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谈家桢的遗传学人生

——写在谈家桢先生逝世15周年的日子 

冯永康

（生命科学史研究者）

谈家桢（1909—2008）

在长达100年的科学与教育生涯中，谈家桢用毕生的精力，为中国遗传学铺就了一条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创业、曲折和兴盛之路。

（一）

早在1930年，谈家桢从东吴大学生物学系获得理学士学位后，经系主任胡经甫（1896—1972）的推荐，进入燕京大学师从李汝祺（1895年—1991）攻读硕士学位的时候，就开始了异色瓢虫鞘翅色斑遗传与变异的系统实验研究。

谈家桢与导师李汝褀、师母江先群

1934年，谈家桢的“异色瓢虫鞘翅色斑的遗传”之研究论文，由李汝祺寄给摩尔根(T.H.Morgan，1866—1945)，摩尔根随即转给杜布赞斯基(Th.Dobzhansky，1900—1975，1927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师从摩尔根。翌年，随摩尔根迁移到加州理工学院)。因为杜布赞斯基在苏联时就专门研究过异色飘虫，谈家桢的论文受到了杜布赞斯基的高度赞扬。在杜布赞斯基的推荐下，摩尔根邀请谈家桢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谈家桢由此成为杜布赞斯基门下的第一个博士生。

谈家桢与导师摩尔根（左）和杜布赞斯基（右）

谈家桢在导师杜布赞斯基的亲自指导下，先后通过对果蝇两个近缘种染色体结构的差别及演变规律、果蝇常染色体遗传的细胞图等的开创性研究，于1936年获得博士学位。

谈家桢的“果蝇常染色体遗传的细胞图”之博士论文

谈家桢有关果蝇的遗传学研究工作，被杜布赞斯基引入被称为“20世纪的物种起源”、现代综合进化理论的代表作《遗传学与物种起源》一书中。

Th.Dobzhansky著，谈家桢等译,遗传学与物种起源

1937年，谈家桢留美回国后，应竺可桢之邀在浙江大学开设遗传学和细胞学课程，并开始招收第一届研究生。

在浙江大学西迁的艰难岁月里，在湄潭的破陋唐家祠堂中，在微弱煤油灯光照着的显微镜下，谈家桢通过对亚洲异色瓢虫的深入研究，完成了他人生中最有价值的遗传学研究成果——“嵌镶显性”遗传现象的发现。这一原创性的研究成果，至今仍被列为遗传学教科书的经典内容。

谈家桢的亚洲异色瓢虫“嵌镶显性”遗传的研究论文（1944）

1948年3月，国立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的第二届第五次年会第四次大会作出决议：推定李先闻（1902—1976，国立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和谈家桢二人为中国遗传学界的代表，前往瑞典参加第八次国际遗传学大会。当时，李先闻因没有筹集够路费而未能成行。谈家桢在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后，以中国遗传学界唯一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在国际科学史上被视作重要分水岭的国际遗传学大会。他在会上作了题为“异色瓢虫H.axyridis色斑的季节性变异”的学术报告，并被当选为国际遗传学联合会常务理事。

（二）

自20世纪30年代起，谈家桢始终秉持着发展中国遗传学事业的坚定信念，克服重重困难，为遗传学教育与研究人才的培养，呕心沥血，勤于耕耘，奉献了他的整个人生。

20世纪50年代，谈家桢勇敢而睿智地顶住李森科主义的反科学逆流，为捍卫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坚持真理，毫不动摇。

1956年8月，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学术界贯彻实行“百家争鸣”方针的正式标志和第一个试点样板的遗传学座谈会，经过短暂的筹备之后，由中国科学院和高等教育部共同主持，在青岛市栖霞路的中国科学院招待所召开。

谈家桢在青岛遗传学座谈会上先后作了8次重要的发言。他在发言中不仅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理论，也重点谈到基因理论在最新发展中所取得的主要成就。他着重谈到了“作为研究揭示有机体遗传和变异规律的自然科学的遗传学，其客观存在的真理只有一个。过去把遗传学分为米丘林遗传学和摩尔根遗传学似乎不很妥当。决不应该依靠任何外力来取舍一个理论”。

1956年青岛遗传学座谈会与会者留影

（前排左起：10李汝祺，11谈家桢）

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召开之后，毛泽东曾经4次接见了谈家桢，鼓励他“要大胆地把中国的遗传学搞上去!”。毛泽东的亲切接见、多次关心与积极鼓励，使谈家桢深切地感受到来自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国遗传学的满怀期望与大力支持，增添了他“把中国遗传学搞上去”的信心、勇气和力量。

正是毛泽东的出面表态和公开支持，谈家桢率先在复旦大学开设起了全国高等学校中的第一个遗传学专业，并恢复招收遗传学专业的研究生和进修生；创建了国内高校的第一个遗传学研究所；带领他的弟子开展了以猕猴为材料的辐射遗传学实验研究。

1961—1962年，谈家桢先后到兰州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和沈阳农学院等地，进行了系统的“基因与遗传”的遗传学知识巡回演讲和师资培训。在此基础上，他将讲稿进行整理，出版了《基因和遗传》一书。

谈家桢的《基因与遗传》之讲稿（1962）和《基因和遗传》一书（1980）

与此同时，谈家桢积极撰文参与全国范围内的遗传学问题大讨论，并主持编辑出版了《遗传学问题讨论集》第一、二、三册。

谈家桢主持编辑的《遗传学问题讨论集》（1963）

谈家桢这一时期在全国各地的系列讲学、遗传学研究活动，以及带头参与的遗传学问题大讨论，不仅使当时科学界更多的学人关注遗传学问题的讨论，了解遗传学研究的一些新进展。同时，对于匡正遗传学在中国的发展方向；对于当时高等学校中，不少生物学教师和研究人员学术思想的转变；对于遗传学人才的培养和储备，都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艰辛劳作，谈家桢和他的几代弟子，盛祖嘉、刘祖洞、徐道觉、施履吉、项维、朱孝颖、周光裕、高沛之、赵寿元、庚镇城、薛京伦、施立明、曾溢滔、傅继樑、金力、卢大儒等数百名遗传学博士、上千名遗传学硕士，以及更多的本科生，构建成了国内实力最强的遗传学家学术谱系，使复旦大学成为中国遗传学教学和研究人才培养的摇篮。

（三）

当科学的春天到来的时候，以谈家桢为代表的中国遗传学家，清楚地认识到自己肩负的重任，摈弃极“左”思想的束缚，抛开学术争论上的积怨，集合并组建遗传学的教学和研究队伍，在自己有限的人生中，为中国遗传学的重新崛起与走向世界，开始了新时期的奋力拼搏。

1978年中国遗传学会成立后，解决当时全国各类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所面临的遗传学人才缺乏、遗传学师资严重不足等重要问题，成为重建和发展中国遗传学至关重要的第一步。

谈家桢当选为中国遗传学会第2届理事会理事长（1983）

此时的谈家桢，虽已年届古稀，但仍壮心不已。为了实现“把中国的遗传学搞上去”的宏愿，他不辞辛劳、远涉重洋，足迹遍布美、英、德、法、日等国的著名大学和科研机构。

1979年，谈家桢邀请了美国分子遗传学家邦纳（J.Bonner）等来到中国，在复旦大学举办第一次的“分子遗传学讨论班”。 这次讨论班，不仅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分子遗传学的研究与发展，也标志着中国遗传学家开始走向世界。

第一次“分子遗传学讨论班”全体学员合影（1979）

这之后，老当益壮的谈家桢，以博大的胸怀和务实的精神，由复旦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牵头，携手学界同人，行走在各省市的高校和科研部门，继续以多种形式在全国进行遗传学教师的培训和学术研讨。

复旦大学遗传学实验班与分子生物学讲习班（1980-1981）

1982年，在辽宁省遗传学会和辽宁大学承办的大型遗传学讲学和实验班开班时，谈家桢对遗传学的师资培训，在规模、方式、教学体系、实验课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

1985年，在广州召开的“中国遗传学会遗传学进展报告暨遗传学教学讨论会”上，谈家桢再一次语重心长地勉励广大的遗传学工作者，在我国遗传学教育和研究工作中，要加强生物学基础知识，要提高科学史的素养，要认识到我们肩负责任的重大。

在广泛开展与国外学界的合作研究和人才引进中，谈家桢不仅推荐了众多年富力强的教师和科研人员到欧美日等国学习和进修，还亲自跨洋召唤许田、金力等得意弟子毅然回国效力。

从1985年开始，谈家桢等主编的反映遗传学最新研究成果的《现代遗传学丛书》共20余种，由科学出版社陆续出版发行。

所有这一切，都源于谈家桢高瞻远瞩的智慧引领，从而极大地推动了我国遗传学教育和实验研究的大踏步前行。

1980年，中国遗传学会加入国际遗传学联合会。从1983年起，以谈家桢为代表的中国遗传学家组成的代表团，先后参加了第15、16、17届国际遗传学大会。

在第17届国际遗传学大会上，谈家桢运用他的学术威望与巧妙应对，在海峡两岸遗传学家的共同努力下，争取到了第18届国际遗传学大会在中国的承办权。中国遗传学界迎来了100年发展史上倍感振奋的大喜事。

1998年8月10日，举世瞩目的第18届国际遗传学大会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隆重开幕。谈家桢在开幕式上作了“遗传学——为民造福”的主题报告。

第18届国际遗传学大会开幕式（1998）

（左起： Griffith、赵寿元、谈家桢、Smith、陈受宜）

乘着第18届国际遗传学大会在北京召开的春风，谈家桢的几代学生和海内外的学界朋友，自费为他举办了一个别开生面的“恭祝谈家桢教授90华诞”的寿宴。

1998年8月12日19:00-21:00，在北京五洲大酒店二楼会议厅，150余位中外学者出席了寿宴。费孝通、钱伟长、韦钰、朱丽兰、路甬祥、徐道觉、孔宪铎等学者先后致词祝贺谈先生的90大寿。出席寿宴的一些国外遗传学家在祝词讲道，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就是首先在国外遗传学期刊上见到署名“C.C.Tan”的论文。

在祝寿会上，谈家桢向前来的学界各位朋友表示由衷地感谢，并在答谢词中谈到了他的遗传学人生之体会：“我的一生分为三个阶段，前40年为艰辛创业阶段；后40年为铺路搭桥阶段；80岁以后为废物利用阶段。”

第18届国际遗传学大会在北京的成功召开，扩大了中国遗传学对世界的影响，拓宽了我国遗传学工作者与国际同行之间交流沟通的渠道。

（四）

当历史的脚步迈入21世纪的时候，已是鲐背之年老人的谈家桢，仍念念不忘初心，关注着中国遗传学的发展。

2002年，谈家桢和他的学术秘书赵功民合作，组织了近 100 位院士、研究员、教授和学者共同参与撰写的《中国遗传学史》，由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这是我国第一本全面总结中国遗传学经历100 年沧桑的科学史专著。该书以中国遗传学的崛起和发展为线索，阐明中国遗传学发展的崎岖道路、中国遗传学家的贡献和发展中国遗传学的必由之路。

谈家桢、赵功民主编的《中国遗传学史》（2002）

谈家桢对中国遗传学的发展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2006年，DNA分子双螺旋结构模型的建立者沃森（J. D. Watson，1928—  ）来华作学术访问期间。曾专程到上海华东医院看望谈家桢。

沃森在上海华东医院看望谈家桢（2006）

1980年，谈家桢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5年，谈家桢当选为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和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99年，国际天文学机构正式批准将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发现的一颗编号为3542的小行星，命名为“谈家桢星”，使他的功绩名垂青史，他的精神与天地共存。

谈家桢星（1999）

谈家桢的一生，与遗传学接下了不解之缘。他所经历的人生道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遗传学在中国的发展。《谈家桢论文集》《谈家桢文选》《谈家桢与遗传学》，出自谈家桢的弟子赵功民之手笔，正是全面反映谈家桢科学、教育思想和哲学观的三部曲。

全面反映谈家桢科学、教育思想和哲学观的三部曲 （1987—1996）

今天，我们纪念谈家桢，就是要学习他的高尚品格。心系中国遗传学，百折千难不回头。“教而不包”育人才，铺路搭桥立潮头。

笔者在座谈会上的简短发言（2019）

今天，我们追忆谈家桢，就是要弘扬他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中国遗传学会部分会员瞻仰谈家桢先生（2019）

（右起：1安锡培、2卢大儒、3薛勇彪、4杨焕明、5杨维才、6冯永康、7吴昊泉、8杨爽）

今天，我们缅怀谈家桢，就是要秉承他的宏伟遗愿：中国遗传学家要不断紧随国际遗传学发展的主流，认真学习与研究20世纪以来的科学发展史，紧紧把握住科学发展的脉搏，遵循科学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为中国遗传学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励志前行！

（致谢：本文撰写过程中，曾经得到赵功民先生的悉心指导和禺宽平博士的指正，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2023年11月16日 修稿于四川绵阳寒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