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圈2号：2号告诉我们生态之可贵，又告诫我们人工创造一个系统之困难

自然之中，生物多样性如何影响生态系统的功能，特别是生物多样性变化如何影响其社会功能？如森林被砍伐之后，林中动物行为是否改变，如何改变，气温、水和传粉着会发生什么，甚至这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如何影响民族文化、人类心理与疾病传播，社会结构的变迁。这种介于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间的问题，是我最感兴趣，也是涉猎最广的学科分支。

在欧美，自然与社会综合系统方面的定性研究已经很多，国内还只局限了定性研究，多属于文科类范畴，处于十分落后的状态。不过国内生态学者也发表过一些十分重要的论文，如云南大学朱有勇证实了云南多种水稻混合种植对稻瘟病具有相当的抵抗能力，可减少农药使用；北京动物所对张志斌等分析了蝗虫种群动态、蝗灾与中国社会变迁间的一些联系；以及有学者认为瘴气对云南民族分布的选择，气候导致蒙古灭亡，干旱导致森林保护文化形成等等。

这种自然决定社会的例子给人新的视角。如梁启超认为，中国独特的地理结构与气候决定中国“朝代更迭循环”的政治格局，和江浙出人才的格局。乃或，中华民族无法跳出了生态恶化格局都把问题指了自然决定论。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道亦有道。

西方对自然社会系统的研究则深入许多，到了定量的阶段。如气候变化如何引发人类行为，生物多样性塑造人类语言多样性，物种减少如何影响疾病传播等等，甚至与网络虚拟世界联合分析真实自然与虚拟自然中人类社会结构的变化，让人拍案叫绝。《枪炮、病菌与钢铁》是本领域最伟大的作品，对人类社会的结构做了精彩的评论与深思。其中，我对生物多样性与人类社会结构的探究是最为感兴趣的，也希望花精力在此，能从这一个层次，挖掘出中国环境悖论（不知有没有这个称呼，暂且这样叫好了）中的科学机理。

西方社会的环境运动其实与环境健康息息相关。因为医疗是政府的责任，因此良好的环境可减少政府巨大的医疗开支，因此西方城市开始了浩大的环境工程与建设，改善了卫生、水和社区生态环境。中国历代社会似乎缺乏公共卫生和医疗保障的机制，政府、企业和公众都拥有基本生态环境知识、意识和态度，却难以付诸行动去改善和保护环境。对自然社会系统研究较少就很容易理解了。这样的话，也很难期盼各级政府会真正在生态环境保护上下大力气，花大功夫。生态文明建设不过是磨嘴皮子，摆花架子罢了。

 提及自然保护或生物多样性保护，公众并非真的重视那个花花草草或阿猫阿狗是否会真的灭亡，人们真正重视和关心的是生物多样性及其系统提供的生态功能，特别是保水功能。中国一半以上的保护区建立真实的初衷大概便是如此，少数民族立发展出竜山的动力也在于此（彝、苗、傣等以村寨为单位建立的宗教之所，可保水）。除保水之外，近些年在生态农业领域兴起的另一理论是：高生物多样性的林地或农田抗病性更强。

在解释生物多样性与疾病发病之间的关系中，提出了生物多样性减缓疾病范式（biodiversity-buffers-diseaseparadigm）和稀释效应（Dilution effect）的理论，传统上认为多样性高的林地或农业系统中，疾病的发生率会降低，无论是动物性还是植物性疾病，较高的生物多样性都具有抵抗性和优越性。基于该理论，各种“生态农业”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国大地如火如荼的展开来。各种炒作、面子工程和“战略性”的农林系统，在简单的理论和一两篇论文的指导之下便被各级政府纳入规划之中，大面积推广开来（包括云南农大推广的水稻种植）。殊不知这个理论还在激烈的争论之中，“混合农林业抗病”效果有好有坏，其时间尺度更没有得到科学的证实和实证。

在生物多样性减缓疾病范式（biodiversity-buffers-diseaseparadigm）中，最经典的案例是对莱姆病的系统性研究。最新一期的《环境健康展望》封面文章，以莱姆病为例，讨论了寄主多样性和感染疾病间的关系。文章分析了不同破碎化的森林中，动物多样性变化，蜱的动态和感染疾病间的复杂关系，并对现有的生物多样性减缓疾病范式提出了质疑，十分值得一读。（Environ Health Perspect 121:A120-A125(2013)）

莱姆病原与携带蜱的动物间动态关系是极为复杂的，现在依然处于争论之中

莱姆病是一种以硬蜱叮咬而传播的慢性病，因最早发现描述于美国康涅狄克州的莱姆镇(Lymetown)而得名。莱姆病属人兽共患的疾病，多发于有森林的地方，载体为猫狗、老鼠或牛马等动物被蜱叮咬之后，蜱所传播的Bb螺旋体（伯氏疏螺旋体，Bolreliaburgdorferi）引发病变。莱姆病早期症状为游走性红斑，中期为神经系统及心脏异常，后期则表现为关节炎，不同阶段的病人病理特征表现差异巨大。（妈呀，世间怎么会有这么奇特的病，折磨死病人呐）

据《中国莱姆病的研究与展望》一文介绍，中国莱姆病研究还比较粗放，但每年以万人的速度在增加。中国东北、西南山区等森林区，以及农村大多人兽住在一起，不知有多少人不明不白的死于此病。如我们所在的西双版纳热带雨林区向来以“三马”著称，蚂蚁、蚂蝗、马鹿虱子（即蜱）为丛林里最令人害怕的动物，其恐怖之处远超过蜈蚣、蝎子、蜘蛛、蛇、蟾蜍等五毒之名。假若版纳有莱姆病的话，根据莱姆病的病理特征的复杂性可以推测，我们周遭的很多人必定因误诊而死。多数人可能还以为得了关节炎呢。

每当患病之人到了关节炎病发的时候，不但容易误诊，而且已到晚期了。西方公共卫生对这个病研究相对要详尽，特别将公共卫生与生态学容在一起，发表了大量的论文，成为了了解生物多样性减缓疾病范式经典案例。

 森林、寄主动物（特别是老鼠）和Bb螺旋体传播者蜱之间的动态关系实际上比想象的要复杂的多。不是简单的认为，增加生物多样性或恢复森林便可以减低Bb螺旋体感染的几率。直觉上，森林减低减少了人被蜱叮咬的概率，似乎还减少了一些人兽共患的疾病。不过，科学数据上很难证明二者之间的直接关系。生态学家若想要利用生物多样性保护来保护人类健康，那么还需要大量的科学调查、统计和分析。

总之，在任何生态农业，生态XX或者友好型XX项目上，《环境健康展望》杂志认为，若不能厘清生物多样性在生态系统中的功能和价值, 以及相互作用间的物理机制, 任何基于对生物多样性丧失对社会的影响的预测和政策性决策都将以失败而告终（英文原文见注释）。若将这段殷殷告诫的话翻译成劲爆的云南方言，那就是：“生态学家，少JB胡扯嘎”。特别是那些凭借简单的几个论据，便拿着大把的钞票到处推广“成果”，折腾老百姓的生态学家，不仅要扪心自问自己的良心何在，更要担心被某些人利用，最终成了圈地者的替罪羔羊。

注释（英文原文）：Ithas been written that without understanding the fundamental processesunderlying the role of biodiversity in ecosystem functions and services,“attempts to forecast the societal consequences of biodiversity loss, and tomeet policy objectives, are likely to fail.

But if ecologists are going to suggestusing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to protect human health, we should at a minimumbe sure that it won’t make the problem worse. The intense controversy showswe’re not sure of that—even for Lyme.” （Environ Health Perspect 121:A120-A125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