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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几项气功“外气”与“特异功能”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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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几项气功“外气”与“特异功能”实验
何 宏
（原文著于2000年1月7日，过去未发表）
《中国人体科学》是由中国人体科学学会与上海交通大学联合主办的一份杂志，该杂志创刊于1990年7月，一年四期，国内公开发行，据说是有别于通俗气功刊物的学术杂志。杂志的主体内容是对所谓“人体科学”（也即特异功能与气功）的实验研究及理论探索，另外包括对国内外研究者、特异功能人的介绍，各地的研究动态和会议活动报道，还有很多由爱好者抒发的各种感想。作为学术杂志，又是探讨极其有争议的重大问题，却偏偏看不到对所发表内容的怀疑、批评或反对意见，难免让人觉得不太正常。
在最近几期杂志上，接连发表了有孙储琳参与的一些“特异功能”实验，“辩认遗留信息实验和特异功能存在性检验”（8卷3期）；“人体特异功能处理小麦、豌豆种子快速发芽过程中ATP酶活性的比较研究”（8卷4期）；“意识调控花生起死回生之研究”（9卷2期）；“意识微雕”（9卷4期）。这些“实验”全都非常有趣，不论“特异现象”的相信者或怀疑者都应该拿来仔细地读一读。
所谓“遗留信息”，是把图片或汉字放在空盒中，或者夹放在纸卡内，存放一定时间之后，取走内容，把空套递给特异人辩识。刘易成等人在8卷3期发表的文字，首先追忆在82-86年4年多时间里，北京大学与中科院一些研究者曾对遗留信息的感知功能做过据称“严格和长期的考察实验”。后来在1991年，首都师范大学也有人用装过东西的手提箱，检验某受试者的能力。这篇文章着重描述的则是1996年12月至1997年3月期间进行的辨认遗留信息实验。
“试样是用牛皮纸对折成一个纸夹，再把一个在白纸上写了字的字卡放在这个纸夹中。一共做了大约40个试样，叠放在一起放置了一个多月。实验时，我们在另一个房间中从这些试样里随意取了10个，在字卡和纸夹上编号和把试样纸夹中的字卡撒下，然后把空纸夹拿到受试者所在的房间交给受试者小于，请她辩认空纸夹上的字迹，即字卡上的字在纸夹上的遗留信息。编号时，编号人只把号码写在纸夹和字卡的角上，而不许看到字卡上的内容，就是说要达到双盲的要求。撒下的字卡则由指定的专人存放在实验室中的某个地方。由于交给受试者的仅仅是一个空纸夹，所以我们允许受试者把试样带离现场，回家慢慢辨认，几天后她辨认了其中的5个试样，并交来了辨认结果。另外5个（04-08号）试样没有辨认，也未交回。小于住的地方离我们较远，在这几天中她也未来过实验室。
“第二次的试验是由孙储琳作的。小孙过去没有做过遗留信息实验，但她很有兴趣，愿意一试。刘易成把5个试样中的字卡背着她撒下后，把空纸夹交给她，她即开始辨认。当时刘的右手捏着5个字卡把手插在裤子口袋里。几分钟后，小孙说2号试样上看到有个‘于’字，在‘于’的上边还有东西，但看不清楚是什么。我们要她别着急，再仔细看看，又过了一会儿，她说是个‘宇’字，在她把字写出来后，刘把2号字卡从5个字卡中提了出来，核对结果正确。她很高兴，并诡秘地笑着说：‘我看了半天，其实是看到在于字的上边有一个点，我想可能是个宇字，那个秃宝盖是猜出来的’。之后她又认出4号试样上的诊字。……这些结果再次证明特异功能辨认遗留信息的现象确实存在。”
这样的实验重复了5次，每一次的辨认正确率达到50-60%左右。实验中，受试者有时看错看漏，但有时看到的内容叠加有相邻字卡的汉字笔划，这使结果显得尤其具有戏剧性和真实性。读者不禁觉得纸夹可能储存记忆字卡以及汉字的空间位置，而不仅仅只是一般人看不见的笔墨印迹。
“由于遗留信息实验交给受试者的仅仅是一个不含被辨认物的空纸夹，所以，至少对我们亲自参与实验的同志来说，已无法设想还有什么可质疑之处。与此同时，北京大学陈守良、黑龙江大学徐兰许和原北京师范学院林书煌等在他们过去的实验中也都得到相同的结果，所以可以说特异功能能够辨认遗留信息的现象，已得到多个主试集体的重复。因此，……至少可以说，这种特异功能绝非凭空虚构，而是应该认真研究的。”
确实如此。假使真有这种特异功能，就必须对时空的本质、意识的本质要有全新的认识。我们不能盲目怀疑整个事件是虚构的，因为作者很当一会事，而且希望籍此做成高层次的“特异功能”存在性检验；但我们同样很难认定作者主述就是事实，毕竟这只是一家实验主体的结果，缺乏独立的核实检验（作者所举他人的例子，试样与控制条件完全不同）。
实验中的最大疑点，主要是在制作与存放过程中试样有没有失控，至少第一批40个试样“放置了一个多月”，第4次实验的试样制作后放了“65小时”，谁能保证未曾有他人接触。即令如作者所言，临测试时才给纸夹与字卡编号，并把字卡撒下，如果此前就有人暗中作过记录，就失去其意义了。其次，从文中的照片来看，第1、2次所用字卡是钢笔写就的字（不是同一人），而第4、5次用的是打印的黑体字，是否可能有笔墨淡淡地洇在纸夹上呢？读者无法判断，如果那样，这就不是“特异功能”，而是“超常”的一般功能。所以，如果研究者希望引起科学界高度重视，应该把考查做得更为充分。笔者建议：第一步，由某位负责人采用激光打印机打印字卡制作试样（记住删除微机上的文件），将试样保存在可靠的私人处所，经一周后，取出数枚编号并撒下其中字卡。第二步，请某位治学严谨、态度中立的学者制作并保存试样。如果全都能成功，则洗清研究者自身的嫌疑，可以请怀疑者出面制作试样并核实检验，并提请科技界组成专家委员会予以科学审定。
河北师范大学生物系葛荣朝等人在8卷4期发表文章，“采用磷酸铅沉淀技术，对小麦、豌豆经人体特异功能处理快速发芽和自然发芽后的芽尖或萌动芽中的ATP酶进行了超微细胞化学定位。发现小麦经人体特异功能处理快速发芽后芽尖中的ATP酶活性显著高于自然生长芽尖中的酶活性；至于未吸胀的豌豆胚芽经处理后，其酶活性已经与自然发芽的萌动芽ATP酶活性相当。初步说明人体特异功能可以促使植物种子在快速发芽过程中细胞ATP酶活性极度提高，以提供植物种子快速细胞分裂、发芽所需要的巨大能量。”
这里描述的现象，是“特异功能人”使植物种子在几十分钟的时间里发芽甚至长出数公分长的根茎。这种事如果是真的，当然是“奇迹”。客观地说，擅长表演“仙人摘豆”的魔术师能够考证此类现象真伪，只可惜从未看到特异功能人向魔术师叫板。但是，文章的作者却已然接受了现象的真实性，因为实验的目的是“以期说明快速发芽的机理”，而且作者满意地看到经人体特异功能处理后，种子芽尖中的ATP酶活性有了显著提高。
我们不能怀疑研究者的实验技能，也不能否认观察的结果，显著的差异看来并不在于没有实施双盲控制或实验操作失误，但这并不表明我们接受作者的结论。先让我们仔细地看看实验方法：
供试材料为京冬8号小麦、2185豌豆当年收获的种子。
处理方法：取两种作物的种子各12粒放入一研钵中，加入少许茶水。经功能人孙储琳女士发功约45分钟，小麦共有3粒发芽，豌豆有2粒处于萌动状态（仍未吸胀，由孙储琳挑出）。取其幼芽尖或萌动态芽尖3- 4 mm冰浴纵切为厚度小于0.5 mm的厚片以备制样。对照为两类种子于23℃温箱中自然发芽、生长，达到要求后于9℃温箱中延缓其生长速度。其中豌豆的对照为浸光两天刚刚发芽的种子（已吸胀）；小麦是取与处理幼芽长度相当的为对照。各种对照也切成同样薄片备用。
问题正出在这里面。其一，作者未能告诉我们，凭什么相信3粒发芽的小麦与2粒萌动的豌豆属于原来的12粒，说得直白一点，如何保证没有调包？（至少应当是孙女士第一次接触，或者样品有特殊标记，不可能被假冒。）其二，研钵中有各12粒种子，受功条件相同，为什么只有3粒小麦发芽、2粒豌豆萌发？这是否算是疑点？其三，“对照的两种种子是在23℃温箱中自然发芽、生长，达到要求后于9℃温箱中延缓其生长速度。”这种条件的对照是否合理？如果让对照组的种子在35℃左右的温箱中发芽、生长，并且不在9℃温箱中延缓其生长速度，是否ATP酶的活性要高得多呢？假定变化的几粒种子是夹带作伪，那么其生长过程就不是对照组的模式，如何能凭ATP酶的活性差异反证这是特异功能的效果呢？
由于实验控制得不严密，对照组设置不够充分，这些实验观察对于质疑者来说也无法构成可以检验和认真对待的实验案例，而对于实验者来说也不能提供有力的影响因子与结果之间相关性的判断。因此，可惜这二十年来社会各界的人力投入，人体科学界的作者的这些结论基本上无法构成具有学术说服力、必须认真对待的案卷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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