、物质与非物质之间的界限，为走出二元论的迷宫，在支配与控制的逻辑之外寻找另一条认识论道路，提供了可能性。
      在此基础上，哈洛威借助视线隐喻，进一步提出了“情境化知识”的理论主张。她指出，主体永远都是分裂、矛盾和处于变化过程之中的，亦不存在统一的女性或边缘人群的立场；受压制者的立场也不是“无辜的”，受压制状态不能提供本体论基础，“认同”并不是客观性的前提。正是在此意义上，哈洛威自称“宁愿做赛博格也不做女神”。
      而且，视线总是有中介的、涉身化的，不存在免于被观看的至高视线。哈洛威认为，只有局部的、历史的、情境化的、涉身性的知识，才真正代表了一种新的科学客观性。这种情境化的知识主张，要求把知识客体想象成一个行动者和能动者。女性主义客观性不主张主导世界，而是只住在这里，尝试透过我们的义肢（包括视觉化科技），去激发并不无辜的对话。
      傅大为在该书的“序”中指出，20世纪70年代的哈洛威，虽然自嘲忠于欧洲中心主义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传统，但实际上已在怪物的腹中揭竿而起了，其早期的3篇论文深入批判了科学中的性别偏见、父权制意识形态和跨国资本主义政治。而她的赛博格理论，则试图在“整体主义”和“相对主义”之外、在“统一主体”和“身份认同”之外，为一种新的科学客观性和认识论主张提供可能性。
      该书译者张君玫指出，哈洛威并非绝对的建构论者，也绝非单纯地拥抱赛博格的、后现代的分裂与混种认同及其许诺的乌托邦未来，而轻松跳过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父权制和技术科学的支配框架。姑且不论其“涉身化客观性”与“情境化知识”是否能够真正解决女性主义立场论所面临的困境，其“赛博格”是否能为后现代女性主义认识论提供基础，该文集的确提供了一部关于身体、政治与故事的醒世录，而这恰恰是女性主义科学元勘的核心目标之一。
（责任编辑   陈广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