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有同学发来已故名老中医裘沛然先生的文章“瘦因吟过万山归——半个世纪从事医学的教训”，我赞成他的立意，研修中医应该求精、求广、求化，但并非做到这些就可以无往而不胜。更不是“凡是疗效不好者都是学艺不精，凡是疗效好者都是辨证精准”。

进一步研读裘老的文章后，突然发现他的心得里所依据的几个病例正好在我这个传染病医生学识之内（当然，也在一个普通学习过《传染病学》的医学生的学识之内），于是回话老同学：“刚才看了裘老的心得，觉得他的总结可能有误。肠伤寒、感冒、赤白痢等都是自限性疾病，所谓‘运气好的治病尾，运气不好的治病头’而已。”

我多次说过“黄疸”的治疗体会：在黄疸上升期，无论采用什么中西医疗法都疗效不好（包括人工肝血浆置换，虽立竿见影但没两天又回到原位），但到了黄疸下降期，无论什么疗法都疗效很好。因此可以说，对于很多疾病，我们仍然缺乏强有力的干预手段以扭转疾病的自然病程。所以，尽管黄疸的治疗学说五花八门，且常常有临床大师自称其治疗效果如何如何，但仍然无法改变这种现状。最近的一个患者朋友，胆红素上升到700微摩尔以上，虽然是典型的肝内胆汁淤积，但应用激素治疗效果欠佳，而且目前的所有病原学诊断均为阴性。他咨询了很多专家，我一开始就建议他临床观察不采取治疗干预，只有香港的医生支持我的观点。他住院两个多月后（后来拒绝药物干预），胆红素经历一个高峰后呈抛物线逐渐下降，到70微摩尔以下出院休养。当然，如果他住我都病房，我也不敢贸然建议他放弃干预，因为那么高的胆红素，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确实有点不好交代（不过，告诉患者实际情况，由患者自行决定也是可以的）。

其实，有些“名医”也是这样成名的。 1910年，中国第一位华人医学博士颜福庆从耶鲁大学毕业归国来到长沙雅礼医院行医，为提高湖南医学水平，他与该院美籍医师E．H．胡美（E．H．Hame）一起筹划创建新式医科大学。恰在此时，湖南督军谭延闿得了重症，高热不止。请各路医生施治，疗效都不明显。最后，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请颜福庆上门。颜福庆诊察一番，发现并非是什么疑难杂症，实际上是医学生入门级疾病——“大叶性肺炎”。不过，他也没多说什么，开了些对症处理的药物，便起身告辞。第二天，谭的热度就退了，之后很快痊愈。谭延闿对颜福庆大为赞赏，而颜福庆不过是幸运而已——“运气好的治病尾”。多年后，颜福庆回忆说：“大叶性肺炎，到第八天就会自动痊愈，这是医学常识，我并没用什么特效药。”不过，颜福庆倒是借此机会向谭延闿提出办学的请求，从而获得鼎力支持。

《百度百科》：裘沛然（1913年1月-2010年5月3日），中国国医大师、上海中医药大学和上海市中医药研究院终身教授。裘沛然长期从事中医教育和中医理论、临床研究，在中医基础理论、各家学说、经络、伤寒温病、养生诸领域颇多见解，对内科疑难病的治疗亦颇具心得，为培养中医人才作出了贡献。中国特大型综合性辞典《大辞海》的副主编。

1916年1月出生于浙江省慈溪县（1988年10月13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慈溪县建制，改设慈溪市（县级），仍属宁波市，区、乡（镇）行政区划不变）。1928年-1930年随叔父裘汝根学针灸。1930年-1934年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学习。1934年-1958年在浙江慈溪、宁波及上海市行医。1958年-1977年在上海中医学院任教。先后担任针灸学教研室副主任，经络学、内经、基础理论、各家学说等教研室主任。1978年任上海中医学院基础部主任。1979年任上海中医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1980年任上海中医药大学、上海市中医药研究院专家委员会主任。1990年任上海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2009年被评为首届国医大师。曾经兼国家科委中医组成员，卫生部科委委员，全国中医统编教材编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并任上海市政协常委，兼医体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还任同济大学与华东师范大学兼职教授。曾主持编写了三十部著作，其所主编的《辞海》中医学科内容，《中国医学大成》、《针灸学辞典》、《新编中国针灸学》、《中医历代各家学说》等巨著均流行海内外。他的晚年力作《壶天散墨》以“抉择陈言，剖析疑似，俯仰古今，直道心源”而雄视当世。此外裘老撰写的“疑难病症中医治法”一文获中华全国中医学会论文一等奖，并在早年带头创制“经络玻璃人”及“脉象模型”获国家工业部二等奖与三等奖，为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附裘沛然：瘦因吟过万山归——半个世纪从事医学的教训

“瘦因吟过万山归”是清代著名诗人黄仲则的诗句。它深刻地揭示了治学的艰巨性，揭示我们研究学问者既要读万卷书、还要行万里路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我走过了医学科学上崎岖曲折的道路，临床上遇到许多挫折和教训。这对我来说，诚然是痛苦的回忆也是深可惭愧的。今把它写出来公之医界同道，也许对初学中医者可以提供一些借鉴和参考，作为前车之鉴吧。

1934年毕业后即于是年开业行医，当时我对中医学的造诣是颇为自许的。自以为除了学过各门课程之外，还看过不少医书，仅举伤寒一类而言，当时已研读过数十家著作。温病方面、则沉酣于叶、薛、吴、王数家，特别对叶氏的温病学说，曾下过一番功夫。说起温病的症因药治，颇能历历如数家珍。另如金元四家和李时珍、王肯堂、张璐、张景岳、沈金鳌、林佩琴等医家著作亦通读一过。我最爱读的还是历代的医案、医话，因为这一类书多是前人的临床记述，最有裨于实际应用。对西方医学的重要学科书籍、亦曾粗加浏览。有关国学文献、经、史、子、集，茫如烟海，但亦贪多务得，粗涉范篱。故以读书而论，当然不敢说已破万卷，确实也读得不算太少了。

临诊方面，我在青少年时代即跟随叔父看病，后来又侍诊于孟河丁师之门，对于丁氏的一套常用经验效方，几乎熟极如流。并又亲炙海上诸名家之教诲，如谢利恒、夏应堂、秦伯未、程门雪诸先生的处方特色，也稍稍学到一点。故当开业伊始，饶有一种“学成问世”的优越感。满以为挟此以游，真可以天下走得了。

当开始应诊时，也确实看好了一些疾病。但在岁月积累，病人渐多以后，问题也就越来越突出。在诊疗过程中经常遇到很多疾病没有办法解决，过去学过的理法方药，辨证论治的本领全用上了，经方、古方、时方、验方一套套的都用上去，可是仍然有不少疾病不能解决。我开始对祖国医学的价值产生怀疑，信心也有些动摇了。我想中医理论是否是臆测的玄谈?是否真有指导临床价值。科学是不断发展的，中医理论已是几千年前的东西，是否早已过时?我甚至怀疑古代方书、医籍及医案医话中所载内容的真实性问题……真可说疑窦丛生。

因而就着重进修西医学。在认真学习了相当一段时期西医学并通过临床实践观察以后，我又别有一番感觉：西医分析病原病理，诚然清清楚楚，条理井然，还可从实验室验证，但从临床用药来看，有许多疾病也同样没有好办法，尽管诊断检查的仪器设备新颖精密，而最后落实到治病还是效果不显，甚至毒副作用很大，什么抗药性、药物过敏、药物毒、菌群失调等副作用随时可以发生。于是对西医药也没有多大信心，终日徘徊于中西医学之间，为想找寻一种治病的最佳方法而感到苦闷、发愁!

当时我又回忆过去学医时的情景，曾亲自看到上海名医如夏应堂、王仲奇、丁济万诸先生，他们治好了不少西医所不能治的疾病，程门雪先生亲自给我讲过治愈一个经德国著名医师确诊并谢绝不治的结核性脑膜炎病儿，他用的是《福幼编》中的一张方剂，在近代著名学者郑传笈所撰“丁甘仁墓表”中曾说：“晚年名益重，道益行，不独沪地绅商，争相招致，即西商之侨居者，积资数千万，出其百一，足以尽集诸西药，而有疾必折衷先生。”这使我猛然省悟，自己看不好病，是我没有学习好，不是中医没有办法，其过在我而不在中医学。这就使我在彷徨的歧途中又回过头来，于是磨砺苦学，旧书重温。通过这次学习我终于一间微明，初步有以下几点认识：

1、学而不精：我在中年曾害过一次湿温重症，经医院确诊为肠伤寒，身发高热，中西药物遍投而热不退，病延二周左右，乃邀请甬上名医徐余藻医治，徐以大承气汤加甘草，药后细思，读了伤寒论千百遍，还没有学会用承气汤，良足自愧!其原因由于我只知大承气汤的主证是痞满燥实坚，困守于前人注释的一般概念而不知用巧；同时，湿热蕴蒸气分，清宣透达之说，也禁锢了我的思路。而西医学中肠伤寒在后期禁用泻药的观念也束缚了我处方用药的手脚。这一次提高了我对中西医学是二个不同理论体系的认识，我不再那么迷信西医了。对于娓娓动听的湿温理论以及伤寒与温病的实质问题，认识也较过去有了深化。

在早年行医时，我见到一位医生用熟地、当归、白朮、柴胡以治感冒，心甚鄙之，然而曾目睹其病人服该方而告愈。当时以为偶中而已，未之奇也。后来，我自己也遇到感冒病人，曾屡进桑菊、银翘、杏苏、麻桂等方，久延未愈，最后用“五柴胡饮”而竟收捷效。我过去亦熟读景岳书者，由于没有学到手所以不取用，不会用。

2、学而不广：我曾治疗一个患赤白痢疾病者，用了一系列治痢的正规方，如白头翁汤、木香槟榔丸、芍药汤、香连丸、枳实导滞丸以及丁师常用的治痢效方等，可是均无效果，下痢加剧，日夜登厕近百次，病人精神困惫，已臻危殆。在无可奈何中试用了一张《石室秘录》药味分量配伍奇特的方子，即白芍三两，当归三两，萝卜子一两，枳壳、槟榔、甘草、车前子各三钱，当时按照原书依样画葫芦，以冀幸中，不料服后次日泻痢次数减半，又服一剂而病全除。《石室秘录》是托名天师、雷公、张机、华佗等合著的一本伪书，我平素所不齿，今用此方竟如其所说“一剂即止，二剂全安，可用饮食”的奇妙效果。乃深悔我过去知识之狭和治学之偏见，未能俱收并蓄，有愧昌黎所称的医师之良。

3、学而不化：我感到自己在中医理论和处方方面“化”的功夫很差。譬如偏头痛，历代医书所载，常用全蝎、蜈蚣之类，我也常用，但效果并不好。我深知章次公先生治疗偏头痛效果很不错，他也用全蝎、蜈蚣，但却有几点与众不同。配伍方面：全蝎、蜈蚣常与补气养血药同用（如黄芪、当归），而且用量也重；还配合健脾化湿药（如淮山药、茯苓、制半夏）；有时还加用附子。剂型方面常采用粉剂服用，以小剂量日服三次，常取得满意疗效。以后我治偏头痛，多遵循其法而奏效，说明“化裁”的重要性。可见前辈用药圆机活法的一斑。

试再举心胸疼痛为例，目前多习用丹参一味，我亦曾武步其后，临床有效有不效。为此细察并世医家之善治该病者，则并不局限于活血化瘀一路，有的作痰饮治，有的用行气宽胸之法，或用芳香宣窍，也可用养阴或扶阳药，并有用甘缓及和胃或养心等法，效果远胜于用单味丹参。这使我感到“胶柱鼓瑟”之非。即活血化瘀而论，也不必定用丹参，我曾治过一些病人，先用丹参无效，继用手拈散、失笑散也无效，最后考虑到用仲景抵挡汤，服后效果非常好，病情明显缓解。我深深感到自己学而不化的东西太多了，我还进一步理解到，学习一门学问，如果不精、不广、不化，就等于不学。我认识到以前就是犯这个毛病，现在总算是刚刚入门。

学到老，开始懂得一点，以前完全是盲人瞎马，现在对中医学略有粗浅认识：

1、中国医学确实蕴藏着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理论知识，其中有许多宝贵的经验，还没有被我们所掌握，特别是其中高超的理论，更没有被我们所认识，所以要虚心学习而万不可浅尝辄止和武断、臆测。

2、做医生要边读书，边临床，临床不能脱离读书，读书必须结合临床。光读书只有空洞的理论，光看病只有狭隘的经验，都无裨于提高自己，发展学术。

3、要开拓思想，既要精研中医学，也要读西医书，懂现代医学，还要多读现代基础科学和边缘科学的书籍。古代的文、史、哲也要有较好的基础。

4、中药的作用也是非常深奥的，不要用目前西医理论生搬硬套，例如发热、炎症、不要局限于清热解毒，辛温药甚至补益药也可能有消炎或者更重要的作用。同时也要打破中医学中一些人为的“清规戒律”。对目前中药质量，必须迅予改正和提高，否则，正确的处方也难奏良好的疗效。我们要在中医药学原有基础上深入发掘，有所创新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