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是中国改革的“热身年”，因为从上到下都在谈改革。尽管全国都在议论改革的话题，但是关于改革的良策似乎尚未出现。关键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改革，而是如何改，从哪里改？当改革进入深水区时，公众尤其期待改革的大智慧。以反腐败为例。一方面，谁都知道官员腐败已经成为中国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另一方面，反腐败的制度设计和实施权力却掌握在政府官员手中。让已经、即将或者可能腐败的官员来设计反腐败的制度，这似乎是一个悖论。我们怎么可能让腐败的人接受反腐败的制度呢？然而，我要告诉大家，从经济学角度来分析，这不仅是必须的，而且是可能的！ 

    经济学分析问题的视角是效率，对效率的定义是帕累托改进。如果一项政策在没有使任何人的福利变得更差的情况下，能够使一部分人的福利变得更好，那么这样的政策就是帕累托改进的。帕累托效率原则不仅是一个科学的标准，而且是一个道德的标准，这也许是经济学里唯一没有引起其它学科争议的原则。在经济学者看来，任何改革都应该是帕累托改进的，即改革不应该产生输家（loser）。 

    当中国在1980年代掀起改革的大幕时，选择的改革战略是“先改增量，再改存量”。实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发展、建立经济特区，这些重大改革举措无一不是贯彻了帕累托效率原则。然而，但改革开始涉及存量时，似乎必然对既得利益者造成损失，于是人们认为帕累托式的改革不复存在了。仍以腐败为例。如果一个贪官一年可以贪污100万元，我们用什么办法可以让他的利益不受损失呢？实行“高薪养廉”，将他的年薪提高到100万元以上？还是给他一笔固定的退休金，例如1千万元，让他体面地退休？似乎都行不通。 

    但这里存在一个误区。没错，改革的确是利益的重新分配，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一场博弈。在这场博弈中，没有人会自愿接受使自己福利变坏的改革方案。但请注意关键的一个假设：是否变坏的参照点不是当前的静态福利水平，而是终生福利贴现到当期的水平。在这个腐败的案例中，贪官要比较的两个方案是：如果不接受改革，继续贪污，那么他未来的全部收益贴现到当前的收益；他接受改革，反对腐败所得到的未来收益贴现到当前的收益。更具体地假设一下。如果贪官继续贪污，会导致社会严重的社会冲突和政权动荡，那么他在未来某一天可能会被群众推翻，甚至绞死，最终一无所有。考虑了未来的风险之后，将贪官未来的收益贴现到当前，可能相当于每年收益20万元。因此，只要实行反腐败改革后保证他的合法收入超过每年20万元，理性的贪官就会接受改革方案。相比于继续贪污带来的福利，反腐败制度改善了他的福利状况，这就是一种帕累托改进。 

    理论上，只要是提高社会总福利水平的改革，总是可以找到一种方案让各方面都成为赢家，这就是所谓的“科斯定理”。但这一定理背后隐藏了若干假设，关键在于这些假设是否满足。第一，博弈各方，包括既得利益者（如贪官）和其他利益集团，都必须是足够理性的，能够计算未来的成本和收益；第二，博弈各方必须能够就未来的成本和收益达成一致；第三，帕累托式的改革方案必须保证得到实施。通俗地说，第一个假设意味着各方都是理性人，不能光看眼前，还要看将来，特别是要考虑到未来的风险。第二个假设是说，各方对于未来的成本和收益的估计不能差别很大，否则无法进行科斯式谈判。如果贪官过度自信，认为继续贪污可以安然无恙，那么他就不会接受反腐败的改革；或者他认为未来收益贴现到当前是50万元，而群众认为只有20万元，贪官就不会接受这一“赎买”的改革。第三个假设可能是最难的，就是一旦“交易”达成，任何一方必须遵守诺言，不能出尔反尔。但是，国家层次的政治交易不存在一个超国家的第三方来保证实施，这可能会导致既得利益者不愿意接受改革。例如，一旦贪官如实坦白并下台，新的掌权者（如群众）可能会违背事前的承诺，将贪官处以极刑，这就是经济学上所谓的“时间不一致”难题。 

    如果上述假设不完全满足怎么办？这才是改革应该强调的重点。我认为，成功改革的关键就在于让不容易满足的上述三个假设得以满足，那么改革自然水到渠成。为了满足第一个假设，应该让既得利益者了解不改革的严重后果，这就需要允许全社会对此进行公开讨论。只有更多贪官意识到继续贪污的危险，降低他们对未来的预期收益，才能让他们更容易接受改革的方案。如果官员都是“裸官”，随时可以全身而退，那么要让贪官接受改革就几乎是不可能的。为了满足第二个假设，应该允许全社会对各种改革方案进行公开辩论，并且允许讨价还价，从而各方就每一种改革方案的成本和收益达成共识，才能找到最佳的改革方案。而且，既得利益者的预期成本和收益都是可以变动的，这取决于制度设计和社会博弈的结果。为了满足第三个假设，改革必须有“顶层设计”，必须是一项纳入宪政框架的制度安排，才能让博弈各方遵守承诺。两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为了推行商鞅变法，立木为信，终于取得了民众的信赖和支持，才有了后来统一六国的秦国。今天的我们，应该有更多的智慧，更理性的态度，更好的方案来推进改革大业，重现中国民族的伟大复兴！ 

    本文为搜狐博客“改革”专题撰写，链接为http://business.sohu.com/s2012/qntgg/。

附聂辉华：公众凭什么质疑大学教授的发表记录？

    科普作家方舟子在微博上质疑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二十年没发表论文”，在网上引起了一片口水战。支持者和反对者围绕贺教授是否发表了“合格的论文”展开了争论，却忽视了一个更为根本的前提：究竟公众有没有资格质疑大学教授的发表记录？在方的支持者看来，大学教授有义务向公众公开其学术研究成果，因为公立大学的教授是靠纳税人养活的，所以任何一个纳税人都有权要求大学教授这样做。即便是贺的支持者，似乎也默认了这个前提，实际上贺也很快公布了其发表记录。然而，这种质疑不仅有失程序正义，也有失实体正义。

    首先，从程序正义上讲，这样的公众“问责”问错了顺序。一个教授是否合格应有大学来判断，因为是大学负责招聘和考核教师，而且学术评价是高度专业的工作。公立大学由政府拨款，受政府领导，应对政府负责。而政府要对选民或纳税人负责。因此，如果纳税人对一个大学教授不满，首先应该问责政府，然后由政府问责大学，大学再问责教授，这叫“顺序问责”。否则，如果一天有100个网民对某个教授提出各种质疑，而这个教授就每天忙于应对，他又如何能够顺利开展教学和研究工作？那才是真正对公众失责。在技术上，这里存在一个代理问题。因为存在代理成本，所以纳税人即便要问责公职人员，也应遵循基本的程序。方舟子如果质疑贺卫方水平不够，应该向主管北大的国家教育部或北京市教委提出质问，而不应该利用网络的便利轻率地对贺卫方发出挑战。遗憾的是，当网民可以通过互联网无成本地面对大学教授或者公职人员时，他们只看到了一网之隔的物理距离，而忽视了程序正义的逻辑距离。

    其次，从实体正义上讲，这样的公众“问责”问错了理由。支持或赞同公众问责大学教授的理由是，大学教授是纳税人养活的，应该对纳税人负责。问题是，大学教授究竟是不是纳税人养活的？“养活”一词表示一方向另一方的单向转移支付，即另一方并未提供足够的回报。但大学教授不是白吃公家饭的人，他们从财政那里获得工资，同时依靠自己的劳动向社会提供教育服务和科研成果。这分明是一种双向交易的契约，哪里存在谁养活谁的问题？大学教授也是普通劳动者，也是纳税人。因此，将纳税人和大学教授并列本身在逻辑上就不合适。但为什么同样是公职人员，政府官员就应该对纳税人负责呢？根据经典的公共选择理论，官员对纳税人负责，不是因为官员是纳税人养活的，而是因为官员的权力来自于选民授权，同时其行为涉及公众利益，不能由官员自己来决定，必须由公众来决定，这就是“公共选择”。换言之，是权力授受和公众利益原则决定了问责的存在，而不是谁养活谁决定了问责的存在。多说一句，难道政府官员就不提供服务或产品吗？中国的政府不仅是市场的维护者，很大程度上也是市场的主要参与者，这就更不能支持“养活论”。按照上述逻辑，不是所有的公职人员都需要对公众负责。中国至少有4600万人属于财政供养的“公职人员”，怎么可能个个都实行直接问责？而且，每个公民在出生之后都享受了用纳税人的钱提供的公共物品，难道所有人要对所有人问责？另一方面，也不是非公职人员就不需要对公众负责。对于一个没有担任公职的名人，如果他的行为会显著影响到公众利益，那么他也需要在一定范围内对公众负责。这体现了权力和责任的对等。

    拜互联网所赐，近年来在一系列公共事件中，公众问责意识明显增强了，这是国家的幸事。然而，我们应该警惕的是，滥用问责或无序问责可能会帮了倒忙。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niehuihua(at)263.net。本文的观点与所在单位无关。纸媒发表必须得到作者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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