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研究和科学组织必须相容

（广义应用数学续一）

科学研究与科研组织两者本系共生，后者为前者服务，前者依靠后者而生存而发展，两者相互依存，谁也不能单独存在。前者与研究对象打交道，后者则需要与人打交道，需要为研究准备条件。想想钱学森为何请辞院长，他与聂老总分工作的性质就清楚了。我在《力学，力学家与信息时代》一文所提出的力学与林在政协礼堂正式提出的广义应用数学的科研特征可谓完全一致，但在服务对象上有一小点差别，那就是林的“广义的应用数学则是以对自然科学..为主”— 实践上是只研究自然科学（我与他面谈时他明确说‘我们不搞应用’），而我的‘力学’却同时要搞那些国家急需而工程师有不会的生产课题，像当初的两弹一星（周光召说他为此所作的实是力学问题），只是在搞清楚如何做后就该交给工程师了,这也就是我说只做‘第一次’。其实林也说“中国是落后的国家，它只能够这样走。第一，当然实际的问题，得要先解决，要不然国际地位也没有了”。两弹一星的功臣多数是研究自然科学的学者，他们参与‘建国方面的事’是时代的需要。林认为“现在已经走过了科学建国的阶段，是科学兴国的时候了”，而对我直说“我们不搞生产”。好像两弹一星完成以后我们已不是一个‘落后的国家’了。林这一界分过于绝对，现实是总有一些关键技术问题我们的工程技术人员还不会（见《中国芯片之忧》）。记得2005年北方微电子集团老总找来,要求我们帮助解决国外对我国封锁的12寸晶圆生产的一项关键技术。这是一个与电磁场有关的问题，我们是‘外行’。老总亲自出马来找就是因为国内最高工程学府解决不了，经人指点‘你得找理科’而闯来的。老总说得很恳切，我们也只好答应‘试试’。于是从我60年前学过的《电动力学》教本翻起，找到此前计算不对的原因。回想当初不敢答应完全是怕承担‘未完成任务’的责任。其实按我自己对‘力学’的解释，不要说电磁，就是离我流体力学‘更远’的学科，如林致力的生物也属我们研究的范围。除了以上说的学科分类以外，从科研组织说必须解决经费问题。林说“学术型研究应当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申请经费”，现在反问要是申请不到，而设法从生产课题找钱来搞学术研究是否就不能算作广义应用数学呢？我退休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席陈佳洱认为我的工作有价值，要我通过学校写个报告给基金会由他来批经费，只奈这一基金会主席主动建议的申请因力学系主任的抵制而未成。林提出的经费渠道不通我就改为先从生产课题赚钱再来做研究，这与恩格斯靠经商赚钱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路数相同，走通了。据我从谢定裕先生口中得知周培源应用数学中心的全部活动经费来自教委给林的生活费（教委每年给林个人工资一百万元，林拿出一半用于数学中心），而我全家两个教授一年的工资+奖金不足十万，全部投入也不够，我要做科学研究经费就只能走恩格斯的路。其实贝尔实验室科的研经费还不是靠AT&T搞生产赚的钱？

从学术传承和发展的角度看，周培源与林家翘这对师生之间的关系可为学界“师生关系之表帅”。但两位科学伟人都有同一点遗憾– 不‘体谅’科学组织。记得林家翘在世时我曾要求在他‘周培源应用数学研究中心’之下容我设立一个小组，按我自己理解的‘力学’进行研究。林因我的研究的课题与生产有关而以‘我们不搞生产’回绝。林规定周培源应用数学研究中心只作纯科学学研究，常言道‘水至清则无鱼’，如今不论周培源的‘国家湍流重点实验室’或是林家翘的‘周培源应用数学研究中心’都面临周林西去空留其楼的局面。相反，我们可以观看钱令希教授创建的‘计算力学科研’集体。从科研组织角度看十分成功，即便钱老不在，留下大批院士可以继续发展‘计算力学’，尽管他们的研究的仅仅是林所说的‘实用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