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一句古话：“格物、致知”，按照我的理解，格物就是把事情区分开来，致知就是一定要弄清楚。认识论也要求先把概念说清楚，再按照逻辑分析。

雅戈尔动物园老虎咬人事件，骂的人冷嘲热讽，同情老虎；愤的人悲天悯怜，指责人性。乍一看，觉得都有道理，但作为怀疑论者，我却要问一声：事情区分清楚了吗？

在我眼里，这明明是三件事情：一件是有人为了省钱，选择了逃票；一件是有人放任自己进入危险区域；一件是有人在动物园内遇到不幸惨死。三件很简单的事情存在一定的联系，但是混在一起讨论，别说讨论不清楚，而且会带来认知混乱。

1、对逃票行为的道德认知

逃票行为是对的吗？幼儿园的孩子都可以做出结论，我相信人们对这个问题应该存在共识。也许这个中年男子家里并不富裕，也许他有很强的家庭责任感，也许逃票的背后隐藏着催人泪下的动人故事，但这些都不足以动摇一个最基本的价值判断，逃票不是一个现代社会应该鼓励的道德行为。

2、对个人行为的价值认知

将自己置身于危险状态值得鼓励吗？这是一个基本的价值观判断，只要不影响别人，对自己的人身安全怎么处理是个人的事，我们应该尊重和宽容。但是在大众的价值观视野中，这种行为真的很愚蠢。

试想一个二货跳入老虎洞，在老虎的追逐下安然逃出，是不是我们就应该安慰和鼓励他呢？我想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不会。大众舆论中披天盖地的冷嘲热讽针对的就是这种行为，这种批评没有任何不妥之处，道德就是通过这种机制来实现的。

3、对不幸死亡的道德认知

作为同类，一个活生生的人以一种非常悲惨的方式死去，这不值得我们同情吗？

一个人无论一生中犯了什么过错，其肉体的死亡总会激起我们心灵中最软弱的部分，这是人类道德心的表现。

有的人心中爱覆盖的范围会更广一些，无论是看到饥饿的幼童，受伤的小动物，还是破碎的家庭，都会伤悲和同情，这是一种高尚的行为，值得赞扬和歌颂。

有的人爱覆盖的范围可能很狭小，只关注自己的子女和家庭。他们看似冷血，但也知道这个世界生老病死是一种常态，每一天每一分钟都有无数人在消失、死亡，生活不易，哪有那么多的心情去同情和悲伤？这些人没有碰触人类社会的道德底线，不应该被指责，况且他们是社会的大部分。

怕的是高尚的人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去对别人品头论足，去干涉别人的生活，这反而是一种不道德，触碰了现代社会的底线。

陶渊明在《挽歌》中写道：“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同情的人还在难受的时候，别人已经开始正常生活了。如果因为有人死亡就去指责那些享受自己生活的人，那么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快乐而言？这种行为道德吗？

一个泛爱的高尚的人，俯视人世间的不幸，就应该静静的独自哀伤，切莫指责他人。因为大众嘲笑的是行为的愚蠢，而不是不幸的死亡。

4、对不幸发生的法律认知

我们所知道的事实是，一个人遇到了偶发事件，在动物园死亡，那么动物园是否应该赔偿？很多明智的人已经提出了观点，判断的标准在于动物园是否存在过错！

人走在马路上，掉到坑里死亡，公路维修部门如果存在过错，我们当然有权利要求它赔偿。

让没有过错的人为不幸负责是可怕的，那意味着当老人在街道上猝死的时候，周围10米甚至百米的人都必须为死亡掏钱！这个世界的基本规则何在？

很幽默的是另一个事实，已经证实有游客在动物园逃票，动物园是否有权利要该游客的家庭赔偿呢？为挽救生命造成动物园财产损失，是否要该生命的家属赔偿呢？

笛卡尔法则

中国社会擅长思辨，缺少的是理性的传统。我们往往将事情一揽子的去讨论对错，这样的讨论不会有任何结果，只能导致思维的混乱。

当我们遇到一个社会难题得不出结论时，就需要将这个大问题分解成许多容易解决的小问题，由简单向复杂一步一步的来处理，这种方法就叫做笛卡尔法则。

本来很简单的一件事，很多社会精英却不对事件做必要的区分，澄清概念，而是试图一揽子用价值观解决，像醉汉一样的骂来骂去，说明教育界对大众社会科学素养的培育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分形理论

在我们讨论一件事的时候，总有其它的事与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游客惨死，是因为逃票进入老虎洞，逃票是因为省钱，省钱是因为家庭不富裕等等。众多的因素掺杂在一起，使得对任何一件事单独的讨论都要受到其它因素的影响，价值和观点的冲突就自然而然产生了。

分形理论认为，现实社会中众多相互关联的各种事实归属于不同的维度，将所有的事实混杂在一起来讨论这些事实的属性和规律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需要将各种事实整理、归纳到不同的层次下，在相同的维度下进行推理，才能得出大家都认同的解。

对社会事件的讨论，公众是非理性的。作为理性的代表，大众代言人、社会精英及学者需要用科学的方法去分析，探讨事件背后的规律性问题，这才是社会健康、稳定发展的基础。

针对一个事件，试图构造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点往往是不可行的，主流价值观只能在不同主体利益博弈的历史过程中实现，因此哀叹民智未兴毫无用处。知识分子应该将关注点转移到认识事件的方法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