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郭娜，王庆奖，原一川. 悟道与逻辑，气与原子——李约瑟之谜与中西文化之别. 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3（4）：30-34

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学术界围绕李约瑟之谜“为什么近代科学出现于西方而非中国”展开了热烈讨论。这些研究大都关注中西社会、经济、制度等方面的不同，忽视了思想文化对科学发展的影响。哲学作为孕育科学胚胎的母体，对科学的研究起指导作用。恩格斯认为不管自然科学家有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得受哲学的支配。因此从哲学中找寻其影响科学的因素具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

一、问题缘起

中外学者都在试图回答李约瑟提出的问题。有的从社会文化制度的不同，比如李建珊的《“李约瑟问题”的多视角解读》；[1]有的则从思维模式的不同过渡到了地理地缘的角度，陈晓平在《冯友兰与李约瑟问题》一文中指出，冯友兰对于“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的回答，由思维模式的差异最终归结于地理环境的不同是合理的，是外史论和内史论的结合；[2]有的从历史的角度出发，陆锵鸣论述了教育、机器、政府、工商业、基督教、数学等因素对于西方科技发展的促进作用，认为科技的发展是一种综合的社会现象。[3]熊秉元等人采用文献统计的方法，画出了历代科技知识比例的变化趋势，认为这些数据呼应了单一权威制度的假说，中国科技发展的落后是制度使然。[4]李约瑟本人也试图寻找针对自己问题的答案，在他看来，应从经济基础与政治制度方面着手：“农业社会与农民对土地的依附、大型水利工程的兴建及作用、中央集权政治、非世袭的文官制度、缓慢的生活节奏、重要资源的国有化、商人的地位、知识分子的角色等”都是可能的答案。[5]针对李约瑟的问题，中国学者在 2017 年第 4 期《古代文明》的“本刊寄语”中总结出，这些成果指向以下几个原因，即“亚细亚官僚制度、现代科学与古代中世纪科学的本质区别、中西自然法观念差异及有机论与机械论世界观差异。”[6]

解李约瑟之谜，需要探究西方科学本身。爱因斯坦曾说过西方科学是两种东西的混合，即希腊的逻辑体系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实验。[7]（P187）本文从哲学的视角出发，就这两方面对中西文化的差异进行了讨论。首先与希腊逻辑体系相对照的中国思维模式，是道家的悟道。通过对二者的比较，有助于回答李约瑟问题。其次，对于爱因斯坦所提出的实验，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实验出现在西方而非中国？其实科学家在实验室里做实验，就是一个不断拷问大自然的过程。不论是化学上对事物的分解与复合、还是物理上用显微镜（或望远镜等）对事物更细致地观察与探索，都体现了西方看待事物的方式。我们所熟知的化学元素的原子论和物理学中力学的永久粒子，追根溯源到哲学，影响它们的则是古希腊的原子论哲学。这样推论起来，本文比较古希腊原子论和中国古代“气”的思想是有依据的。

二、悟道与逻辑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祖辈们在生产活动和学习中都讲究一个“悟”字，即不论干什么事情都需要用心体会和直观体验，在此基础上洞察事物的本质和事物发展的规律。古代所产生的这种认知机制与西方的逻辑思维有着很大的差别。我们讲究体悟，首先要会“意”，然而“意”又是一种用言语难以表达的思想。《易传》中曾说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8]（P599）那么怎样才能会“意”呢？《易传》中接着说道，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8]（P599）“象”指表象、现象，即事物在发展、变化中所表现的外部形式。学习者首先通过观察“象”来明白“意”，接着就需要亲身体验了。

然而体悟的过程并不简单，体悟者需不断地尝试与纠错，其间要经历困惑与苦恼，有时也没有什么可见的阶段性成果。这看似无规律可循，但其实每一次的尝试与纠错都加深了体悟者的认知。这样不断地进行下去，最终会豁然开朗，从中领会到一般规律与哲理，即所谓的“道”。中国古代一些技术含量较高的活动，都需要经历这样一个过程。也因此在古代，这些基于直接经验的应用技术会领先西方，同时也在日常生活中产生了许多工匠，他们以其精湛的技艺为生活的图景定下了底色。这些手艺人凭借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与钻研在行业内成为佼佼者，如《庄子》的《内篇·养生主》中记载的庖丁解牛的故事。“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向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9]（P64）可见厨师分解牛的技术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从一开始的亲眼所见和心领神会、到最后对牛体结构的了然于胸，这其中体现了技艺的不断进步。厨师依照牛的天然结构去解剖，不触碰到经络集聚的部位和骨肉紧密连接的地方，用薄薄的刀刃穿梭于有空隙的骨节和组织部位之间，对于刀刃的运转和回旋游刃有余；每当遇上骨节聚结交错之处，丝毫不敢大意，动作轻微谨慎，最终牛体全部被分解开来。而进刀时的声音无不像美妙的音乐旋律，符合桑林舞曲的节奏，又合于经首乐曲的乐律。这便是一个悟道的过程，正如庖丁所说：“臣之所好者道也，近乎技矣。”[9]（P65）

然而真正能达到庖丁这样高超技艺的人毕竟是少数，因为悟道的过程十分艰难，需要不断地琢磨与坚持。人们经过无数次的体验去感悟，没有明确的指引，这便限制了很多人去发展提升。它不像西方物理、数学上所规定的定理、公式那样明确，人们可以根据它们去推断、分析、证明。也因此这种基于实践的体悟阻碍了以后科技的发展。

我们都知道在数学、物理等学科中有许多定义，而这也是各门学科进行一系列证明的直接前提。西方的这种逻辑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是古希腊第一个研究概念定义的思想家，他研究了怎样做出定义、什么是定义等问题。他的定义方式是从具体的事物出发上升为普遍的概念，在这其中便应用到了归纳的方法。概念定义和归纳方法，二者都对科学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是科学研究的出发点和前提。苏格拉底主要探究的是实质定义，即旨在研究事物的本质，这是科学中研究定义最普遍的一种方式，是我们寻求知识的一种手段。苏格拉底虽没有建立明确理论，但其逻辑思想为亚里士多德逻辑学说的建立起到了关键作用。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注意到有说服力的论点均具有特定的形状或结构。当他开始研究这些结构时，逻辑学就诞生了，他把这些结构称为三段论。[10]（P29）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可以分为“辩证的三段论，修辞的三段论和证明的三段论。”[11]（P279）科学知识的“证明三段论”以最初的真实原理为前提进行研究建构，因此可称为科学的三段论。科学知识都是证明的知识。然而在证明之前必须有前提，它们必须是真实的，是证明的本原。在前提之前是不能有其他前提的，当然前提是不需要证明的。亚里士多德将证明的本原区分为以下几种：第一是公理，包括各个学科共有的和每门学科特有的公理，比如“排中律”和“不矛盾律”这些共同的规则；而数学中“平行线永不相交”、“勾股定理”以及“两点之间直线最短”等，就是学科所特有的公理。第二便是各个学科中不需要证明的定义，如平行四边形、圆、三角形等的定义，和以定义为基础，衍生出一系列的定理和科学知识。最后便是假设，在一定的时候，假设被有根据的应用，做出证明和推论，因此它们并不虚假，具有科学价值。定义、证明和过程中所运用的逻辑方法，作为修筑科学殿堂的基石，深远地影响了科学知识的获取、建构以及科学的发展。正如王克喜在《论逻辑与文化》一文中说道：“逻辑是一种文化现象”，各民族的逻辑类型对其科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2]

相比较古希腊的定义、公理等，我国传统技术活动则是以实践中形成的直观体验为基础。长期积累的技术知识以隐形的形式积淀于工匠个体之中。师徒之间通过言传身教将本领得以传授。基于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的形式，有时候身教胜于言教。在这个体验的过程中工匠师父们不断地雕琢产品、改善工艺，享受着产品在双手中不断升华的过程。在师父们传授手艺的同时，也传递了一种坚持不懈、专注耐心的精神，这种精神的培养依靠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和行为感染，这恰恰是现代大工业中机器生产和流水线作业所无法承载的。但是近代的科学技术发展不再局限于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层次上，科学技术活动也不再是由单一个体用简单工具去亲身实践、慢慢感悟就可以。因而中国的科学持续停留在经验阶段，而未上升到理论。相反，作为西方哲学源头的古希腊思想，则体现了科学产生和发展中的逻辑思维、证明定义等要素。其中影响现代科学发展的最重要成果——电脑，它的编程就是依赖逻辑思维而完成的。这种程序化的思想与道家的体悟是完全不同的。

三、“气”与原子

“气”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重要的概念，是中国古人逐渐从长期的生活实践活动中抽象出来的，并且用它建立了一幅整体的、连续的自然图像。“气”所具有的性质和作用，体现了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而这与西方古希腊的原子论自然图像有着根本的差异。

提到“气”，中国的许多词语中都含有它，比如：气体、天气、节气、怒气、生气、盛气、义气、气味、出气、吸气、风气等，还有我们经常会听到“争一口气”，“人活着就为了一口气”等话语。可见“气”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内涵。杨清澄就《说文解字》中的“气”进行了详细的分类，包括单独作名词时的四种情况以及复合词中的五种情况。[13]

“气”在甲骨文中就有出现，直到《国语》、《左传》中出现了大量的名词“气”字。《说文》中说道“：气，云气也，象形。”[14]（P7）古人用“气”概括了烟、云、雾这些物质形象的状态特征，即朦胧渺茫、飘忽不定，认为宇宙万物的基本物质是“气”。《管子》中有“气，道乃生，生乃思，思乃知，知乃止矣”。[15]（P245）然而德谟克利特认为万物的本原是原子和虚空。他认为我们对世界的感知是不同原子与我们的感觉器官碰撞的结果。[16]（P83）他所说的原子是不可再分割、最小的微粒，内部没有空隙，是个充满的、坚实的东西；我们感觉不到它、看不见它，也摸不着它，它的数目又是无限多。

与之相反，虚空并不是指空气而是内部空无一物，为原子的运动提供了场所。因此它是一个空间，为原子的运动提供了可能性，原子在其内部的结合与分离产生了自然界的万物。

“气”作为宇宙万物基本成分的宇宙本体，以连续无间、精微无形的状态存在。《管子·内业》中说“灵气在心，一来一逝，其细无内，其大无外”。[15]（P254）意思是说“气”可大可小，它的小可以说其小无内，它的大可以说其大无外，大到无边无际，可见“气”是无形的，我们是观察不到的。聚而生成有形之物则显，散而归于太虚则隐，通过聚和散的两种形式实现了“气”与万物之间的转化。可是具体是怎样转化的，条件是什么，过程是怎样的，对于这些古人并没有进行深入细致地分析。“气”在中国古人的眼里是一个整体的、连续的、模糊的概念。这也就决定了人们习惯用综合的、连续的观点去看待事物的方式。然而西方却是以一种分析、不断分解事物的方式看世界，其中最显著的便是化学上的原子、生物当中的细胞以及物理中的粒子。化学中对物质的探索则是通过实验进行分解与复合，形成了“原子-分子-物质”的构成模式；不止如此，对于原子的结构也进行了研究，比如原子的能层、能级、能量等。化学中原子理论的发展经历了“古希腊的原子论——道尔顿原子模型——门捷列夫第一张元素周期表——汤姆生原子模型——卢瑟福原子模型——玻尔原子模型——电子云模型”的过程。邬焜认为，经过化学元素原子论和力学粒子的层层解读，古希腊原子论哲学演变成近代实体论观念、进化为相应的科学图景。[17]由此可见，古希腊的原子理论对科学的发展，人们看待事物的方式都有很大的影响，不断促进各学科去探究物质的本质与结构。正是在这种精神的引导之下，近代科学开始了宇宙的探索，现代科学开始寻求对微观世界和超微观世界的解释。

相反，中国古代在“气”所反映的非粒子性、连续性和整体性特征的影响下，形成了不同于西方的认识系统。我们并没有去分析其本质与结构，却对这一模糊的概念进行了广泛的运用。从天气、节气到生气、怒气，再到气氛、风气等这些词语，我们发现不是光听别人说、或是仅仅观察，就能体会它们真正的意思，更多的时候，需要我们去体验和感悟。生活中天气的晴、暖、冷和热，需要我们去感受；一个人有没有生气，需要我们去感受；气氛的活跃与阴沉，也需要我们去感受。古人认为“气”是构成自然万物的基本质料，自然界中引起物体运动变化的是物体之间的相互感应，而且认为感应的传递是以“气”为中介的。这种看法也影响了古代的科学认识活动。东汉王充认为，玳瑁吸引芥籽、磁石吸引钢针，是因为彼此具有相同气性、能够相互感应；如果其他的物体与玳瑁和磁石的气性不同，则不会发生这种作用。袁运开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从东汉王充、东晋郭璞、北宋陈显微和俞琰，再到明末刘献廷，都是用“气”对磁性这一现象进行了解释。[18]

德谟克里特认为，磁石之所以能够吸铁，是因为它们具有相似的原子。磁石的原子活动能力强，虚空多；而铁原子空隙小，一紧一松相互移动产生了磁石吸铁的现象。由此可以看出，古希腊和中国古代分别用原子和“气”对物理现象进行了解释，可见这二者对各自科学的发展都产生了影响。

古希腊原子论形成了原子和虚空的自然观，中国古人以“气”为基础，建立了整体的、连续的宇宙图像。“气”的这种模糊性、整体性，成为了阻碍科学进入实验阶段的一个屏障，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模式朝着连续的、综合的方向发展。相反，由古希腊原子论引发的对物质本质的探索，则形成了西方分析的思维模式，最终促进近代科学进入实验阶段，去不断的分解物质、探索微观世界。

结语

哲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社会文明的象征和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作为孕育科学胚胎的母体，对于科技的发展具有不可磨灭的作用。从古希腊的哲人到古华夏的圣贤，无不提出了颇富哲学魅力的学说，凝结了欧亚大陆东西两端古代文明和科学幼芽的精髓，因此从哲学中探寻影响科学的因素具有重要意义。古希腊的逻辑思想和中国古代的悟道思想，不仅是在古代，直到今天对于各自地区的发展，都影响深远。“气”与原子这两种不同的自然观，也决定了中西两种文化在思维方式、认识方法等方面存在着差异。科技，是贯穿人类文明史，特别是近现代文明史的强大动力。研究哲学对它的引导作用，不仅是对以前中西科技发展的不同做出了解释，而且对于今天和以后科技发展的导向都具有一定意义。尽管近代科学知识体系诞生在西方，可是科技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全球问题，比如自然环境的恶化。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不如回过头来看道家所追求的顺应自然、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思想。我们无法分辨不同哲学思想的好与坏，只不过它们适应于人类发展的不同阶段，需要人类不断的探索。