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实强的《如歌的行板——回顾平生八十年》（第213页）有这样一段记载：

1958年4月10日早上9点，胡适到台湾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院长的）就职典礼在新落成的史语所考古馆举行，若干政要与学术界的领导人物都来参加，蒋中正“总统”与陈诚“副总统”亦均亲临。在“蒋总统”的致词中有一段说：“我对胡先生，不但佩服他的学问，他的道德品格我尤其佩服。不过只有一件事，我在这里愿意向胡先生一提，那就是关于提倡打倒孔家店。当我年轻之时，也曾十分相信，不过随着年纪增长，阅历增多，才知道孔家店不应该被打倒，因为里面确有不少很有价值的东西。”胡先生致答词的时候则表示：“承‘总统’对我如此的称赞，我实在不敢当，在这里仍必须谢谢‘总统’。不过对于打倒孔家店一事，恐怕‘总统’是误会了我的意思。我所谓的打倒，是打倒孔家店的权威性、神秘性，世界任何的思想学说，凡是不允许人家怀疑的、批评的，我都要打倒。”“总统”听到胡院长这一段话，立即怫然变色，站起身来便要走，坐在他旁边的陈诚，赶快拉他坐下，这样“总统”方在典礼结束时告辞离开。

郑小康在他的博文《打倒孔家店》（http：//blog.sciencenet.cn/blog-882964-988753.html）中这样评论：“胡适先生讲的道理，在今天来看应该属于常识，遗憾的是这条常识似乎并没有走进每个中国人、中国学者的内心。讲不出什么像样的道理，就认为传统‘一文不值’或‘包治百病’的极端群体仍然不在少数。”一位名叫proedus的博友留言：“大概信孔子与用孔子来治别人，是两回事吧？”说的颇有深度。总之，他们的感慨源于中国社会的文化背景，启蒙的事情仍然还很艰辛。

不过，我进一步想到的是，与胡适相同地位的学者郭沫若先生。二位学问自然不必多说，“道德品格”却似乎存在很大差异。值得思考的是，什么原因造成他们之间的人格差异？假若胡适先生当年留在大陆，他还能够获得学问和人格的双丰收吗？郭沫若先生如果到台湾，会是什么模样？都什么样的文化传统才能成就胡先生的“学问”和？

话题回到“打倒孔家店”，胡适先生回答蒋介石的言论似乎表明，他不是个彻底的革命者。诚如郑小康所言，对于中国文化，“‘一文不值’或‘包治百病’的极端群体仍然不在少数”，正确的态度可能如胡适所言，“是打倒孔家店的权威性、神秘性”，“凡是不允许人家怀疑的、批评的，我都要打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