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为了写作《岳母的最后时光》，我采访了老朋友伍欣星[1990年代，我们合作主编了《医学分子生物学》（武汉大学出版社）《医学分子生物学原理与方法》（科学出版社）]，了解一下她父亲刘建康院士去世前的情况，以及她对于临终关怀的看法。意料之中，她对我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我：昨天跟你打电话，你没接。

伍：怎么，你回武汉了？

我：昨天在武汉，今天回深圳了。岳母从病重到去世，我们在武汉待了10天。

伍：樊群的妈妈走了？好像是102岁。

我：是啊，走的有点遗憾。我想了解了解刘伯伯去世前的情况。

伍：爸爸在中南医院走的很安祥。那天下午五点，一接到保姆的电话，我就有点不详的预感。她说：“伍老师快回来，刘老上厕所起不来了。”我连忙从家里赶去，两个人架着爸爸扶了起来。爸爸的抽水马桶两边都安了扶手，平时他用一点力，保姆就可以扶他起来。这次实在是一点力气都没有。

随即，我拨通了中南医院高干病房同事的电话。他们没有床位，我说联系急诊室也可以。但是，路途上他们就腾出了床位，是男女混住的。

我：共住了多少天才走的？

伍：哪里？晚上11点多就走了，但非常安祥，我一直握着他的手。他一进病房，氧饱和度就下去了，氧疗得不到纠正。

我：会不会是肺栓塞？记得他99岁就坐轮椅了，因为有下肢血栓。

伍：有可能。也怪我们平时注意不够。不过，我们严格按照他的遗愿办的。

他走的非常干净。我们家一床新棉被带去了，医院的棉被搭在外面。保姆心疼，还将棉被要了去。

我：详细地介绍了岳母最后的诊疗经过和内心的懊悔（另文专写）。

伍：亏你还是医生，怎么做出了这样的决定？！百岁老人要走，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安宁疗护（hospice care，国内译为临终关怀）和亲人陪伴才是关键。我的看法是：即使输液，冰冷的液体都可能对他们衰竭的器官造成损伤。尤其是ACU，如果老人是清醒的，一个熟人也见不到，光恐惧感就让人崩溃。你们真是糊涂！！

我：是啊，与原来的想法大相径庭，也违背了她老人家的遗愿。......说说刘伯伯看病的事情。

伍：大约2005年左右，一次到“亚心”去看病，大夫是我的同学，他还帮忙爸爸挂了自己的号。本来，约的是上午8点钟司机前来接他，然后再接我一起去。结果过了时间，他们没有来，我问司机怎么回事，司机说他也没有接到人，是不是刘老有事？

这时，我的同学打电话来了：刘老正在看病，你怎么没有陪他？

原来，他以为约的是七点钟出发，没有看到司机过来，就急匆匆打的士过去了。我们才随后赶到，把他接了回来。

我：他没有打电话问问？

伍：跟他配了手机，而且把我们的电话放在显眼的位置，但他不会用。

我：很有意思，刘伯伯这样的趣事，正是很好的博文内容，我不会放过的。哈哈！

伍：还有一次，是他90岁的时候，必须安放起搏器了。别人的安放时间一小时左右，结果等了4个小时才出来。我们非常焦急地在外面等候，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后来医生告诉我：他的血管迂曲明显，导管只能一点一点地往里进，所以耽误了时间。不过，刘老非常坚强，4个小时一动也不动，真是不简单。

起搏器的电池只能用六七年，最多8年。大约2015年初他98岁时，明显监测到他的起搏器电量不足，需要更换电池。这次，他坚决不想换电池了，肯定是头一次安放时的痛苦太大。医生告诉他，这次不同，只在胸部皮下操作，风险是心脏要短时停搏。虽然他自己做了很多，但这次请同济医院最好的医生给他做。

临做手术前，发现所请的医生竟然没来看过，我心里嘀咕：难道操作的医生看都不看一眼患者？结果，手术医生只到场10分钟就走了，可能缝合都是别人干的。高水平的医生就是架子大，什么人都不放在眼中！

爸爸换了电池，又坚持了两三年，终于满了大限。不进ACU，不使用特别的抢救手段，是他生前的遗嘱。我们是完全按他的意愿办的，没有打一点折扣。

我：他在高干病房住了几次，是套间吗？

伍：哪里？光中南医院就住了好多次，每次入院都两个人合住。到给他安排单间时，我们就赶忙出院了。同事说，好不容易有了单间，你们就慌着要走。是的，我们害怕院内感染，还是家里可靠。

我：我岳母这些年就住了两次院，每次两个月，都是套间。待遇超过了资深院士，真是荣幸。哈哈！

附：刘建康院士与鱼的故事

刘建康（1917年9月1日—2017年11月6日）是伍献文院士的女婿和学生。他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县，鱼类学家和淡水生态学家，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淡水生态学奠基人、鱼类实验生物学主要开创者，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原所长。

刘建康跟水打了一辈子交道，和鱼做了一辈子朋友。

第一条鱼，是鳝鱼。1944年，27岁的刘建康在论文中揭示了“鳝鱼卵刚孵出时全是雌性，长大后逐渐变成雄性”这一奇特现象，被国际生物学界评论为“打开了一个新颖研究领域之门”。

第二条鱼，是武昌鱼。1954年至1957年，刘建康在梁子湖调查期间，得知湖中有团头鳊，而此前并无文献记载。这种鱼后被确认为新种，定名为“团头鲂”，即武昌鱼。

第三条鱼，是“长江鱼”。在梁子湖进行鱼类生态调查后，刘建康将调查范围扩展到了整个长江流域，在长江上、中、下游设立调查站，经过20余年研究，《长江鱼类》一书于1976年问世，共40余万字，记录了200多种鱼类生长习性。这是中国第一部淡水鱼类生态学专著，为日后论证葛洲坝和三峡大坝对鱼类生态影响，提供了科学依据。

第四条鱼，是“东湖鱼”。新中国成立后，为解决人民吃鱼难的问题，他把研究方向从鱼类实验生物学转向鱼类养殖学和生态学研究。为解决百姓吃鱼难，1972年，刘建康主持开展东湖渔业增产和稳产高产试验，提出调整放养对象、提高鱼种规格、改进拦鱼设施、控制凶猛鱼类和改革捕捞技术等五项措施，东湖鱼产量连续7年平均每年以23.5%的幅度递增，1971年180吨，到1978年达到801吨。

第五条鱼，是“生态鱼”。生活在东湖边的刘建康提出了饲养鳙鱼鲢鱼治理东湖的生物操纵方案，东湖水质得到部分改善，该研究成果还在滇池、巢湖水污染治理中应用。在东湖渔业增产和稳产高产试验工作获得成功之后，刘建康的科研工作又向更深层次发展，提出了“东湖生态系统结构功能与生物生产力的研究”。开展生态系统的研究，是刘建康由来已久的学术思想。20世纪70年代，他就提出，中国鱼类区系和形态学研究已有较好基础，今后应该转向鱼类的个体生态学、种群生态学和生态系统的研究。上述两个课题正是他学术思想的体现。1979年，刘建康提出了“人类经济活动对湖泊生态系统的影响”的研究课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国际“人与生物圈”科研项目中。80年代，又开始了东湖富营养化的研究。刘建康关于淡水生态学的学术思想不断发展和成熟，成为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主要科研方向，创建了“东湖湖泊生态系统实验站”及“淡水生态和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2016年的学术纪念会（张晓良摄）

注：那年，水生所打算为刘建康院士做100岁大寿。刘老说：搞科学的人不做虚岁，于是为他搞了个学术纪念会。左起：桂建芳院士、叶朝辉院士、朱作言院士、陈宜瑜院士、唐启升院士、曹文宣院士、赵进东院士，中坐者刘建康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