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历了三次高考。第一次是1973年，那是一次特殊的“高考”。

自1965年“文革”前的最后一次高考后，1966年到1972年，中国严格意义上的“高考”制度已经停摆了6年。

1971年，“推荐和选拔工农兵上大学”的制度开始实施，全国高校开始大规模招收工农兵学员，以“推荐”为主，不需要考试。

1973年，复出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批转了国务院文教组《关于高等学校1973年招生工作的意见》，提出要选拔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农兵入学，包括“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坚持群众评议和群众推荐，在政治条件合格的基础上，重视文化程度，进行文化考查，了解被推荐对象掌握基础知识的状况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记得当年工农兵上大学的流程是：个人报名，群众评选，组织推荐，获得考试资格，参加省区统考，排列分数，院校选择，组织决定，服从安排。文化考查主要是语文、数学和理化三门功课，由地、市命题，县（市）主持，采取开卷形式。

我那年18岁，刚当工人一年多，怀着试一试的心理报了名。没想到，单位审查并不严格，也可能由于工厂没什么人报名，竟然意外地被推荐参加考试。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能够获得大学考试资格，当时的心情自然是无比兴奋。记得考试题目并不太难，因为上面要求达到初中文化程度即可，决不像现在这样折磨学生。那次考试的地点在应山县第四中学（现广水市第二高级中学），但考试之后就看到《人民日报》的文章，头版头条刊登了张铁生的信，还加了一段编者按：

“七月十九日，《辽宁日报》以《一封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一位下乡知识青年的信，并为此加了编者按。这封信提出的教育战线上的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中的重要问题，确实发人深思。”

没多久，《红旗》杂志再次转载了这封信，这一次，直接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观点：称考大学搞文化考试是“旧高考制度的复辟”，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扑”。

文化考试几天后，我作为诗坛新秀到县招待所学习，打开房间的抽屉，见一大卷数学考试试卷丢弃在里面，我当时就知道张铁生的举动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当然，我考的并不理想，资格（两年以上实践经验）也不够，名落孙山在意料之中。

现在想起来，我们的考试为什么比辽宁晚了一个多月？究竟是我的记忆力误差，还是因为各地落实文件的过程不同，“高考”时间确实有早有晚？总之，那时的一位学兄——下乡知青张林川，属于超过两年的青年农民，据说湖北大学的监考老师当场就看中了他，从此走上了治学之路。

遗憾的是，张林川于2004年7月18日去世，享年52岁。我从网上看到熊宗荣（他的同学，曾任广水市委宣传部长13年）的文章：“魂兮归来——回忆好友张林川教授”，还有他的学生的文章（周春健. 斯人已去 风范常存——记湖北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张林川. 出版科学，2005,(1)：73-76），才详细得知他的不可多得的学术成就和道德人格。大约1981年秋，正在武汉上大学的仇非和我去协和医院看望他，他那时已经是肝硬化腹水住院（似乎女朋友还是新婚妻子照应），随后以重病之体开启了人生的学术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