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学校在安医学体系的形成与壮大

学校搬迁到安顺时规模非常有限，到抗战结束军医学校迁往上海的七年间，军医学校发展成为一所兼具教学、科研、制药、教学医院、生药基地等体系完备实力雄厚的综合性医学大学。

1、完善的医学教学体系

将张丽安著《张建与军医学校》中主持学校建设的工程师张元春回忆军医学校时描绘的《武当山实验室校园图》《军医学校安顺北门校舍位置图》《广东军医学校位置图》与学校初期选址安顺时的规划比较，可以看出，学校迁到安顺几年后，其规模远远超出预期。学校后期的规模是：以学校本部北大营为主，在北大营东南侧的武当山上设立了基本化学系、药用植物苗圃、解剖学系、物理学系、药理学系、病理学系、寄生虫学系、生物化学系、陆军营养研究所、生药学系、检验学系、药剂学系，在西侧的小梅山麓（按照《张建与军医学校》书中图片及描述，经实地调查，野猫井周边无小梅山山名及地名，从图片上看，应在西王山西北一带）设立药品制造研究所、制药化学系，在老城北门通往学校总部大路西北侧设立了血清疫苗制造研究所、细菌学系（今天北门的化肥厂小区带），东北侧设立了陆军营养研究所、生物化学系（气象局一带），老城东门外孔庙（今天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普定县文庙）周边设立牙科、护理班、教学医院，在城墙东北角外、转角（今天的干休所一带）设立器材总库。校本部主要为学校办公室、食堂、主教学楼、学生宿舍及其学校开展体育活动的主要场所。由此可知军医学校搬到安顺几年后，其规模超出初期规划已不知几许。

学校教学结合中西兼及时局开展，用儒家的智、仁、勇武装师生的头脑，要求学生“知礼守法、好学力行”，坚定“抗战必胜”信念，用西方教学模式教授西医医学，使学生在思想和医学专业上都得到全面锻炼。学校围绕 “作新军医者来”“力求学术的抬头”的办学思想，以开放的形式办学：采取与其他医学院校交换教授增强学校教学质量，选派优秀学生到国内外医学院校进修培训、以便快速提高学生医学技能，邀请国际有名医学专家（如重庆中英科学合作所主任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及英国著名抗生素专家桑德斯博士来样讲座，桑德斯博士来校教授新发明的青微素后向军医学校赠送了青微素菌种，使血清疫苗制造研究所能在国内较早地开展培养青微素的研究生产。）到校讲学、扩大学生教师的知识面，选聘教师不分党派宗教信仰、只认能力，学校官长放下架子与地方官长士绅共商共建学校、扩大建设教学医院，鼓励学生成立参与学术文娱团体“做到科学的头脑和艺术的修养相结合”等。这些办学方式的使用，快速有效地促进了学校的发展。

军医学校安顺位置示意图（图片来源于《张建与军医学校》）

2、雄厚的师资力量

西医虽在明末清初就随基督教传教士来到了中国，但直至民国时期，中国的西医仍处于人员不足、药物紧缺、技术落后的状况。军医学校在迁到安顺之前，其师资及技术水平仍很薄弱，迁到安顺后，学校很快网络了一大批全国顶级的医学专家来校从事医学教学、医药研究工作，很快把军医学校综合水平提升至当时全国实力较强的位置。

军医学校在安顺时的师资情况大致是：全校教务人员包括主任教官、副教官、助教、佐理员计有300余人，常年在校任教获得留欧美医学博士资格的教授专家有25人之多，而留学欧美、日本的医学人才也常在20多人以上，其余也大多为当时国内有名的医学院校如同济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医科、华西大学、浙江大学、河北医学院、湘雅医学院等毕业的高才生，学校还聘有数名国内知名医学专家学者及部分外籍教授（如德籍包若兰女士）。当时国际医学界就已有名的李振翩（1949年以交换中美学者的名义去美国，他的最大成就是与美国同行培育出了一株无毒1型脊髓灰质炎病毒，为全世界预防脊髓灰炎[小儿麻痹症]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校主持血清疫苗研究所工作；国内最有名的内科专家，有“南杨北张”之称的杨济时和张静吾教授也先后执教军医学校，张静吾并兼任军医学校附属医院院长；后来获得中国人民解放军副军级，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口腔科教授，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理事，多次荣立军委三等功，终生享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特殊津贴的陈约翰教授在校任教直至1946年学校迁走。当时在校执教过的专家学者如国内有名的生物化学专家万昕、病理学专家孔锡鲲、解剖学专家张岩马仲魁、外科专家梁舒文等等不胜枚举。“心电图”一词最早就随这些医学博士、教授传到了安顺。

对于学校人才情况，当时安顺士绅黄尧丞称赞说：“贵校人才济济，气度非凡，去年我参加校庆时，曾计算内有十八个留美博士教授，真是战时罕有学府，我们贵州大学亦不能望其项背。” 某军董叔明将军也说“我们安顺交通闭塞，文化落后，从未见过如贵校学者专家之多，真是猛将如云，谋臣如雨！” 而迁到镇宁办学的江西中正医学院长王子玕博士则赞叹军医学校为“人才济济第一，设备完善第一，管理严格第一。”

1944年拍摄于安顺文庙大成殿前的医科33期毕业生

3、药品研制生产成果显著

为满足战区和后方对药品的需要，改变西药主要依赖进口的现状，军医学校克服困难，在安顺开展药物植物栽培、药品研究和生产：1941年至1946年的几年间，学校研制、生产了大量的高品质药物，如伤寒菌苗、霍乱菌苗、牛痘苗和一些诊断及治疗用的菌液及血清；1944年，学校在英国抗生素专家桑德斯博士赠给的青微素（即青霉素）菌种的基础上，培养、生产青微素菌投入医用，这在国内都是最为先进的。一般性的药品生产研究则有：葡萄糖生理食盐水及20ml-50％葡萄糖的注射液；小针剂普鲁卡因、依米丁、阿托品、奎宁、士的宁、氯化钙、葡萄糖酸钙等30多种；酊膏片剂有蓖麻油、薄荷油、除虱菊散，后来生产酊剂、合剂、糖浆剂、粉散剂、软膏等50余种，其中樟脑酊、碘酊、布朗合剂、甘草片氧化锌软膏等在军中和民间皆有口碑；化学药品部重要产品有咖啡因、白降汞、黄降汞、鞣酸蛋白、升华硫、药用淀粉、活性灰、无水酒精等四十余种。这些药物的研制、生产，有力地支持了抗战前线，改善了后方民众的紧张需求；更是加速推进了西药“民族化”与“本土化”的进程。

右下角为建于小梅山麓的药品制造研究所（图片来源于《张建与军医学校》）

4、军医学校在安培养的医用人员

军医学校在安顺培养的医用人员，现在已难以统计。据有关资料显示，当时学校的学员经常在一千几百人；而学校的医科、药科（药科又分本科、专科、药剂科）、牙科、护理、专科部（分医科专科和药科专科）等在安顺培养的人员情况是：药科（本专）在安顺毕业的学生有95名，专科毕业人数116名，药剂人员46名，牙科二、三期共毕业生17人，高级护理班四期毕业29名，医专在安顺毕业人数难以统计（在安顺及搬迁上海后共培养了近700名）。而据丁武光先生著《安顺名校志》（二）——中央军医学校所载：“军医学校迁办安顺后第二年开始招生，到1945年共招新生5届，毕业学生5届，医科毕业500余人，药科毕业150人。”后来学校受国民党中央军医训练团之托，在安顺举办了一期女生教官训练班，人数不详。1942年以后由于军医学校办学质量高，国民党中央教育部又将之作为国内一些医学院校培养助教及医师进修的基地，而究竟培养了多少助教和培训了多少医师，人数更难统计。确切讲，上述信息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军医学校在安培养的医用人员未能获得毕业证、但又有一定医学技能的学生未能统计到。当时学校采用的是英美德日的医学教学考核方式，对毕业生的专业知识要求特别严格，加上授课老师常常夹杂中、英、德文教学，学生能听懂学并最终通过考试获得毕业证的人数常常不足入学人数的一半。如医科31期进校时有80余名，毕业时不到44名，而有4名还是上期留级下来的，32期入学时有120名，毕业时只有43名，而10多名是从上期留级下来的。这些淘汰下来的学生所掌握医学知识，一定程度也在服务社会。

在安顺军医学校毕业的学生，后来十数名成为两岸乃至国际药学界卓有建树的人物，如21期的仇士杰，22期张紫洞、张继宗、23期谭增毅、贾承武，24期楼之岑、黎汉德，25期韦思琪、苏中武，27期胡长鸿，28期曾德惠，29期原毅，32期奚念朱等在医学界都享有很大声誉。而楼之岑则是中国最有成就的生药学家，曾作中国药学会理事长，北京医科大学药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在国内外皆享有盛誉。

5、学术成果丰硕

军医学校的办学思想为“作新军医者来”“力求学术的抬头”，在此精神的激励下，师生们忘我地工作学习，他们撰写了大量的学术著作，编辑出版了反映学校新成果、新动态的刊物。如《安顺市上四种柴胡的比较》《石蒜的生药学之研究》《影响紫花曼陀萝生物碱含量的因子》等先后发表在《药学季刊》与《科学》等杂志上。1942年编辑出版《药学季刊》，介绍药学的发展情况。1943年，在李振翩的主持下，学校编写出版了《应用免疫学》，这是我国第一本有关免疫学的专著。学校还与贵州报社联合举办《药学顾问》进行医学科普宣传。军医学校当时编辑出版过的医学专业书籍还有《卫生勤务学》《邱氏内科学》《机械人生》《人体系统解剖学》《军队（野战）外科学》《皮肤病学》《司药必携》《军医必携》。学校的《协进季刊》最早将美国在日本投下原子弹一事进行了报道，而《司药必携》《军医必携》则解决了当时军队最为紧缺的医学手册，这在当时是相当了不起的。学校当时撰写过的医学论文还有《国药成分之研究》《使君子之研究》《贵州产金钗石斛之研究》《贵州水果蔬菜维生素C之测定》《中华药典无机药物鉴识法之评论》等。

军医学校毕业生留校助教合影于安顺东门坡附属医院门前（图片来源于《张建与军医学校》）

 资料来源：《文化安顺》 2021年第12期（总60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