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子

100多年前，在我国知识精英们有一场著名的“科玄论战”，从1923年4月到1924年夏，经历了一年多的时间，波及的著名学者有将近30人。“科学”阵营一边的有胡适、任鸿隽、孙伏园、章演存、朱经农、王星拱、唐钺、吴稚晖、陆志韦，以及署名穆、颂皋的作者；“玄学”阵营一边的代表有梁启超、张东荪、甘蛰仙、屠孝实、王平陵、林宰平、瞿菊农等。正在两派打得不可开交之际，斜刺里杀出一彪人马，为首大将是陈独秀，紧随其后的有瞿秋白、邓中夏、萧楚女等。

这场争论虽然被后世称之为“科玄论战”，实际上言过其实，主要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文化保守主义者的一场混战。正如“科学”阵营的中坚分子任鸿隽指出的：“张君是不曾学过科学的人，不明白科学的性质，倒也罢了，丁君乃研究地质的科学家，偏要拿科学来和张君的人生观捣乱，真是‘牛头不对马嘴’了。”结论是“科学有他的限界，凡笼统混沌的思想，或未经分析的事实，都非科学所能支配”“人生观若就是一个笼统的观念，自然不在科学范围以内”。

可见，当时的“玄学”指的是“笼统混沌的思想，或未经分析的事实”，并非“可靠的知识”。我们先看看“玄”的汉语含义。

《汉语大字典》说：①赤黑色。《说文·玄部》：“玄，黑而有赤色者为玄。”②深；厚。《说文·玄部》：“玄，幽远也。”③远。《庄子·天地》：“玄古之君天下，无为也，天德而已矣。”成玄英《疏》：“玄，远也。”④神妙；玄奥。《玉篇·玄部》：“玄，妙也。”《老子·第一章》：“玄之又玄，众妙之门。”⑤玄虚。如：靠不住，这话真玄。⑥天。《释名·释天》：“天，又谓之玄。”毕沅《疏证》：“玄者，以色名之也。”《易·文言》：“天玄而地黄。”

最近，学弟在写一部《医经正考——中医之“玄”》，通过历代古籍的考证，解说“中医理论为什么那么‘玄’？——玄学、哲学与科学之中医”，继续要我写序。因此，我不得不面对“中医的‘玄’”。不过，我不像学弟那样从“天道”“幽远”“神妙”等探讨，而是将其定义为“⑤玄虚”，从知识生产的可靠性来探讨，知我罪我，一任当下。

一、有哪些要素可用于衡量自然知识可靠性，不同时代的要求如何？

我们已经初步探讨了自然知识可靠性的四要素，并且将这套框架应用到对中医知识体系的剖析中。有人认为所谓“四要素”有些苛刻，不能涵括所有的自然科学学科。我们现在重新归纳自然知识的可靠性要素，并讨论不同时代对知识可靠性的要求变化。

这里，为了对“知识可靠性”这一概念进行历史性与结构性的反思，我们将归纳一个更普适的“自然知识可靠性要素”框架，然后分析不同时代对其要求的演变。这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何像中医这样的知识体系，其可靠性在现代会面临如此深刻的审视。

1. 自然知识可靠性的核心要素（一个扩展框架）

我们最初提出的四要素（经验事实的可重复性、基本概念的可操作性、逻辑推理的严谨性、知识更新的可证伪性）是现代经验科学的基石。在此基础上，可以扩展为一个更具层次和历史的五要素框架，它们共同构成一个动态的“可靠性栅栏”：

（1）经验确证性：知识必须能得到经验事实的支持、验证或至少不矛盾。这是可靠性的根基。它包括：

可观察/可测量：能与感官或仪器观测相关联。

可重复/可公共检验：结果不依赖于单个观察者，他人可独立验证。

（2）逻辑一致性：知识体系内部不能自相矛盾，不同部分之间应能自洽推演。这是可靠性的骨架。它包括：

内部无矛盾：理论本身逻辑自洽。

外部兼容性：与已被广泛接受的其他可靠知识无根本冲突（除非能证明后者错误）。

（3）解释与预测力：可靠知识不仅能解释已知现象，更能做出新颖、精确的预测，并接受后续检验。这是可靠性的动能。预测的成功是理论强大的标志。

（4）方法论的严谨性与自反性：获取和检验知识的过程本身必须是清晰、透明、可批判的。这是可靠性的保障。它包括：

明确的方法与程序：如何从数据到结论，步骤清晰可循。

可证伪性（作为方法论原则）：理论必须能陈述在何种条件下自己会被证明是错的，从而为批判和进步留出空间。

同行评议与学术共同体监督：知识必须在专业共同体中经受批判性审查。

（5）实用有效性：知识应能在实践中有效指导行动，达成预期目标。这是可靠性在实践层面的最终试金石。对于技术性知识，此点尤为关键。

2. 不同时代对知识可靠性的要求演变

知识可靠性的标准并非永恒不变，而是随着人类认知能力、技术工具和哲学观念的演变而演进。我们可以大致划分为三个时代：

（1）古代至中世纪：以“权威”与“思辨”为核心的可靠性

主导范式是哲学思辨、日常观察、神圣或经典权威。其可靠性核心要求为：

逻辑一致性（尤其是形而上学一致性）：知识需与当时主导的哲学体系（如亚里士多德哲学、儒家天道观）相融贯。

权威性：知识来源的权威性（如《黄帝内经》、亚里士多德著作、宗教经典）本身就是可靠性的重要保证。“引经据典”是主要的论证方式。

经验符合（朴素的）：知识与日常经验大致相符即可，缺乏主动设计实验去系统检验的意识。

时代特点：知识体系往往是封闭、演绎式的。从几条自明的“公理”或权威教条出发，通过逻辑推演解释世界。“为什么”的解释（往往目的论的）比“如何”的精确预测更重要。中医理论、古希腊自然哲学均在此范式下达到辉煌。此时，“实用性”和“内部自洽”足以支撑其可靠性。

（2）近代科学革命（17-19世纪）：以“实验”与“数学化”为核心的可靠性

主导范式：受控实验、数学描述、机械论自然观。可靠性核心要求（最初四要素的确立期）包括：

受控实验的可重复性：成为黄金标准，知识必须从精心设计的实验中诞生。

数学化与可操作性：自然的语言被认为是数学，可靠的知识必须可测量、可计算（如牛顿力学）。

预测的精确性：取代了思辨的合理性，成为检验理论的硬指标。

逻辑严谨性：从形而上学的思辨，转向数学化的演绎体系。

时代特点：主动干预自然以拷问真相的方法论得以确立。可靠性从“与权威一致”转向“与实验事实一致”。知识体系变得开放、累积式发展，以实证为准绳进行修正。可证伪性的思想开始萌芽（尽管未明确表述）。

（3）现代至当代（20世纪至今）：以“系统”与“批判”为核心的可靠性

主导范式为统计学、系统论、交叉学科、信息科学。其可靠性核心要求进一步深化与扩展：

概率性描述与统计显著性：在量子力学和复杂系统中，确定性预测让位于概率性预测，统计检验成为衡量经验支持的关键工具。

方法论的极度自反性：科学哲学自身成为反思对象。“观察渗透理论”“研究范式”“可证伪性作为划界标准”等思想，使人们对“科学方法”本身的认识空前深刻。对偏见、可重复性危机、出版偏倚的警觉成为可靠性的一部分。

解释力的广度与统一性：理论的价值不仅在于解释特定现象，更在于统一原本分离的领域（如电磁统一、标准模型）。

实用有效性的规模化与标准化：在现代工程与医学中，可靠性必须通过严格的标准化流程、大规模临床试验和风险管理体系来保证。

时代特点：面对极端尺度（宇宙、量子）和极端复杂（生命、气候、经济）的系统，可靠性标准变得更加复杂和精致。它不再仅仅是“一个理论与一组事实”的关系，而是一个“理论-方法-数据-共同体-社会应用”的生态系统健康度问题。

3. 总结与启示

纵观历史，对知识可靠性的要求，是一个从“基于权威和思辨”转向“基于公共经验和方法”，再到“基于系统的、批判的、方法论上自觉的实践”的演进过程。

古代知识的可靠性，在其时代范式内是成立的（如中医的辩证逻辑与临床实效）。但当它面对现代范式（尤其是实验可重复性、数学操作性、方法论自反性）的审视时，便会暴露出“结构性不适配”，从而显得“模糊”或“不规范”。

现代科学的可靠性标准并非绝对真理，而是目前人类探索未知、建立公共可靠知识所能找到的最严格、最有效、最具自我纠错能力的制度性安排。这一分析框架给我们的启示是：

（1）历史同情：评判古代知识体系（如中医），需理解其可靠性建立在当时合理的范式之上，其智慧是真实的。

（2）范式自觉：任何知识体系若要在现代继续发展并被广泛信赖，都无法回避现代可靠性标准的挑战。它必须要么证明自己能与这些标准兼容，要么在与之对话中，共同发展出更包容、更能处理复杂系统的新标准。

（3）动态标准：知识可靠性的标准本身也在进化。未来，在面对意识、复杂生命系统等难题时，我们或许需要再次扩展可靠性的内涵，但公共检验、逻辑一致、方法严谨、实践有效这些核心精神，必将仍是其不可动摇的基石。

因此，不同时代对知识可靠性的要求，本质上反映了人类认知能力、工具水平和对“何为可靠”的哲学反思的不断深化。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