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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胥按:我亲自询问辛育龄教授得知,当时的针刺麻醉是由我的老师傅忠立先生完成。
2016年10月,纪录片《千年国医》摄制组远赴美国拍摄,期间采访了《美国针灸热传奇》一书的作者李永明先生。在当初采访之时,李永明先生即对针灸在美国的发展史与中医必走的科研之路有过精彩表述——时隔半年更是觉得当初的采访一语中的!
你所不知道的针灸在墙里开花墙外香的历史,以及中医现代发展在国际舞台上所遇到的瓶颈……文章虽长,却是现代中医人亟需了解和思考的问题。
我今年58岁,在美国新泽西做皮肤病理专科医生和针灸医生。我的经历比较特殊一点,在中国经过系统的中医训练,做一段医生以后,又在美国读了科研方面的学位,做了一段科研,后来考取了美国的西医执照,在美国做了住院医和专科医生。所以在我过去的职业生涯里,中医、生命科学研究和西医三个领域各占三分之一左右。
因为美国的西医最发达,医学院也最难进,所以刚考留美研究生的时候,申请的是生命科学研究,当时因为我有临床背景,所以选择了分子免疫专业读博士学位。后来知道,在美国只要通过考试就会承认你在其他国家医学院的学历,但要重新经过美国住院医师训练。所以我通过了医师资格考试和住院医师训练,等于在美国又念了一遍医学院,接受了完整的西医教育。
我到美国以后,无论是求学还是做住院医师训练和做科研的过程中,一直都没有间断中医的执业,一直在看一些病人,或者在中医学院讲课。后来专科医生毕业后在新泽西落地,十五年前开了现在这个诊所。
位于新泽西的诊所
因为我的中医背景,一直对中医针灸在美国的发展非常感兴趣。初来美国时知之甚少,后来才知道,八十年代是美国中医针灸发展的低潮,但我听过很多关于美国针灸热的故事和传说,在中国也听说过,而且版本不同。所以我意识到,很可能美国有一段我们不熟悉的针灸热历史,自此开始了一些研究。
最初是收集资料,已经发表的文章、杂志、报纸,当时还没有计算机可以查找,还有一个是收集民间传说,采访当事人来搞清历史的疑问。
当时关于美国针灸热是如何兴起的,有十几种不同的版本,比如说谁在中国接受针灸?有说是一个年轻的美国记者,有说是陪尼克松访华的随行记者,有说是基辛格本身接受了针灸治疗,甚至是尼克松也在中国接受了针灸治疗,这是关于人物的不同。
至于发生的时间,有说是发生在尼克松访华期间,有说发生在基辛格秘密访华期间,还有说跟此事情毫无关系,所以在时间上也有很大差别。
关于具体发生什么事,又有很多不同版本,有说这个记者接受了针刺麻醉手术,还有的说是中国医生做手术时秘密使用的针麻,术后才告诉他……还有很多其他的版本,在时间、人物和具体发生什么事上千差万别,但是我认为真实的历史故事只有一个,所以我查找了从中国乒乓外交以后,一直到尼克松访华期间,纽约时报的报纸。
查阅大量报纸,由于报纸本身查阅是很困难的,当时这些旧报纸都已经被录制在胶片上了,我利用几个周末到纽约图书馆查阅,在这个过程当中了解了很多当年中美刚开始互开大门的新闻,同时也找到了我认为我最需要得那篇文章。
历史的机遇
经过系统研究和对比其他故事后,我把这个事件锁定在1971年7月26日,发表在纽约时报头版的一条消息,题目为《现在让我告诉你,我在北京的阑尾手术》(Now.Let Me Tell You About My Appendectomy in Peking),作者是美国纽约时报一个著名的记者和专栏作家,叫詹姆斯赖斯顿(James Reston),他当时已经是纽约时报的副社长了。确实是在尼克松访华之间,他受到中国政府周恩来总理的邀请访华,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第一个正式受政府邀请的美国记者。而最后还原出的故事真实情况,是令我感到挺失望的,这个故事和民间传说大相径庭。
詹姆斯·赖斯顿,被评价为:“美利坚的良知”、“继李普曼之后最卓越的新闻人”等
1971年5月,也就是乒乓外交发生一个月左右,赖斯顿作为美国最著名的记者,也是当时美国称为最值得信赖的记者,突然接到中国驻伦敦使馆的电报,说可以给他一个访华的签证,他当时欣喜若狂,因为这是很高的荣誉,很多美国记者想访问中国没有机会。他最终和中国讨价还价,要了两张签证,在7月份的时候,他忙完手头的事,同妻子一起踏上了去中国的旅途。
他是通过香港走罗湖边境进入中国的,进入中国后受到了中国外交部官员的欢迎。原计划是他们从罗湖到广州再到北京,可是到广州的时候中国陪同告诉他,计划有所改变,不能马上去北京,飞机也取消了,而且要改成坐慢车去北京,他当时很不理解,表示抗议也没有用,在这个等待过程中,他参观了两天人民公社,然后乘上了从广州到北京的慢车。了解那段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国当年的慢车多慢,而且正好是7月最热的时候。
最终他到达了北京,次日一个外交部的招待会上,当时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司长拍了拍他的肩膀告诉他,“赖斯顿先生,我有一个‘小新闻’要告诉你——中美政府刚刚达成协议,你们国家负责安全事务助理的基辛格刚刚访华,决定明年春天你们的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
赖斯顿作为一个非常聪明,非常有经验的大记者,马上就明白为什么他在广州受阻,因为当时基辛格是秘密访华,怕他到北京会泄露机密。据赖斯顿自己讲,他听到这个新闻后受到打击,第一个感觉是右下腹一阵阵痛,这是他后来患阑尾炎的最先征兆,他责怪这是白宫引起他阑尾炎发作。
当天晚上他高烧发作,中国外交部知道这个消息以后,派了最好的医生到他的旅馆去会诊,会诊结果为急性阑尾炎,需要入院。当天晚上他就进了中国著名的,也是专门给外宾开放的协和医院,协和医院当时名字被改成了“反帝医院”,所以赖斯顿夫妇进入这个医院的时候看到墙上挂着大标语,并且用英文写着“帝国主义及其一切反动派,都逃脱不了灭亡的下场”。他自己后来讲,他和他的太太都很担惊受怕,怕自己会死在这个医院里。结果到医院里,他们受的待遇完全出乎他们意料,中国的医生、护士对他们非常友好。
当晚,由中国最好的医生,曾任周恩来总理保健医的,也就是后来北京医院的名誉院长吴蔚然教授亲自给他做手术。手术一切顺利,术后他住在病房里感到腹胀腹痛,当时中国正好是针刺麻醉热,当天新华社向全世界公布“中国医生成功发明了针刺麻醉手术”,所以当时中国医生主动向他询问,术后腹胀腹痛是麻醉副作用引起的,愿不愿意接受针灸治疗。
赖斯顿作为一个知名记者,号称为了得到好新闻敢于尝试一切风险,于是他欣然接受。一个很年轻的中国医生来到他的病房,给他在双膝下扎了两根针,显然是足三里穴,肘部也扎了两根针,同时用他描述像廉价雪茄烟一样的东西(艾条),点燃后向他腹部熏烤。他当时还认为用这么复杂的方法治疗腹痛腹胀,是不是有点过度治疗,但是二十分钟后,疼痛消失并且之后再没有疼过。作为一个大记者,赖斯顿知道,他虽然没有机会报道基辛格访华,但是报道中国的针刺麻醉与针灸也是他的绝好的机会,所以他在病房就写了自己在北京针灸的故事。
与此同时,基辛格回到美国,尼克松向全世界宣布要去中国访问,同时在记者会上有人提到赖斯顿去北京的事,据说基辛格提到他住院的情况,所以当时全部美国人都知道他们最有名的记者住到了中国的“反帝医院”,他们都十分关心赖斯顿的健康情况。于是后来在1971年7月26日,纽约时报以头条发表了赖斯顿的故事,题目就是《现在让我告诉你,我在北京的手术》,实际上是回答了美国人对中国的好奇,对赖斯顿的好奇,对他手术结果的好奇。由于这篇文章的核心是他描述他针灸的过程,所以无意间点燃美国针灸热的导火索,后来被公认这是美国甚至是西方针灸热的起源。
当时一个大背景是美国医疗系统发展多年,人们对现代医学能解决的问题感到失望,人们渴望找到新的疗法,继续一些传统的自然疗法。在这种大背景下,人们突然发现中国,一个对美国关闭了二十多年的神秘大国,在进行一种传统的针刺治疗,并且自己对此毫无所知。这种治疗甚至神奇得可以代替麻药做手术,特别是有他们最信任的记者,写出亲身故事来说明针刺治疗的有效。所以美国人非常好奇,认为这个东西美国人也应该有,应该向东方、向中国人学习。
美国针灸热
但后来在我继续研究过程中,发现一个最大的问题——到底谁给他做的针灸?我通过各种途径去找这个给赖斯顿做针灸的人,结论是查无此人。我通过中国使馆,通过外交部,找到了当时为赖斯顿做全程翻译的金桂华大使,找到了为赖斯顿做手术的吴蔚然医生,但就是找不到谁做的针灸。这成了当时我研究这个问题的心病,吴蔚然医生告诉我,在赖斯顿的病历中没有任何关于针灸的记录,如果是这样,这件事情可能根本没有发生。如果最后找不到这个针灸医生,那么这段美国针灸史就要重新写。
左:吴蔚然(1920-2016),中国著名的外科学专家。右:金桂华(1935-),原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外交部发言人
后来在一个朋友聚会上,遇到一个协和医院毕业的中医博士,她托一些老朋友帮我查。通过当年在针灸科和中医科工作的医生来排查,只有一个男医生,但这个医生的名字和赖斯顿说的不大一样,文章中拼写为李昌元,但实际上找到的人叫李占元。当得知这个信息后,我马上通过隔洋电话联系到了李占元医生,首先问了他的年龄和工作的经历,结果所有都和赖斯顿描述一致,而且他本人并不知道赖斯顿写了一篇介绍与他有关的文章。后来经过其他细节的核实,证明这个当时已经退休的李占元医生就是当时给赖斯顿针灸的医生。最后根据李占元医生、金桂华大使以及其他医生的回忆,这个故事完整了,我们后来有机会在北京开了一个座谈会,所有当事人都到场了,三头对证把这段历史办成了铁案。
从左到右:赖斯顿的针灸师李占元医生,赖斯顿阑尾手术主刀医生吴蔚然院长,针灸专家黄羡明医生,赖斯顿访华全程陪同兼翻译金桂华大使,及李永明博士
后来详细研究这段历史,在赖斯顿前后还有其他人也访问过北京,准确地讲,引起美国针灸热是由于两个科学家,他们在5月左右访华,回来后介绍针刺麻醉的情况,但是因为他们不是医生出身,所以美国医学界对他们的信息不大相信。
而赖斯顿的影响应该是最大的,是在7月份访华。之后由于美国,特别是医学界对于针刺麻醉的疑问,中华医学会邀请了四个美国医生访华,这四个美国医生带着他们夫人,看了数场针刺麻醉,回国后又向媒体讲述了自己的经历,认为针刺麻醉不是戏法,是真实的情况,之后在美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紧接着第二年,也就是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访华期间,尼克松代表团要求参观针刺麻醉,最后尼克松代表团的成员黑格将军等几十人和记者在北京医科大学第三附属院参观了针刺麻醉,由辛育龄教授主持的开胸针刺麻醉手术(老胥按:我亲自询问辛育龄教授得知,当时的针刺麻醉是由傅忠立先生完成的,傅先生后来曾担任中日友好医院针灸科的第一任科主任多年,也是我的老领导和针灸启蒙老师。下面照片后面戴白帽男性医生应该就是傅忠立先生。)当时也是中国第一次通过通讯卫星向全世界播放尼克松访华的新闻,以及针刺麻醉的情况,等于给针灸界做了一个巨大的免费广告。
这些事情发生以后,在美国在西方产生了巨大影响。举一个典型的例子,美国人突然发现针灸有用,好奇想试一试,美国的针灸医生到哪儿去找呢?中国城唐人街当然是首选之地。据说当地中国医生生意火爆,每天从华盛顿外有大巴拉着一车一车的患者到中国城找针灸医生看病,诊所装不下,只好住旅馆,一层楼都租了下来,床上都是病人,医生忙得只有时间把针扎进去,拔针由助手来拔。据说当时的针灸医生,一个礼拜的收入就可以买一栋房子,当然这个时间不是很长,一直持续到1974年左右达到顶峰,然后逐渐开始走下坡。
当时火爆的最大证据是媒体,在没有网络的年代,都是白纸黑字的记录。我查阅了大量的杂志,发现几乎所有有名的美国杂志报纸,都报道过有关针灸的故事,比如说美国的《时代周刊》《新闻周刊》《体育画报》《星期六晚报》等等。
针灸麻醉引起针灸热潮,美国人很快就发现,针灸治疗疼痛与很多疾病都非常有效,在中国应用得非常广泛,而且美国专家也很快发现,中国式的针刺麻醉可能不适合于西方,但针灸治疗疼痛,可能在美国有广阔前景。这个预测后来被证明是对的,这也是针灸在美国甚至西方发展到今天的原因。
针灸被西方接受的原因
从一个学者的角度,客观地研究了针灸传入西方的历史,发现很多有趣的现象。为什么针灸在中国发展了两千甚至四千年,从来没在西方广泛传播过,为什么在七十年代一下子在西方广泛传播,可以说过去四十年针灸在西方发展的历史,超过过去四千年的总和。这件事情为什么能够发生,我总结了五条经验。
第一个就是媒体公关。不得不承认中国改革开放,中国跟美国互开大门,这个过程当中媒体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过去我们说酒香不怕巷子深,实际上还是怕巷子深的,这就是在中国发展了几千年的针灸,对西方人却是若明若暗,雾里看花,最终通过记者的宣传,才一下子向西方敞开了大门。
第二条在美国成功经验就是立法管理。在美国医疗系统有严格的执照管理,对任何医疗职业都是这样的,最后针灸成功在美国四十几个州立法管理,作为一种专业的医疗职业,这是一种非常好的保护针灸的方法,美国第一部针灸法、中医法是1973年在内华达州出现的,这也是西方第一部中医法、针灸法,现在回过头来看,也是一部很好的法律,因为它不但包括针灸,也包括了中医中药。
第三条就是针灸疗法的实用与有效是无可争议的。
第四条就是独立诊所,因为针灸在美国的发展,不是在大医院里,也不是科研的形式,而是以独立诊所的形式发展,这个形式可能更符合中医发展的特征,因为中医过去几千年来都是以独立诊所的名义,以及民间行医的形式发展的。适应中医的发展,方便病人,方便医生,适合美国国情。
最后一条就是科学研究,科学研究是一把双刃剑,可以促进中医发展,也可能限制中医的发展。
我认为针灸在美国成功的经验就是这五条。
中医如不懂科研——不仅发展有限还会被欺负
从1997年美国健康研究院,正式听证会给出针灸治疗某些疾病有效的结论以后,美国国家联邦系统投入了大量的科研基金用以研究针灸。美国做研究比较实用,首要问题就是针灸有没有效,有效是不是扎针的效果。简单来说,过去几十年西方做了大量的临床试验,基本上证明针灸是有效的,特别是和不治疗对比,针灸的效果非常明显。在治疗很多病症,以疼痛为主的,还有抑郁症,一些功能性疾病,针灸疗效是肯定的。和常规疗法相比,针灸在大部分情况也都是有效的,甚至个别情况比常规疗法效果还好,但问题就是在很多试验当中,针灸组和所谓安慰剂对照组差别不明显,这给科研界、医学界以及民众带来了困惑。
按照西方药品试验的标准,如果一个疗法和安慰剂没有明显差异,那就等于这个疗法没有特异效果,那么这个疗法的应用是不符合医学伦理的。这是目前针灸科研面临的最大挑战,针灸到底是不是就是安慰剂。
至于这些科研也是五花八门,现在虽然很多研究证明针灸和安慰剂差别不大,但有些研究方法明显存在问题,比如澳大利亚学者在去年发表一篇文章,经过临床对照试验,证明针灸治疗膝关节炎无效,不建议针灸作为一种常规疗法推广。
由于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在全世界影响非常之大,我作为一个科研工作者和中西医学者来讲,不能因为试验结果是阴性就反对,如果真正的科学试验做出来结果是阴性的,在这个特定情况下没有效果就是没有效果,但是作为科研有严格的科研标准和规定方法,我们对这篇文章进行仔细研究,发现这篇文章确实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因为我本身做过多年的美国健康研究院基金的评审,所以对科研的方法,临床试验的方法比较熟悉。我第一感觉就是这个试验设计比较奇怪,仔细查阅背景资料和作者以前发表的文章后发现了问题所在,这个试验最大的问题,就是原始试验并不是用来设计对比针刺疗效的,而是要测验激光针的疗效,激光本身是一种刺激,但不一定被针灸界承认为一种针灸疗法。试验原始作者没有一个针灸师,主要作者也不懂针灸,他们想试验一个临床试验,证明激光针和针灸同样有效,所以他们把针刺作为阳性对照,试验结果和他们想象的有很大差异,跟对照组比,激光无效,阳性的针灸治疗也无效,所以这个数据无法处理,不好解释了,我猜想他们在发表之前,改变了试验目的,把针灸作为试验的检测试验之一,那么他们的试验结论是针刺无效,激光针也无效,所以对比对象是假结果。
如果不知道这个背景,表面上看起来没有问题,但我说这话的证据是作者在四年前申请科研基金时,和他们在试验结果揭晓之前,发表过一个基础方法文章,在这两篇文章当中,在政府注册的基金申请中,都没有提到要测验针刺疗法,都是以测试激光针为他们试验目的。
那么按照普通的医学伦理,国际通用标准,如果在数据揭晓以后,改试验目的和试验假设,再根据试验结果,重新拟定试验假设和得出试验结论,这篇文章这是不符合科研伦理道德的。最起码做这个试验后假设和试验后数据分析,要在自己的论文当中说明这不是原始假设。结果澳大利亚作者既没有说明又没有承认,显然是违反伦理道德的。因此我们跟美国医学会和杂志编辑部写信,杂志总编在接到信件后第二天就给我回信,非常重视我的来信,希望我给编辑部写信,编辑部会发表我们的评论信。
我在中医界把这个情况说明以后,写了一些文章介绍科研问题,我们很多科研人员,尤其跟中医有关的科研人员给编辑部写信,编辑部最后发表了我们一组作者来信,其中包括有几个资深中医师,信中明确提到了我上述说的问题。
目前中医科研的问题
我认为第一个问题,我们中医针灸界,过去对于临床试验研究并不重视,主要是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针灸研究界都是想公关,拿诺贝尔奖,搞发现经络实质,发现穴位实质,发现新的科学发现。而美国和西方更关心的是最基本的问题,到底有没有效和这个对照中有没有差别,是不是安慰剂;
第二个问题是在科研界,中医圈受过良好科研训练的人还是太少,我们发表了很多针灸有关的临床试验,可无论在科研的方法上、设计上,还有这个标准上,还达不到国际公认的评估标准;
第三个问题,过去我们经费不足,但现在没有这个问题了,所以我寄希望于不远的将来,中国科研界按照国际公认的科学评估方法,拿出更好的数据,向全世界证明中医的疗效,现在已经见到了一些曙光和苗头了。
举个例子,实际上针灸有效可以通过不同角度反复证明,而且科研数据非常重要,比如说针灸可以促进胃肠蠕动,赖斯顿在他的文章里就告诉大家了,后来很多人都有经验,同样的疾病症状,不但人有效,动物也有效,并且动物本身是没有安慰剂作用的。
最近(2016年)中国中医界有中医科学院刘保延研究员领衔的科研团队,通过严格的科学临床试验,最后证明针灸治疗慢性严重的便秘,真针灸确实比假针灸有效,也就是针灸不是安慰剂,这篇文章发表在国际权威医学期刊《内科学年鉴》上,在西方会产生一定影响,我觉得这仅仅是开始,而且这样的文章一定会越来越多,这对中医的发展,对针灸的发展是一个正面的促进。
针灸的未来,我认为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可能治疗的范围,治疗的疾病,能帮助的人,比我们想象得更广泛,美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就是事实。美国现在的情况,2007年统计有6.8%的成年人使用过针灸,而现在的情况下,大部分美国政府保险和老人保险还不支付针灸,如果一旦保险支付针灸,那估计针灸的病人和针灸师还可能增加一倍,整个西方也是这样,所以潜力还是很大的。但是针灸发展过程当中也遇到很多问题,早期是传播问题,后来是法律问题,现在是科学评估的问题,这每一个关卡如果过不去,都可能回到原点,我们现在面临的是如何过科学评估这一关。
我们现在由于临床试验当中,对照组认识的不同,安慰剂设计的问题和这个试验方法不一定适合于这个药物试验对照的方法,安慰剂对照不一定适合于针灸对照临床试验等等这些问题,造成针灸疗效的循证医学证据不足,限制临床医学指南接受针灸,在联邦保险接受针灸上我们也缺少更强有力的证据。现代社会毕竟是科学主导,如果过不了科学评估这关就很难被广大政府民众接受,特别是西方的管理机构和保险公司,这样的话针灸的发展也会受到限制。
对中国中医科研的希望
中国作为一个针灸大国,针灸发源地,应该起主导作用,这是无疑的。十几年前我回中国跟中医科学界交流的时候,大家最常提出的问题是经费不足,而现在公认已经不存在这个问题了,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不差钱,那么有这么多钱以后我们做什么样的科学研究?我个人建议不要好高骛远,要脚踏实地,回答临床最基本的问题,就是这个疗法是否有效,是否是无争议的有效,是不是能够经过严格的科学检验。
对于中药,第一是不是安全,是不是没有副作用,有副作用有哪些,然后再回答有哪些疗效,在具体推广当中除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还要采取一些技巧,我们应该吸取当年的经验教训,当年针灸一夜之间红遍西方,是因为借助了特定历史条件,那么有什么样的办法,能把中药在西方普及起来呢?中医在西方再热起来需要大家认真思考,需要科学研究,需要东方的智慧。
后记
在此篇文章发布前,我们又远程采访了李永明先生,对此次中国针灸团队的研究首登《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有什么看法——
李永明先生认为:中国针灸研究团队能把临床研究成果发表在世界一流的医学杂志上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反应了中国近年来中医药研究的进步和科研资金的充足。JAMA 杂志多年来发表的有关针灸的文章质疑多于肯定,这次发表的“一阴一阳”两文令人深思,反应了临床针灸科学研究的现状。说明用严格的科学方法证明针灸的临床疗效是可行的,引起了主流医学的重示,具有临床指导意义。有评论认为,美国因滥用止痛药已经造成了巨大的社会问题,针灸作为一种非药物疗法正面对一个难得的发展契机,科学研究会有助针灸进入主流医学。
还应注意,针灸的实用性、有效性及经济价值,可能会引发未来中国和美国关于知识产权的争议。美国近年兴起的神经刺激疗法“斯巴克”(SPARC)其实就是针灸疗法的变种,但研究和使用者在专利和研究报告中通常只字不提针灸。有意思的是,NIH补充整合健康中心主任在同刊JAMA的评论文章中,开头即引用纽约时报记者赖斯顿在北京的针灸故事,恰好道出了美国针灸的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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