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之际，中国就开始尝试湿法炼铜。炼丹师们发现，铁能够从铜的盐溶液中置换出铜。公元前2世纪的《淮南万毕术》中就有记载：“曾青得铁则化为铜”，而“曾青”指的就是可溶性铜盐，即铜盐遇到铁时，就有铜生成。特别是南朝陶弘景，作了详细描述。但直到北宋时期，这一技术才真正实现工业化生产。唐代铜少，贸易中介以丝帛为主。到宋代，朝廷大力发展商业，以增加商业税收入，采矿业也得到了发展。

南宋《大冶赋》有句“地产物宜，旅充庭实，而万宝毕萃，莫东南之与匹。”揭示中国经济中心的南移在宋代完成。其中还用晦涩的文言文记述“硫化矿—冰铜—铜”工艺。赋中“乌胶缀，金星烁，蔌花淡，丹砂渥。鼠结聚团，鸡燋散泊。”所载“乌胶”、“金星”、“蔌花”、“丹砂”、“鼠结”、“鸡燋”等，可能指黑铜矿（CuO）、黄铜矿（CuFeS2）、硫化汞（HgS）、辉铜矿（Cu2S）、孔雀石（Cu₂CO₃(OH)₂）等不同矿物。

从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起，广东韶州（现韶关市）岑水铜场开始铸币，年铸币45万—100万贯。1049年，韶州置监铸钱，后赐名“永通监”。永通监因管理较为得法，铸钱量在北宋中后期一直稳居全国第一。宋朝工部尚书余靖（1000—1064，韶关曲江人）对岑水铜场的规模有记载：“四方之内，弃农持兵器慕利而至者不下十万人。”

北宋熙宁年间（1069年-1085年），王安石（1021-1086）进行变法。在1069-1072年间，密集推出《均输法》、《农田水利法》、《青苗法》、《保甲法》、《市易法》、《保马法》、《方田均税法》等。为鼓励采矿施行“二八抽分制”，“十分为率，官收二分，其八分许坑户自便货卖。”即在承买制矿场中，政府无偿抽税20%外，其余80%的产品归承包者所有，允许自由买卖。

然而，苏轼（1037-1101）、苏辙（1039-1112）兄弟，均反对王安石变法。苏辙认为官府向民间放贷盈利的行为，极易滋生腐败。而王安石在皇帝支持下，打压反对声音。于是苏轼在1071年就离开京城，到地方任职。1074年大旱，朝中保守派趁机攻击王安石“免行钱”（免役法）新法，因为免行钱原本允许民众以钱抵役，结果政府变成了强行摊派，而且后期即便缴了钱，也一样不能免役。很多新法，推行时操之过急，根本无暇在执行过程中发现弊端，进行改进、巩固，就又推出另外的新法。又因为没有监督，官府执行时自然全部走样，加重了民间负担。

不过，新法的确增加了财政收入，特别是商业、采矿业发展明显。1077 - 1079年，苏轼在徐州任职，《东坡奏议》卷2即载其时徐州利国监“凡三十六冶，冶户皆大家，每冶有百余人”。说明采矿业的兴旺。此时，矿冶业最为繁荣，铜、铅、锡在此期间都达到最高税额，分别为1460万斤、919万斤和232万斤。因这些数据中纳入官方的，加上不在统计内的，有估计，北宋顶峰年产铜达1.4万吨。1078年，韶关铜总产量为1280万斤，独占全国总课额的88%。排名第二的潭州永兴铜场，当年产量不过107万斤。不久后，这两处都应用了胆铜法。

1079年，乌台诗案发，苏轼被“文字狱”式关押审讯。再次罢相的王安石在金陵为苏轼说情（“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苏轼逃脱了死罪，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在此期间，他写下《赤壁怀古》等名篇，因薪俸低微，他的上司给了他五十亩地耕种，以养活全家二十余人。苏轼以在东坡耕种，自号“东坡居士”。1083年，苏轼经水路，送长子苏迈赴饶州担任德兴县尉，途经湖州，二人月下游览石钟山，进行实地考察，写下名篇《石钟山记》辨明石钟山命名的由来。此后，苏迈至德兴上任，经历了德兴GDP快速上升期。

当时，江西德兴是湿法炼铜首创地，现今也为中国最大的铜矿产地。宋朝饶州德兴人张潜“博通方技，得变铁为铜之法”，他看到古书中胆矾水可化铜的记载，就在各地作地理考察，发现有大茅山溪底、河床的蓝绿色彩，实验为胆矾水（硫酸铜）。于是开发了湿法炼铜技术。首先在山泉旁筑堤拦积河水，开出沟槽（用作化学反应器）把生铁制成片状（增加接触面积），散置于盛有胆水的沟槽之中数日，铁片表面就生成铜末，刮取再入炉炼出铜锭。这种湿法冶铜，利用铜矿附近特有的地质条件，原料简便易取，无须开挖矿井，成本低廉。

张潜总结信州、饶州一带生产工艺，撰写成专著《浸铜要略》，让其子献给北宋政府。政府于是下发各地铜矿场普及，并对张氏家族成员进行封赏。于是宋代，"产铜之地,莫盛于东南"，东南"铜课最盛之处，曰韶州岑水场（1456年废弃），曰潭州永兴场，曰信州铅山场，号三大铜场"之说。据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大观年间（1107—1110）岁收铜660万斤，内有胆铜百万余斤，可知北宋时胆铜产量约占铜总产量的15—20％。南宋的铜主要来自江南地区，胆铜所占比重更达到85％左右。此时，距1078年的顶峰产量，已经减少了一半多。并且大量的铜，通过丝绸之路上的海外贸易流出到日本、西方，威尼斯圣马可铜狮据研究可能采用了中国的铜。

1084年，苏轼途经金陵，与王安石会面，两人一笑泯恩仇。一年后，新帝即位，太后听政，司马光为相。苏东坡进入中枢。不过，苏轼也抨击保守派的腐败，因受排挤多在外任职。1094年，他被贬岭南，路过韶关，见到岑水铜场冶炼繁荣盛况，写下了《月华寺》：“天公胡为不自怜，结土融石为铜山。……高岩夜吐金碧气，晓得异石青斓斑。坑流窟发钱涌地，暮施百镒朝千锾。”

宋代冷兵器以铁为主、以铜为辅；铜主要集中于火炮（早期火器）、弩机构件等，最大宗消耗是青铜铳、炮。铜质火筒、铜炮壳，以及类似“希腊火”的火焰喷射武器：猛火油柜。但铜价高，多数震天雷等爆炸类武器以生铁铸造。弩机、机括构件，如神臂弩等大型强弩的扳机、牙、望山整套机括，都大量使用青铜。弩反复扣击，要求耐磨抗冲击，在力学性能上，青铜优于熟铁。

宋代铜优先供给铸钱。铜钱是国家财政根本，矿冶实行官府榷矿，铜料分配上，铸币第一，兵器、军械只能使用剩余铜料。军器制造经常面临铜料短缺，所以官府军器所经常搜缴民间铜器回炉用于军械；南宋后期甚至出现为造火器，挪用部分铸钱铜料。

北宋1078年，铸铜钱高达506万贯，平常年份也有200万贯，比唐朝高出10余倍。北宋时期规定，铸钱中铜含量必须达到60%-68%，铅含量控制在20%-29%。南宋时铜钱含铜量进一步降低。南宋初期财政收入只有2000万贯左右，因为发展商业，很快增加到了6000万贯，与王安石变法时持平，其中80%是商业税赋。也有研究材料认为，就全部税赋而言，包括地方的，以及粮、绢等实物收入，两宋年财政收入均在1亿贯左右。宋代970年出现了“便钱务”，即中央官府的钱币兑换所，存钱后给出凭据，可到外地兑换，收取2%的手续费。而在地方大宗存钱，到京城兑换的话，商人还可获得补贴。另外还有赊卖、邸店、质库等朝廷财政转移的金融工具。

在当时东亚，北宋铜钱是通币。除了辽、金、西夏外，朝鲜、日本也把北宋铜钱作为流通货币。当时对日本开展贸易的主要是宁波（明州），主要商品是瓷器、丝绸、铜钱等。中国借鉴了阿拉伯三角帆船制作的“福船”载货可达600吨。当时出口日本的大宗商品还有香料、药材、陶瓷器、宋版书籍、铜钱等。日本寺庙对香料有很大需求。而宋朝的铜币一度成为日本的通币。

有了大量的铜，宋朝才能在武力不昌的情况下，把铜币推到古代世界的巅峰，积极开拓海上丝绸之路，建立与中东、欧洲的航线，发展出繁荣的商业文明。而且推广指南针，开启了海上丝绸之路；推广印刷术，开启了西方文艺复兴；应用黑火药，开启了热武器时代。

不过，宋朝最终选择了交子这种不用成本的敛财工具。1023年，宋朝设立四川益州交子务，当时还很谨慎，2年一界发行，界满收回后换发新交子。每界最高发行额为1256340贯，准备金为铁钱36万贯，且仅限四川一地流通。不过，1041年，宋仁宗为支付西夏战争军费，在陕西无准备金发行60万贯交子。1069年，王安石设立河东潞州交子务。然而，潞州交子务只发行了一界100多万贯，就在1070年被撤销。原因是司马光等人反对扩张纸币。但1072年，交子开始两界并行，即发行量多了一倍，达251万贯。在四川、陕西流通（主要是应对西夏的军事压力）。此时交子每贯兑换铜钱跌至700文左右。

1094年，交子发行量达388万贯，两界并行，总量为777万贯。1102年蔡京主政，次年即发行交子1531万贯，两界并行达到3062万贯。交子成了蔡京为宋徽宗横征暴敛的巧妙工具，但交子价值暴跌，一贯交子仅值十几文钱。于是蔡京干脆废除交子，改为钱引，另发行茶引、盐引等有价证券（商家提货凭证）。但不久民间存量钱引即达5000万贯左右。没有本位制约束的纸币，必定让财政崩溃。

而且，宋代铜钱的外流达到惊人的程度。1975年韩国打捞出元代新安沉船（1332年），商船目的地是日本福冈，其满载了22040件精美瓷器、470箱铜钱（计28吨），另有金属器具、石材、墨书木简、紫檀木、香料等。再加上宋代的进贡贸易这种虚胖的外交，导致铜钱大量外流。《文献通考》记载熙宁十年（1077年），宋朝一次就赏赐给注辇国王八万一千八百缗铜钱。

除了惊人的铜钱外流，民间也有大量的私人熔铸铜钱现象，导致市场上“钱荒”出现，金融动荡。而以金、银为主要货币的西方，特别是西欧，各个国家、地区的金融自成系统，互有竞争，整体金融波动要小得多，更容易建成社会信用体系，从而支撑其商品经济的稳定发展。

本文部分选自：

《元素的文明征程》（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26年，ISBN：9787542885951 ）有改动。

支持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