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是制造能力的提升与生态环境的平衡，人造物的发展，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主要标志。人类最早使用的元素是碳（carbon），取材自树木。人们为了节约木材，会把燃了一半的木材熄灭，从而部分形成木炭（charcoal）。早期的文明除了语言、文字外，还离不开船、犁、轮子的发明，而这又离不开金属的冶炼和制造。铜这种硬度较高的金属，以及硬度更高的铜合金，开启了人类第一个文明世代。

古人在用火时，会发现矿石在炭火中有金属产生。于是人类逐渐掌握了铜矿石与木炭冶炼成铜的技术。在公元前4700年左右，我国姜寨文化遗址中发现含铅锌黄铜，经过不断尝试，古人发现，含锡的青铜硬度大为提高，可作为武器及高档的器皿。于是人们又开采锡矿，专门用于青铜的生产，使世界进入了青铜时代（Bronze Age）。

在中国古代，人们通过在挖掘的坑中生火或堆放岩石来建造最原始的熔炉。后来，这种炉逐渐演变为坑式炉（原始竖炉）和坩埚炉，然后增加吹风装置——进一步增加炉子的尺寸和温度。商代的坑炉直径为1米，温度为1200°C。所以可以非常高效地熔炼、浇铸大型青铜器。中国考古发现多个古代铜开采遗址，特别是长江中下游一带。1988年发现的江西省铜岭铜矿遗址，发现有采坑、矿井、平巷、选矿槽、炼炉、工棚，以及大量竹、木、石、铜质的工具和用具。采矿区、冶炼区、生活区面积共约3.5平方千米，开采的最早年代为商代中期，历经西周、春秋以至战国早期。居当时世界领先水平。中国的青铜文明，以容器（礼器）为主，形成了钟鸣鼎食的礼乐文明。并且云南等地的锡矿，也很早就被开采。铜和锡经由湖北随州，运向北方，被称为“金道锡行”。

有了大量的青铜，商部落成为中原文明的霸主。从商代到春秋时期，当时中国每年产铜约100-500吨。远高于同期西方的几十吨/年。如此多的青铜，才有了钟鸣鼎食的礼乐体制，有了宽仁进取的民族文化。战国时期，长江中游、皖南为核心铜产区，楚国掌控鄂东南大冶铜绿山、南陵大工山等大型矿冶遗址。铜绿山延续商周开采，战国进入生产高峰，采用竖井、平巷联合地下开采，井巷设置木支护，配套鼓风竖炉，炉渣含铜量低至 0.7%，粗铜纯度可达93%；依据炼渣总量估算，该遗址累计产铜 8–12 万吨，矿井巷道总长逾 8000 米。安徽省的大工山矿区当时同样由楚国管控，出产“陵阳之金”，供应兵器、礼器铸造。战国铜矿多由诸侯国官府直接控制，铜属于战略物资。

中国青铜器更倾向使用整体铸造法，很早就使用粘土模具的铸造，容器多由复合范铸成，且花大量时间制作精美的模具。锻造的青铜器非常少。而西方的青铜容器，则多采用片铸法，再将铜片通过锻造拼接起来。这与西方铜少，熔炉温度低，材料杂质多，合金的硬度不高有关。以色列地区发现有所罗门时代的铜矿，所以成就了犹太人的盛世。但因锡的紧缺，只能从不列颠岛运来，所以青铜的量少，主要以武器为主。并且，欧洲相当多铜器皿是锻打制成的，在青铜器的纹饰方面，西方倾向于采用人像，有很强的写实性。而中国极少有人像，多为抽象的花纹，有一定神秘性。

到春秋时期，开始采用片模铸造（Piece-mold casting）精细的青铜部件，也有研究称中国也出现了失蜡法铸造（Lost-wax casting），但历史记载缺失。秦弩由韧性强的桑木，配以青铜弩机制成。另外，弩箭的青铜镞头一般是三棱锥体，增强刺穿力度。依靠骑兵、弩，和举国皆兵的战争体制，秦国结束了战国时代，于公元前221年建立了世界第一个大统一的君主专制王朝。

汉代继承南方铜产地，汉武帝任用桑弘羊等主持财政改革，推行盐铁官营，铜矿纳入国家管控，在产铜地设置铜官，组织刑徒、卒徒开采冶炼。除铜绿山持续开采外，西南蜀地严道铜矿为西汉重要产地，用于铸币。《汉书・贡禹传》记载，全国采铜铸钱常年动用十万以上人力。汉代采矿延续井巷开采，铁器工具普及提升采掘效率，铜的首要用途是铸造五铢钱，同时供给礼器、车马器与军工。估算汉代全国年铜产量约500-800吨量级。

与地中海古矿相比，战国至汉代形成一体化采、选、冶产业链，官府对铜资源实施国家垄断，铜直接服务于军备、货币体系与国家财政。东汉以后，部分旧矿枯竭，采冶重心逐步向西南转移，推动了云南贵州等地的采矿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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