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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浓眉大眼、气宇轩昂,一张国字脸上,写满了坚毅与平和,仿若一位身经百战、愈挫弥坚的将军,给予身边人莫名的安全感。
他,花费了十多年的心血,在我国构建了全世界都具有领先地位的流感监控网络系统。他以孜孜不倦的诉求与探索,攻破了一道道流感疫情防控的难关。他与他的团队每天要通过覆盖全国各地的400多家网络实验室和550多家前沿哨点医院对新发疫情进行监控,保卫着每一位老百姓的生命健康。
他,承载着一个民族的使命与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帮助非洲国家抗击埃博拉,提高当地的疫情防控能力,主动帮助培训他们的技术团队。他用他的实际行动传递着一个负责任大国、一个世界民族大团结的正能量。
近20年的从业经历,他从一名意气风发的青年,蜕变成了一个国家、民族公共卫生健康的“守卫者”。这些年来,他有过欢笑、有过自豪,也有挫折和失落、痛苦与迷茫。但他从未动摇他的初心——为祖国传染病防控事业添砖加瓦。
他就是舒跃龙,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副所长、世界卫生组织全球流感参比和研究合作中心主任,中国国家流感中心主任。
漫漫人生路,求索永无涯
1970年3月,舒跃龙出生在湖南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他没有显赫的背景,也没有家族从医的熏陶。一切在他看来,都是按部就班、循规蹈矩。“小时候,我的学习成绩还算不错,可是没有那么明确的理想和目标,只是抱着一个上大学、读研究生这样的心态去学习。我那时就是想按部就班地完成自己的学业。”聊起小时候的自己,舒跃龙微笑回忆着。
2010年10月,国家流感中心被世卫组织任命为第五个“全球流感参比和研究合作中心”
1992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原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招收了十名硕士研究生,舒跃龙有幸成为其中的一位。然而年少轻狂的他并不明白,走上这条道路意味着什么,他更不清楚前方还有很多艰难险阻在等待着他。舒跃龙经历了几年的学习之后,他逐渐地体会到了,作为一名疾病预防学者的艰辛和神圣,要想成为最出色的那一位,只有不停地努力进取。
1998年9月,获得博士学位后的舒跃龙仍不满足。毕业后他踏上远行的航班,开始了他的美国求学生涯。尽管当时出国留学要付出太多的努力,要克服在国内难以想象的困难,但他对自己说:“命运既然做出了选择,那么就要把它做好。”
在美国学习、工作期间,他深深地感受到美国在各方面的强大,他同大多数中国学生一样,日子平静而又充实,但是骨子里渴望求新,希望人生有所改变的舒跃龙不断地为自己寻找回国的机会。舒跃龙饱含深情地回忆道:“虽然美国的待遇很不错,科研环境也非常理想,但我还是要回国。因为我的‘根’在中国。所以我必须回去!”舒跃龙的一席肺腑之言,不禁让人肃然起敬。古人云,有志者,事竟成。2002年,他回到了培养他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
“也许真的是命运的安排。这里不仅是我曾经学习过的地方,有我非常熟悉的导师和同事;更重要的是,这里也是我国最好的医学病毒学研究所,而且在国际上也有一定的影响力。”命运的指针不由得让舒跃龙难以捉摸,然而他却从此确定了自己的人生发展方向。
临危受命,痛定思痛,他找到了自己奋斗的方向
归国后的头两年,带着一腔抱负的舒跃龙跟随着他的博士生导师中国工程院侯云德院士在病毒基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从事多病原监测研究工作。就在这段时期,舒跃龙亲眼目睹了那次举世瞩目的突发传染病疫情——SARS。
向国际专家介绍国家流感中心工作
SARS病毒,是由一种外形酷似皇冠的冠状病毒引起的重症呼吸综合症。发病早期的症状是高烧不退、咳嗽,之后逐渐进入呼吸衰竭,导致死亡。这场疫情对国人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造成了严重的影响,那时,医院人满为患、街道万人空巷、企事业单位停工停产、学校停课放假。据有关专家认为,这场疫情造成当年GDP至少下降了1%。一时间,口罩、消毒水成为了老百姓生活的必需品,全国陷入了一片恐惧之中。
对于刚归国不久的舒跃龙来说,整个疫情的过程,他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间。虽然当时他还只是一位旁观者,但是旁观者的视角更加独特,也能更加冷静的思考疫情来临时所存在的问题。
“我们在疫情的整个防控工作中有许多不足的地方,首当其冲的就是全国没有一个完善的传染病报告系统。如果没有这样的系统,我们将很难掌握传染病流行的过程。同时我们确实准备不足,可以说这是一场毫无准备的遭遇战,我们一上来就被SARS这个神秘的病毒打了个措手不及,甚至是狼狈不堪。在很长时间内我们无法确定病原,也就是说敌人长什么样我们都不知道,更谈不上如何去追踪,如何去控制,病原不能确定,我们就没有诊断试剂,没有诊断试剂就无法对这些有同样临床症状的病人进行诊断、治疗乃至隔离。这就使整个防控工作完全陷入了一种被动状态”;舒跃龙接着说道:“就这样这个神秘的敌人就在我们的眼鼻子底下肆意横行,从广东扩散到全国各地,甚至通过香港扩散到美国、加拿大等其他国家。我们也因此饱受世界责备,中国的经济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都受到了极大影响。我那时还是这个队伍中的一员新兵,刚刚从美国回来,这其中的一幕一幕都永远地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脑海里”。
通过这次严重的疫情,中国政府意识到建立一个传染病防控体系已迫在眉睫。SARS过后,人们如劫后余生,舒跃龙也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接过了中国国家流感中心主任的接力棒。流感病毒一直是人类的巨大威胁,历史上曾多次造成流感大流行,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大流行曾造成超过2500万人的死亡,超过了两次世界大战死亡总数。因此当他第一天当上流感中心主任的时候开始,要想打赢更为频繁的流感疫情就必须拿出新的应对“武器”,必须有一张可以在第一时间找到病原的监控网络,这就是舒跃龙和他的团队在今后的十多年里一直做的一件事,那就是建立覆盖全国的流感监测网络。
建立全国“流感监测网络”,与国际上技术最发达的国家同行
在舒跃龙接手之前,国家流感中心的规模捉襟见肘。不仅关键设备落后,专业人员也十分短缺,更重要的是当时的监测技术竟然还依赖于手工——把病毒的核酸的序列曝光在X光片上,然后逐个读取序列。这个过程大概需要一周左右的时间,才能得到几百个核苷酸序列。然而,流感病毒作为最“聪明”的病毒,它会不断地通过内部基因的变异,来躲避人类对它的“围追堵截”。因此,如此落后的技术手段对于监测如此狡猾的流感病毒来说,完全无能为力!
中国驻塞拉利昂固定P3实验室检测队
舒跃龙接手之后,面对着“一穷二白”的局面,建议政府尽快在全国搭建“流感监测网络”,作为传染病防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提议很快得到了各个方面全力支持与配合。
功夫不负有心人,短短两年时间“流感监控网络”便基本搭建成形。这个监控网络主要由两大类型的单位组成:第一是基于各级疾病预防控制部门的实验室;第二个则是城市、社区里面的医院。
“患者通过问诊进行登记,随后采集呼吸道样本,而采集的样本将被送往省、市级的流感实验室进行检测。对比之前落伍的监测方式,如今几个小时就可以完成所有检测步骤。”舒跃龙朴实的语言难以表达内心豁达的喜悦。
每当疫情警报响起,舒跃龙的心无疑都是沉重的。作为国家流感中心的主任,他肩负着国家流感疫情的防治研究工作,也担负着将中国流感防治技术提升到国际先进水平的重任。
2005年,正当舒跃龙认为他搭建的流感监测网络逐渐成形时,湖南省爆发了一例疑似H5N1禽流感感染病例,这是对他建立的整个应对机制进行的第一次“大考”。
“这个病例的确诊工作是非常曲折的。因为我国之前没有此类病例报告。在经过实验室检测、确认和仔细调查后,我们发现此次病毒的感染来源与当地的禽类动物有关,病人则是通过和禽类的接触所导致的。”舒跃龙介绍道。
2015年,中国驻塞拉利昂固定P3实验室检测队队长舒跃龙培训塞拉利昂实验室技术人员
第一时间,舒跃龙兴奋地将这个发现通报给世界卫生组织,并提醒全球进行预警防控。然而,对方的反应却让他终生难忘。世界卫生组织并没有立即公布消息,而是派出包括美国疾控中心流感中心主任在内的多位专家来到中国,对中国国家流感中心得出的结论进行评估。这件事深深地刺痛了舒跃龙。
“他们派出专家组来到中国,明显对我们的技术是质疑的。这件事在我的职业生涯里是感触最深的。当时,我就下定决心,有朝一日我们一定要和他们平起平坐,一定要在技术上赶上对方,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他们。”虽然这件事已过去十多年了,至今舒跃龙回忆起来仍然激动不已。
国际同行的不信任,反而给予舒跃龙更大的精神动力。这也迫使他进一步完善整个流感监测网络,对实验室的整体技术进行改进,细化每一个技术细节。经过几年的努力,舒跃龙带领着他的团队在人才培养、硬件设备以及技术平台等各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
多年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舒跃龙带领他的团队一起,在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政府的支持下,同全国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同道不懈努力,建立了一个覆盖全国所有地级市包括400多个实验室、550多家哨点医院的全国流感防控监测网络。也就是说,在全国任何一个中等城市都有该监测网络的实验室和医院对流感病毒的活动和变化进行监控。这是目前为止全球规模最大、覆盖最广的传染病病原防控网络,可谓举世瞩目。
这一监测网络的建立,为我国的流感防控和流感大流行应对工作提供了一个强大的技术支撑。2009年当源自墨西哥的甲型H1N1流感还没有传入我国时,舒跃龙带领团队经过60个小时日夜不懈的努力,研发成功世界上首个最好的甲流诊断试剂。而正是这个监控网络的建立和成熟,无论是从第一例病例的发现,还是到整个疫情的防控,全国流感监测网络帮助中国政府从容而又自信地成功应对了21世纪的第一次流感大流行。 2013年上海等地突然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例时,在短短一个星期的时间内确定其病原是一种新型重配H7N9禽流感病毒。国际同行对舒跃龙团队的工作高度肯定,美国疾控中心流感中心主任Nancy J. Cox博士等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评述,祝贺中国此次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明确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病原,并高度肯定了此工作对全球公共卫生的重要意义,认为病原的快速确认为全球应对这种新发传染病赢得了时间。“这是我职业生涯最为得意的一件事”,舒跃龙不无自豪地说到,“国际顶尖学术期刊《自然》杂志发表评述,认为中国具有同美国一样的发现新病原的能力,我们终于同世界上技术最发达的国家站到了同一水平上”。 中国国家流感中心也终于在2009年通过了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组的评估,成为全球第五个、发展中国家首个世界卫生组织全球流感参比和研究合作中心。
全球流感参比和研究合作中心是全球流感监测网络和疫情防控的核心技术部门,也是全球流感防控技术领导者。在中国加入之前,领导该领域的分别是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英国国立医学研究所、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传染病研究所和日本国立传染病研究所。
立足于长远,良好的工作团队是最坚实的资本
俗话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国家流感中心工作开展的成败,关键在于领头人,作为团队领头人的舒跃龙,不仅要专注本职工作,还要考虑到整个团队的管理与发展。
舒跃龙指导研究生
舒跃龙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非常庆幸能够拥有如此优秀的工作团队。没有他们的支持,流感中心就不会有今天的成绩。”在他看来,这支常年战斗在流感疫情防控第一线的年轻团队,是一支凝聚力强、具有创新精神的团队,这是取得所有成绩的基础。
舒跃龙感激地说道,“当我接手流感中心时,我印象深刻的是这里有着很浓的文化传承。低调的行事风格,埋头苦干的工作精神是值得我们所有人学习的,这也是多年来流感中心积淀下来的宝贵财富。”事实上,的确如此。有事大家研究,有困难大家一起担当,有任务大家拼命去完成。这样和谐的工作风气在整个团队已蔚然成风。
舒跃龙笑着说道:“管理一支团队的重点,是要听得进去别人的意见。哪怕最后事实证明他的意见是错的,在一开始的时候也要给他一个表达的机会。要尊重别人的意见,特别是跟你的想法不一样的意见,因为这种意见往往对你的帮助更大。”
在舒跃龙倡导的低调行事风格和埋头苦干工作精神的指引下,一支专业化、年轻化、职业化的研究团队也在他的领导下逐渐成型。在未来的工作中,他希望这个团队在国际上越来越有影响力,能为我国和世界的流感防控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由于常年与变化多端的病毒所造成的重大疫情打交道,迫使他每天都会第一个上班,最后一个离开。巨大的工作强度及心理压力,甚至让人很难把他的外貌和年龄联系起来。
国家流感中心团队
舒跃龙严肃地说道:“我觉得传染病防控工作最大的特点就是时间不由你,可以简单形容我们这一行就是‘救火队员’,疫情的发生由不得任何人来安排。”
2014年,恐怖死神埃博拉病毒在西非多国流行,世界卫生组织随后宣布为全球关注的公共卫生事件,对全球造成极大威胁。中国政府随即派出多批队伍远赴非洲,帮助非洲国家抗击埃博拉。舒跃龙就是其中一支队伍的队长。
“2015年初,我负责带着队伍过去,从技术层面方面我们可以说没有任何的顾虑。我完全相信我们的队伍。唯一让我担心的就是去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家——文化、饮食、生活方式等等。这支队伍里面没有人去过塞拉利昂。”
在西非三个多月的时间里,舒跃龙和他的团队每天冒着生命危险,对采集到的每一个疑似埃博拉病例的临床标本进行检测,并将结果及时反馈给医院,指导医生的临床治疗。在完成检测任务的同时,舒跃龙凭着自己的学识和经验,多次建议应该把最先进的防控技术传授给非洲人民,因此他不仅带领团队在塞拉利昂建立西非第一个埃博拉病毒深度序列测定平台,为疫情防控提供了更先进的武器;而且他秉承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理念,帮助非洲国家建立自己的防控体系。
“我们应该帮助非洲国家,建立起属于他们自己的防控体系。我在非洲的时候,就秉承着这个信念——主动给他们培训技术人员;给他们的技术人员上课;把他们的技术人员请到我们的实验室来,手把手的培训他们。因为传染病是没有国界的,帮助这些非洲国家防控好了埃博拉等传染病疫情,也间接保护了我们自己的国家,以及全世界的所有公民。”舒跃龙欣慰地说道。
成功分离出我国内地第一株甲型H1N1病毒并完成全基因组序列测定
舒跃龙深情地说道:“如今我们仍然无法准确的预测病毒会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出现。有些可能是我们所熟悉的,有些则与它从未谋面。换句话来说,在人类文明不断进展的过程中,其实也是与传染病不断斗争的过程。我们就是一支时刻准备与之抗争的‘部队’——无论它在哪出现,我们都会第一时间把它扑灭。只要我们人类有发展的一天,我们就一定要做好与传染病不断作斗争的准备。”
这就是舒跃龙,一位低调务实的传染病预防控制工作者;一位时刻保持清醒,希望在有限的时间里潜心钻研学问,与国际同行携手同行的学者;一位大公无私,为了我国乃至全世界疾病预防事业奉献心血的普通中国人。
人物简介
舒跃龙,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国家流感中心主任,全球流感参比和研究合作中心主任,国际流感防控研究领域知名专家,主要从事流感防控技术研究。建立了全球最大最好的流感防控网络,在Science、Nature等主流国际学术期刊共发表SCI论文150余篇。相关研究成果曾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及多项省部级奖。入选国家“万人计划”首批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和2014年度科技创新人物。曾被授予“全国卫生应急先进个人”和“全国医药卫生系统先进个人”。
资料来源:《中华英才》2016.07.16 第14期;作者:张雨晨 王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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