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约瑟与钱学森问题探讨

一个总结：文化和体制双重因素。

问题之一：为何中国古代科技大量创造发明 – 不只是技术，也有理论，当然，不同于近现代科学和技术的范式。

即使，近现代，热力学与热学、电磁学与磁学，也是不同的范式。至于技术，自伽利略-牛顿经典物理学，到现代高能物理学等，实验技术和仪器发明都至关重要，工程技术，莱特飞机与波音的差距，不小于莱特飞机与风筝的差距，等。

因此，无可否定，在人类历史和科技发展的这个阶段，中国，无疑领先世界，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没有错。

既然，科学和技术范式，这阶段的发明创造领先世界，那么，也就不存在对这时期的文化和体制的探讨。

问题之二：为何近现代科学诞生在欧洲，不是在中国，而且，这是在文艺复兴之后的17世纪，中国为何没有再出现科学和技术上的那种创造力 – 这才是确实一个难题，也包含了2个部分：

1）近现代科学为何诞生在文艺复兴之后17世纪的欧洲？

欧洲13世纪已建立大学和开启文艺复兴，16世纪地理发现和开启宗教改革。

尽管，罗吉尔·培根早已论述化学实验方法等；但是，达芬奇时代，仍然处于工程和技术阶段，直到弗兰克林·培根论述实验方法和伽利略发明实验仪器，才奠基近现代实验科学范式。

同样，一个问题：为何没有诞生在希腊文化的拜占庭？

这里，存在大量的历史需要深入考证。

比如，来往于中国与欧洲的传教士，以及东西方贸易等。

再如，开普勒的小孔成像实验和光线的距离平方反比定律，是否影响过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公式？而又影响了库仑的电学平方反比定律，等。

至少，可以说，欧洲科学的发展，一定是研究和吸收了中国古代科技的成就，绝不是闭门造车。

2）为何中国再没有出现古代科技的那种创造力了呢？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也是钱学森提的问题所在。

我的思考，是否任何一个范式、风格、模式和体制等存在结构框架的容量问题，也就是说在一种科技范式，能够创造发明内容有一个局限，甚至，如同生命，还会有一个衰老时期。

那么，就是没有转型到新的范式 - 科学方法和管理体制上来，这就回到了为何没有在中国诞生新的科学范式和为何没有转型的问题了。

-（走向精神独立 – 创新型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